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翼电影”到“国防电影”

1935年后,日军进攻华北,妄图扩大侵略版图,抗战形势更加危急。1935年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2月28日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提出停止内战、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要求取消对爱国运动的限制和迫害。1936年初,“左联”及相关的左翼戏剧家联盟等相继解散,郭沫若、茅盾、郁达夫、郑振铎等120人组织“中国文艺界协会”,鲁迅、茅盾、曹禺等42人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10月,鲁迅、郭沫若、茅盾等21人联合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1937年1月27日,欧阳予倩、蔡楚生、周剑云、孙瑜、费穆等人发起并成立了“上海电影界救国会”,并发表宣言要求保护爱国运动及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和摄制电影自由。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形成。(23)

国防电影的正式提出和讨论也随着抗战局势的紧张逐渐变得集中而激烈,其中并不乏喊喊口号、表表鼓励同情的作者,但这样的文章很快会被淹没在真正切实思考国防电影创作的讨论中。如果说此前的“软硬”之争中“软性”论者尚有可论争的空间,此时的国防电影则已经毋庸置疑地导向“硬性”创作。十分有意味的是,国防电影讨论中最活跃和引人瞩目的呼吁者也正是之前“软硬”电影观念论争中优秀的左翼评论者。不过我们也能感受到他们此时的变化,如讨论到国防电影队伍时,凌鹤虽然仍将国防电影的创作者与软性电影论者严格对立,认为后者有意识地制作和国事无关的无聊影片,正是受了命令而以电影的麻醉力量从事消沉民族战争的作用,但也说到“我们不否认中国人民之间有不能消解的冲突存在着,但是现在救国是全中国人民共同的责任……只要是中国人民没有一个愿做亡国奴,难道中国大众还不应该在救国这一统一战线下联合起来吗?”(24) 相比之下另一位左翼“斗士”王尘无的论调则客观中肯,已经基本摆脱了“软硬”论战中的意气之争。针对讨论统一战线中主体是谁和应该吸纳谁的问题,王尘无认为,可以搁置暂时的矛盾,放弃互相批判,只要目前愿意参加反法西斯工作就可以被纳入统一战线,并且谁也不应该将自己认作主体,谁也不能保证就一定会战斗到底,因此不能因为以前曾经或以后可能脱离队伍而否定其目前加入工作的可能性。(25) 应云卫警惕地观察到“国防文学”的论争,提醒大家不要空对口号进行论争,否则反而会成为“鹬蚌之争”。(26) 这种广泛吸纳一切有利抗战的力量的胸怀,的确让我们看到了左翼电影工作者态度的极大转变。

关于国防电影的题材,在一则短文中有论者十分严肃地指出,国防电影“是中华民族全体人民抗敌教〔救〕国的一种锐利的武器,它要给一切人民以争取祖国的自由解放的思想、道德和情绪上种种煽动,它要反映外敌蹂躏之下的这无限多角形的现实的过去和现在,使人民……明了他们祖国的地位,更理想也更实际地感觉到生之挣扎的迫切,因而觉到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努力的重要”(27) 。凌鹤则认为,狭义地说,以东北义勇军的抗战、以全国抗敌的民众运动等等作为题材方是国防电影,但广义地说,凡是最真实地描写现实,便是国防电影,因为最真实地表现现实,必然涉及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以及全世界的经济恐慌与帝国主义者打劫的行为,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也必须要和民族解放运动联系起来。(28)

讨论中还涉及了国防电影的创作方法问题。经历了此前对软性电影的论争,多数评论者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不可能脱离电影的商品性空谈“国防”。左翼电影创作中的实力干将郑伯奇提出国防电影要联系生活实际,他检讨以前轰轰烈烈的电影革新运动,因为不能深入到大众中去而被反对者加上公式主义、说教主义、标语口号主义等恶名,虽然这是别有用心的,但是电影的革新运动没有跟大众的现实活动联系起来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勇敢的现实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应该毫无畏惧地承认。此外他还认为国防电影不仅是鼓动性的,而且应该是暴露的,写正面斗争的作品很重要,暴露战争中人性的丑陋的作品也很重要。(29) 王尘无则提出要扩大国防电影的题材,认为如果只在一个小圈子里打转,难免重复,也会让观众厌恶该类影片,最终厌恶国防电影。(30)

多数论者也谈到国防电影中历史题材的处理方法。古剑尘指出,以往历史上民族革命的故事都可以成为国防电影的题材,中华民族一旦被异族侵略,“民众们至大至刚的民族特性”就呈现出来,这种民族革命的事实历朝均有发现,无一不是民族精神伟大的显露,“若转载在银幕上表现出来,实在能提高国人的爱国心和增进国人的御敌观念”。他甚至将汉武帝征讨匈奴、唐太宗平定突厥、岳飞扫荡金国、文天祥誓死抗元,一直到戚继光、史可法、林则徐的事迹列表呈现,希望国防电影的创作者加以改编。(31) 郑伯奇进一步指出,写历史中的人和事必须对其重新估价,不能以数百年前的传统思想来写历史人物。④

由于提出时间稍晚,国防电影的论争显得冷静、务实,它也是全面抗战前电影发展的最后一轮高潮,是30年代电影文化运动在抗战新形势下的演变。在政治立场上存在差异的各类创作者,汇聚到国防电影的旗帜下,在“软硬之争”后已渐入佳境的左翼电影和其他商业影片,在广泛的社会现实题材中呈现了抗战生活,构成了更加丰富的抗战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