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经济状况造成的电影产业危机
抗战爆发前后,欧美和日本等国对中国加紧掠夺,体现在电影产业上,最明显的是白银涨价等因素造成银根紧缩、电影制片成本大幅上涨。以胶片这一微小却又与电影生产密切相关的物料来考察,十分能体现抗战前后的影业危机。
“拍影戏用的胶片,在英文名是叫Film,分Negative‘底片’(又译为正片或母片)和Positive‘面片’(又译为副片或子片)两种。”(2) 20世纪30年代前期上海电影业的胶片主要来源于德国及美国,主要品牌为“德商德孚洋行的‘矮克发’和美商柯达公司的‘柯达克’”,在此期间也有“比利时的‘三角牌’,美利坚的‘迪邦’,英吉利的‘乔治’和意大利的‘五角牌’胶片来沪行销。价目比较便宜,但都不能得到影戏公司当局的满意”,未能形成市场规模,“旋起旋灭”,同时“矮克发”(Agfa)和“柯达克”(Kodak)这两家虽然在营业上为敌体,可是在价目方面,却声应气求,保持协调精神,“从来没有一丝高低的”。(3) 也正因为两家公司的竞争形成角力,直至30年代中期,胶片即便完全依靠进口,价格仍是基本稳定的,没有对电影公司形成过重的负担。
最早明确的胶片涨价史料是在1935年11月,据《娱乐周报》的记载:因“金市高涨关系,外商胶片售价,已定自本月起,一律涨价二成。以前正片每尺为一角五分,现须增至一角八分,副片每尺三分九厘,将改售四分七厘”,按万尺计算,相差则为“三百元与八十元”。(4) 该消息几乎要淹没于该刊大片的明星花边新闻中,更或许对一般的读者而言,它不过是动荡时局中一则无关痛痒的小道消息,但对电影业来说,却是一场危机的开始。
以当时国产电影公司中首屈一指的“联华”为例,在该公司执掌制片大任的陆洁在其日记中,从1935年10月至次年5月,关于胶片的记述十分频密:“(1935年10月)廿一日泣残江本定今日开拍,积欠柯达恒记太多,取不动底片,罗嘱停拍。”“(1936年1月)十五日迷底片已用到三万四千尺。”“(4月)十一日昨拍1605尺,为拍有声片以来之记录,NG过多。”“(4月)十六日因欠黑房洗印费,被扣住洗出底片不交。”“(5月)八日迷片苏州外景用片特多,孟已两次回来添取底片。”“(5月)十五日孟由苏来电话要底片。”“(5月)廿六日各戏均不能拍,到可配音则赊不到声带片。”(5)
胶片的这一轮涨价所波及的还不止拍摄用的“底片”,还涉及洗印拷贝的“面片”、摄制有声片所使用的“声带片”,甚至洗印药水等相关产品也随之涨价。1936年初,胶片再度传出涨价一成的消息(6) ,报刊评论称,“奄奄一息之中国影业,受此打击,益将乏力支持”(7) 。但我们面对这些历史材料时仍不禁会提出疑问,胶片成本仅为制片成本的一部分,如果仅仅是两三成价格涨幅,电影业果真会因此遭受致命的影响吗?
