沦陷后的电影业吞并

据后来成为电影史学家的日本军人辻久一记述,他跟随川喜多长政在1941年12月8日与日军一起进入租界,并“拜访”了上海的私营影业老板,(72) 从此可以毫无忌惮地将势力范围扩大到原租界地带,也正式开始了对上海电影业的侵占和改造。

由于“中华”公司一向垄断沦陷地区的发行放映渠道,最先被日军占有的是原租界的电影院。所有外资电影院被作为敌产接收,其余“皇后、沪光、国联、西海、光华、大上海、新光、中央、明星、荣金”等十家民营资本电影院则至1943年元旦合并为上海影院公司,在爱多亚路725号设立总管理处。(73) 此后报纸电影广告中这十家电影院排片上方即出现“上海影院公司管理”字样,“大光明”“大上海”“沪光”等大小影院的排片在该标题下显得错落有致,的确体现出被“管理”的姿态。由此,侵略者毫无悬念地占据了“孤岛”的放映端,进一步扼住了上海电影的出路。

对上海数量众多且颇具规模的制片公司,整编改造则稍费手段。沦陷前,“孤岛”电影业十分繁荣,几十家电影公司都在出产影片。沦陷后,一些仅仅依靠租借片场和设备,拼凑拍摄团队的“一片”公司已没有生存空间,而“新华”“国华”等几家制片厂,在“孤岛”数年的积累中,在租界已拥有从片场摄影棚、有声摄制、洗印配套设备,到有经验、有艺术水准、有票房号召力的演职团队等一系列十分成熟的制片资源,成为国内最牢固的电影生产基地,这些正是侵略者与伪政府亟须利用的。

1942年4月12日,由“新华”“艺华”“国华”“金星”四家制片公司合并而成的“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资本300万元,计分3万股,伪政府和“中华”13500股,占45%,上海各公司16500股,占55%。林柏生担任董事长,川喜多长政为副董事长,张善琨、冯节、黄天佐为常务董事,其余伪政府“宣传部”官员和上海私营电影业的老板如严春堂、周剑云、张石川等皆为董事,张善琨成为实掌公司大权的总经理。公司设立三个制片厂,分别为丁香花园第一厂(原“新华”),福履理路第二厂(原“国华”),金司徒庙第三厂(原“艺华”),另有福开森路、甘世东路、三角地三个临时摄影场的十六座摄影棚。(74) 三个分厂分别由陆元亮、张石川和沈天荫任厂长,并在第一分厂附近设立总管理处。

表8-1　“中联”股份构成(75)

“中联”建立后制片活跃,五个月内就摄成二十余部影片,因此成立不到半年就进行了增资招股,“中联公司当局观乎事业蓬勃,未来发展未可限量,因于三十一年九月七日起,扩大招股七百万元,与原资本三百万元,凑成一千万元,俾能放胆做去,使中联事业有更进一步成效”(76) 。“申报”上的一些细节显示了这次增资股份认购的踊跃。在最初预备增资的700万元中,“旧股东和赞助人”已经内部认购了600万元,实际剩余额仅为100万,每股法币20元,25股即法币500元起购。(77) 或许是“中联”对此次增股的广告标语“全中国制片公司仅此一家!海内外发行路线全面展开!”及“影迷直接为电影公司股东”等太有煽动性,也或许是“孤岛”时期电影业的繁荣局面太过迷人,而租界沦陷后电影出品也未见减少,使上海投资者认为娱乐业是乱世中较为保险的投资途径,总之,在原定正式认购的前一天9月6日,银行收到的认购金额已达到可购买数额的八倍之多(78) ,以至于张善琨、冯节等人不得不联名在《申报》又发了一则启事,称“旬日以来全部新增股额均由各关系方面分别认招”,对各方亲友纷纷函电垂询加认股份之事实在难以招架,并诚请大家到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公开认购股票。(79) 但这则启事不啻又为招股作了一次宣传,最终,因股票认购太过踊跃,“中联”决定加大增股数额,当时股票增资数量不能超过原定总额的25%,因此,最终“中联”的正式资本数额增为1250万元,计分为625000股,每股计新法币20元。(80) 股票资料同时还描述了“中联”的投资与回报情况:“该公司于统一指导与集中经营至新体制下而产生,故具有优越之物质条件,如所用之胶片原料,由日本方面源源供给(计每月供给六部,每部长一万五千尺)……且复获得了中华电影公司之协助,开拓市场,如华中、华南、华北、南洋群岛暨满洲等处,无远勿届,亦不啻在营业上之专利。故该公司自创立仅数月,而发展之速,工作之顺利,实为空前,故其营业前途,当可预卜也。”而公司股票价格“自票面新币二十元起,一路直线上升”已至“四十元边关”。(81)

