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电影检查与非常时期电影检查所

七七事变爆发,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的工作被迫暂停。为适应战时电影需要,恢复电影检查工作,1938年8月1日,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在广州改组为行政院非常时期电影检查所,徐浩为主任(68) ,主任检查员作为最高负责人,下设“总务组”“检查组”“文书组”——总务组负责制作旬报表,组织合作社,管理伙食、宿舍与办公室整理,训练工友,编检查影片收入一览表;检查组负责整理各都市放映每日记载,整理执照编号,提前十日办理排片牌,制作各都市电影院一览表、片商一览表,以及各省市戏院、电影院一览表;文书组负责核准及起稿重要稿件,绘制职员一览表、编写月报、注意工作推进计划事项(69) ,并出台《非常时期电影检查所暂行规程》。检查所在依据《电影检查法》及《电影片检查暂定标准》的基础上,强调了战时作为“非常时期”对电影的具体要求,对于“一切非战利敌浪漫腐化”,抑或具有“反动意识动摇抗战破坏统一”之影片厉行取缔。1941年3月,该所迁至重庆工作,在香港设办事处。

1941年3月8日,《修正非常时期电影检查所暂行规程》由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实施,国产电影的检查重点放在对上海、香港民营电影制片机构出品影片的审查上,“敌对沪方影业界多所威胁,藉以执行其对我之文化毒策……至若港方,处境虽较自由,然制片之艺术水准甚低,虽名目繁多,而实际具有规模者不过天一、南洋、大观、南粤等数家”(70) 。

可见,非常时期电影检查所对沪港两地影片持警惕态度,认为“艺术水准甚低”,甚至将之视为“文化毒策”,而对官营制片机构出品影片予以了高度肯定,但是随着抗战局势的变化,非常时期电影检查所开始对官营电影加大检查力度,1943年非常时期电影检查所在呈送行政院的报告中就认为《火的洗礼》《日本间谍》两部影片内容不妥。《火的洗礼》中包含敌伪特务机关打入重庆、女特务向职员打探情报等情节,易让观众留下不良印象,重庆作为战时首都,戒备森严,不应存在特务机关。《日本间谍》中对日本妓院内的场景表现过多,影响不好,且此片以日寇侵略东北为题材,不适合当前宣传需要。可见,此非常时期电影检查所在检查港沪影片的同时,亦加强了对国营制片厂出品影片的监管、把关。

1941年之前,欧美新片因战时交通梗阻,由香港等地运入内地者为数甚少,其中多为旧片轮流放映,苏联影片输入有所增加。1942年后,外来影片输入数量增多,非常时期电影检查所的检查报告显示关于战时宣传,鼓舞盟国取胜的影片占据多数,然而所谓与时代精神不符,包含“浪漫香艳神怪及荒诞等”违反电检标准的影片不在少数。

1941至1944年间,非常时期电影检查所共完成对2167部影片的检查,其中国产电影468部,美国影片1100部,英国影片276部,苏联影片233部,其他90部,共禁演76部。(71) 根据研究者张馨艺对1943年禁映的48部影片进行调查的结果,其中31部因“剧情不合战时需要应禁演”,这些影片包括大中华百合公司的《风雨之夜》、华新公司的《王先生吃饭难》、国华影片公司的《三笑》等。

1943年底,行政院本来计划撤除特殊时期电影检查所,并已经停发了1944年1月该机构的组织经费。非常时期电影检查所组织成员对此决议迅速、明确地提出下述理由恳请免予归并:第一,非常电影检查所成立九年以来,负责国内外影片的检查,工作繁重,具有保留之价值与必要;第二,将本所归并与1935年4月实施的电影法第三条相抵触;第三,本所收入大于支出,并未增加政府负担,并可充实国库收入;第四,本所尚有工作处于进行状态,对于与抗战现实割裂“无关建国与革命者”已分批查禁,当下正在进行紧张、繁重的国片复检工作,相关的机构、影片公司期望本部加强组织;第五,本所业务具有较高的独立性与专业性,不适于归并他部,且不利于工作交接、推进。

即便如此,非常时期电影检查所还是在1944年8月1日撤并入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改名称为中央戏剧电影审查所。该所非独立机构,不受行政院直接管辖,基本沿用了非常时期电影检查所章程。伴随抗战的胜利,中央戏剧电影审查所于1945年10月迁址南京,同时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对收复区电影进行检查,至此,全国统一的电影检查制度得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