事实上,胶片的涨价只是中国电影业在全球金融危机下遭受波及的一个缩影。192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在最初并未强烈影响到中国,但30年代后,欧美诸国为促进本国的经济复苏而大力扩张海外市场,并在金融政策上有计划地放弃金本位。1934年五六月间,先是美国通过了《白银法案》和《购银法案》,以大批量地收购白银来刻意提升银价。这一行为影响显著,到该年10月份,白银价格对比伦敦1931年、纽约1932年最低时已经涨了超过一倍,“斯时以国内较贱之白银,运赴银价较高值市场,脱手出售,自属有利可图”(8) 。而觊觎中国白银的不仅仅是欧美,在上海一位知名中医的记述中,当时有不少钱庄大量收购银元后将其运到虹口,“大批银元都装箱运到了日本去”(9) 。中国在1932年以前,由于出口贸易和海外华人大量寄回白银等各种因素,白银一直是“入超”,但从1933年起骤然改变为大量“出超”,当年“出超”14154259元,1934年“出超”竟高达259941414元。(10) 白银的大量外流和白银价格的大幅上涨,导致出口贸易锐减,国内“工商各业,既感凋敝,金融恐慌,尤为剧烈”(11) ,通货紧缩、市面萧条,中小银行和民营企业大量倒闭,国内经济面临严重的危机。
电影由于其制片流程,需要大量前期资金投入,受到经济大形势的影响,不管是银行还是投资者,此时对于回报周期长且带有一定风险的娱乐业投资都避之不及。在陆洁日记中,从1935年至次年上半年,联华公司因投资资金链断裂而举步维艰,欠薪、赊账甚至被断水断电似乎已是常规状态,这也正是全国性白银危机在电影业的显著体现。我们因此不难想象,此时即便是两三成的胶片涨价,对电影公司而言也很可能成为那“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936年4月,“联华”的创建者罗明佑曾为解开财政困局而到香港募集资金,在各财团自顾无暇之时,必然是一无所获。(12) 此后,“联华”不得不改变一直以来数片齐拍的制片方式,压缩计划,只保留有“生意眼”的《迷途的羔羊》等几部片。(13) 当然,罗明佑也并未坐以待毙,他的一个应急之策是一口气购入了4万尺底片,“打算把香港比较好的几部片子,改录国语,携回上海去”。但这个办法并未起到作用,报刊因此讽刺他道,“这在他平时的地位上”,可算“有点无聊”。⑤
由于融资失利和种种无效的应急之策,“联华”终于难以支撑。根据陆洁日记和报刊消息,“联华”的另一位投资人吴性栽在公司经营策略上一直与罗明佑颇有嫌隙,由于公司资金问题,他已多次垫付期票,具体数目,为“《浪淘沙》压了三万元,《迷途的羔羊》与《到自然去》共压了十万元”(14) 。因此,在“联华”的这轮经营受挫中,拥有自有资本的吴性栽其实已逐渐占据了主动。吴性栽家族经营颜料生意多年,他又拓展了德国“矮克发”胶卷的业务,在“矮克发”中国公司拥有股份,财力十分雄厚。1935年下半年,国民政府也和英美达成了妥协,用白银换取大量外汇,“成为英镑和美元的共同附庸”(15) 。11月13日,国民政府宣布进行币制改革,开始推行“法币”。就在同一年,这一系列金融调控政策的实施有效遏制了白银流失,官方统计当年白银出口量为5940万余元。(16) 1936年,工商业逐步复苏,通货紧缩稍有缓解,不过曾经在影院经营中大展才华、在影业掀起“国片运动”风潮的罗明佑,并没有能撑到这一轮经济回暖。1936年8月,吴性栽凭借自身在上海的多年经营积累和其所属的浙商集团的雄厚实力,组织“华安”银团,强势入主了“联华”,罗明佑虽然仍称两者是“宾主关系”(17) ,但吴性栽毫无疑问已掌握了联华公司。
报章将这次“联华”的权力转移视为“省界观念”(18) 的争斗,也就是浙商集团的代表吴性栽、吴邦藩等人,与罗明佑、黎明伟等所代表的粤港资本之间明里暗里的一番较量,不过,这一“省界观念”看似并没有成为吴性栽的投资限制,同属浙商的张石川所主持的明星公司也被吴性栽的资金介入,面临着被收购的困境。1935年中,经济危机波及了明星公司,加之公司刚刚失去了开创者之一兼重要导演郑正秋,并且本身在投资与管理上也问题重重,资金问题使“明星”陷入绝境。周剑云从欧洲考察归来后也曾一度力挽狂澜,用公司全部资产向交通银行“抵押了十六万”,使“明星”得以暂时维持,(19) 但到1935年尾,公司又一次资金断绝,再度大举裁员,(20) 不得不接受了吴性栽银团的六万元投资款。除“明星”“联华”之外,另一重要公司“艺华”竟然也为吴性栽的资金染指。也正由于接受了吴性栽的投资,这些公司无一例外都使用了吴所经营的“矮克发”胶片。(21) 正如报刊评论所说,吴性栽野心勃勃,正试图建立上海影业的“托拉斯”,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受到全国性战事的影响,同时又有新成立的、在经营和资本方面都十分优质的新华公司——后者在“孤岛”时期抓住机遇后来居上——吴性栽确实极有可能在30年代末就能完成对上海多数电影公司的收购兼并,形成真正的电影业“托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