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映”纯粹娱乐片
“满映”管理者意识到一味通过电影驯服具有反日情绪的民众会遭到抵触与拒绝,也试图拍摄几乎不包含政治元素的娱乐片满足观众需求。“满洲”电影在探索如何能迎合观众趣味的过程中,曾尝试模仿上海电影,鉴于“满洲”电影观众都特别爱好上海电影,于是企划制作形式上“像上海电影的‘满洲’电影”。作品有《恐怖之夜》,有“闹鬼式的”《冤魂复仇》,有效仿《地狱探艳记》的《富贵春梦》等。其中,《七巧图》是一部出品于1938年的爱情片,由裕振民编剧,矢原礼三郎导演,高翮、孙季星、刘恩甲主演,表现“爱的表现是追求,爱的归宿是完满”。1938年《知心曲》出品,由重松周编剧,高原富士郎导演,杜撰、王宇培、季燕芬主演,表现正义战胜邪恶,而把“舞女、强盗、流氓、无赖、阔小姐、警察就搁在一起无非是想给人一点刺激”。
这些尝试终究是失败的,正如王则的判断,“因为日系编导者只能从试演室或电影院看到一两部上海电影便制作像上海电影的满洲电影,终于也未能给予观众以满意”(26) 。
1. 古装与武侠片
“满洲文化漫谈会”上,建国大学教授佐藤瞻斋建议“拍摄一些道德的古典的作品,如同三娘教子、祢衡骂曹……以小说作电影,必以世道人心为本”(27) 。确实,娱乐影片之中,中国古典题材的电影改编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面向。这方面作品有“水浒三部曲”《水浒传》《豹子头林冲》《花和尚鲁智深》,改编自《聊斋志异》的《胭脂》,以及《龙争虎斗》上下集(1941)、《娘娘庙》(1942)、《璎珞公主》(1942)、《玉堂春》(1941)、《小放牛》(1942)、《燕青与李师师》(1943)、《百花亭》(1944)、《白马剑客》(1943)、《晚香玉》(1944)、《血溅芙蓉》(1943)、《夜半钟声》(1944)、《虎狼斗艳》(1945)等片,几乎不包含“国策”的要素。
其中,古装侦探片《黑脸贼》被称为“满洲电影的宠儿”,引发了武侠片的拍摄热潮,收获了观众的喜爱,甚至儿童竞相模仿其中的画面,“武侠片子竟深入儿童之间,有许多小学生在上下学路上或玩耍的时候,用黑制服蒙上了头跳过来装做黑脸贼,或拿一条木片跑过去自拟为白马剑客了”(28) 。《燕青与李师师》被媒体誉为“在既往的作品之上”,并且“已经出现在市场,营业收入都会打破其他的满映出品之上”。
王度曾回忆《娘娘庙》《龙争虎斗》的创作情况,《娘娘庙》的创作缘于童年吉林山庙会的经验,摄成之后得到日本艺术家的赞赏,认为“片子有一种土气……一看都是很土气的建筑,土气的人物,看完之后觉得浑身都是土”(29) ,具有较高的民俗价值。在创作者的角度,选择此类影片进行写作的缘故首先在于“政治上安全”,其次,“这些东西有武斗,武斗的片子受欢迎”,此外便是上海也在广泛生产古装片,经过了市场验证。
“满映”在跌跌撞撞寻求创作方向的过程中,最终似乎总算是确定了拍摄什么——武侠、侦探、神怪、传奇故事。不过,“满映”的作品是日本“映画战”的组成部分,为赢得受众采用了回归传统的策略,实际上是失败的。正如王则的判断:“我相信这种迎合群众心理的结果不会是良好的,满洲电影的诞生不但不曾拓展了满洲观众的视野,而反倒把他们拉到迷魂阵去了。”(30)
2. “满系”编导群
值得特别论述的是此时活跃于“满映”的中国导演与编剧。甘粕正彦上台后提出“满映应当成为满洲人的满映”之口号,在启用中国导演的方针下,一批年轻的中国作家、导演获得了独立创作的机会。
“满映”当局采取这般举措,客观上与“满映”影片始终未能打开局面,又迫切寻求观众的认可的处境有关,诚如林音所述“满映当局对这些现象,除了一味的加强产量而外,是不大顾到别的,始终是在没有正当的企划而摸索着在进行粗制乱造,于是抹杀了电影的生命。离开了观众,走上了一个极不正当的途径,于是不满的论调产生了……于是满洲的土产,所谓满人导演产生了”(31) ,不少人就此开始了一生的电影事业,为新中国电影发展作出贡献。
“满系”导演主要包括王则、朱文顺、周晓波、徐绍周、张天赐、杨叶、谷俊伦、杨叶、刘国权、王智侠等在“满映”成长的电影人,此外,还包括张我权、王度(姜衍)、梁梦庚(山丁)、张南等具有知名度的文坛作家。前者往往通过内部“师傅带徒弟”出师,周晓波屡次担任山内英三、水江龙一的副导演,刘国权数次成为笠井的副导演,朱文顺则是山内英三、大谷俊夫的副导演,张天赐以副导演身份多次与荒牧芳郎和高桥合作。所以,他们的作品中或多或少会受日本导演的影响,正如张奕的回忆,“一些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培养是尽心尽力的”,“我对他们的印象,可以用‘为艺术而艺术’这句话来概括……正因为如此,中国人的导演成长是很快的……如张天赐拍片气魄大,场面处理的好,周晓波的细腻,朱文顺的粗犷,王心斋拍喜剧,都是各具一格。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我国影坛上颇有成就的导演。”(32)