中联组织系统图(82)

“中联”增资后对董事会进行了重大调整,增加了永安公司总监郭顺、“中央储备银行”副总裁钱大櫆,原就涉足娱乐业的上海银行家朱博泉,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高层管理人员。从原先电影业经营者加政府代表的模式,变为资本、政府和业界三者的组合。从横向时间线看,1942年3月底,汪伪政府废除了“中储券”与法币的等价兑换规定(83) ,人为造成法币的急剧贬值,进而废除法币。此后,伪政府又完成了对上海原有银行业的强制整改。1942年9月1日,在这次“中联”增资中承担了重要角色的上海最大的两家银行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的两家总行“复业”,“复业”后的中国银行在资本上官商各半,交通银行则官六商四(84) ,涉及重庆方面的资本被作为所谓“敌性”资产交由日方处置,上海金融业实际上已为伪政府操纵。而紧随其后即开展对上海最大的电影制片公司的增资改组,充分体现了伪政府操控电影业的迫切要求。而从上述增股招募情况可以推断,除社会公开认购的350万元(含增加的250万元)股份外,其余增资的600万元多数来自这些被操控的金融资本。依照《华股日报》1942年10月的分析,“中联”成立时所包括的三所制片厂、三处摄影场,加上摄影机、录音机、水银灯等设备物资,当时的收购价“仅国币三百余万元”,“迨至今日,闻上项营业器具之总值,已近千万元”。(85) 而原民营影业的资本在“中联”股份中的占比则越来越少,建立之初民营影业占比尚有55%,即300万元总资本中的165万元,如果增资后原股份并未获得重新配股,则在上述固定资产并未改变的情况下,原民营影业资本已缩水至约13%。这还未计入通货膨胀的因素,按照三百万现价近千万,即物价上涨约三倍的估算比例,则民营影业资本遭盘剥的程度更加惨不忍睹。众所周知,股份比例的降低意味着利润分配比例的降低,“中联”成立后,除受到更多政治因素的牵制外,上海影业的总体生产模式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随着金融、政府资本的不断加入,电影业本身获得的利润回报不断减少。在“中联”成立一周年时,张善琨发言中透露出两点信息:首先,沦陷后“生活指数暴增而公司待遇未能随之增长,致使同仁生活屡遭影响”;其次,影片收入“除了捐税之外,尚要分给戏院和中华电影公司,例如影片收入为一万元,除去上述三方面的分配或拆账外,中联所得不过总数之二成——即两千元”(86) 。电影制片是电影整体流通中消耗成本最大的阶段,两成的回报,即便票房尚佳,电影制片公司的利润之薄也可想而知,“同仁生活屡遭影响”也就是必然的了。

增资后的“中联”也进一步开展了对上海剩余的原有民营影业的并购。至公司成立一周年时,已增加陆洁为厂长的第四厂和颜鹤鸣为厂长的第五厂,即将原有吴性栽领导下的“联华”系影人和颜鹤鸣等为代表的上海制片业附属的录音洗印加工等技术力量整合进了“中联”。(87) 整体规模以第一第二厂最大,第四厂次之,第三厂和第五厂则规模较小。各厂有较为固定的行政、总务班底,摄影、录音等技术人员,整个“中联”共同设有“物料委员会”和“设计委员会”,可见物资筹备和影片谋划被列为同等重要的工作。“中联”榜上有名的导演共计18位,排名次序以卜万苍为首,徐欣夫、朱石麟、李萍倩、杨小仲、张石川等老牌卖座导演尽数收入,也有演而优则导的屠光启、王引、舒适等青年导演。“孤岛”时期上海民营电影业的知名演职人员,除离开上海或退出电影界外,余者逐渐被收拢到了“中联”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