“满系的速成导演都是青年人,青年人向例是有梦的,而电影又是一个梦的事业,于是初期的满系导演都描绘自己的梦,这一时期的企划方针多少是放纵的,举起例来可数《风潮》《谁知她的心》《患难交响曲》三部。”这段评述出自“满系”导演中尤为重要,也是最为特殊的一位——王则。
王则本名王义孚,祖籍山东蓬莱,1916年生于辽宁省营口市。1931年王则考入营口商科学校,毕业后考入《营口日报》,开始了文艺生涯。1938年3月,王则考入“满映”演员训练所二期,毕业后,1938年5月至次年10月间,他出任宣传课《满洲映画》杂志社主编。作家季守仁对这一时期的《满洲映画》给予了充分赞誉,认为它是一份可与《健康满洲》《华文大阪每日》等杂志相提并论的重要刊物,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王则为此刊“建下艺术基石”。这一时期,王则撰写了长篇小说《昼与夜》、散文《香火》等,一举成名,进入沦陷时期东北核心作家圈,他还是《艺文志》杂志创办人之一,担任该刊出版的管理工作和财务工作。(33)
甘粕颇为赏识王则,希望把他培养为主力导演,将他派往东京学习导演。王则回来后被调入“满映”制作部,成为“满映”最早的中国导演之一。其间,他将巴金的小说《家》搬上了银幕,相继拍摄的作品包括《大地的女儿》《满庭芳》《巾帼男儿》,以及由民间折子戏改编的《小放牛》等。1941年,王则的小说《醉》发表于《满洲经济》,描写原本心地善良的张贵在一场大病之后开始酗酒如命,最终妻离子散,“整篇飘散着阴暗的气氛,有人把这种阴暗指责为影射了殖民地的现实,把上了瘾的酗酒比喻为秘密进行的民族斗争欲罢不能,王则几乎被指责为国民党的代言人”(34) 。王则还以尖锐的笔触抨击“满映”电影“如同大家庭中的丑姑娘”,“因此赔钱货的丑女也不得不拼命地用雪花膏去弥平脸上的雀斑和麻子,不得不打肿了脸装富态的胖子,而掩饰起自己的贱相,管它含有……铅质毒素的化妆品会残蚀自己的皮肤呢?”(35)
王则于1942年离开“满映”,在北平《武德报》报社从事文职,任《国民杂志》主编等职。1943年他被伪“新京”首都警察厅特高课逮捕,次年初被折磨致死。王则是“满映”唯一被日本人杀害的中国导演。著名作家梅娘曾对王则评价道:“他只是一个率真的人,一个性情中人,一个忠于爱情的人,一个按自己良知行事的人……他的被杀彰显了战争的残酷本质。”(36)
“纵观满映的满人导演群,从去年王则退社以后,满映当局最所属望的导演即是拥有‘首席’地位的周晓波。”(37) 王则离开之后,最被“满映”当局器重的导演便是周晓波。周晓波拍摄了《风潮》《黄河》《园林春色》《天上人间》《幻曲梦》《都市的洪流》等影片。
朱文顺是一位高产,且在新中国作出重要贡献的电影人。1920年,朱文顺生于辽宁省金县三十里堡一个贫苦的雇农家庭,是一个“地道的满洲人”。他因家境贫寒小学未能毕业,13岁起便“担起生活的担子”,先后做过大连沙河口商店的伙计,金县棉纺厂的童工,凭借忙里偷闲的时间自学打下了文学的基础。1938年,朱文顺进入“满映”,从杂工做起,历任剧务助理、场记、助理导演,在1940年“出师”成为导演。他的作品以婚姻爱情题材为主,包括《谁知她的心》(1940)、《她的秘密》(1941)、《王麻子膏药》(1941)、《新婚记》(1941)、《歌女恨》(1942)、《恨海难填》(1942)、《劫后鸳鸯》(1943)、《白雪芳踪》(1944)、《芝兰夜曲》(1945),也涉猎古装题材《豹子头林冲》(1942),5年共拍摄了10部影片,产量颇丰。
朱文顺的早期作品有着诙谐幽默的风格,悲剧《歌女恨》《白雪芳踪》《恨海难填》获得了较好的口碑,《歌女恨》尤获好评,票房成绩甚佳,被认为“国产片里的一部杰作”(38) 。朱文顺的工作态度也尤其认真:“他能了解演员们的心理,也会利用演员们的优点和劣点,别看他平素是很马虎的人物,一到现场,立刻就认真起来。演员们若有三次做不好一个动作,他就要现身说法的,自己演一回给他们看看,就是女人的戏,他也不顾虑羞涩和有失身份。”②
抗战胜利后,朱文顺进入长春电影制片厂,在影片《松花江上》摄制中担任副导演,后投奔哈尔滨解放区,进入东北大学社会科学系学习。结业后他被分配到东北电影制片厂任剧务主任,同时代理剪辑科科长(39) ,在《草原上的人们》《内蒙人民的胜利》《土地》等影片摄制中担任副导演,协助干学伟、徐韬、水华担任后期工作。林农曾邀请有“第一把剪子”之称的朱文顺联合拍摄“反特片”《神秘的旅伴》(1955)。朱文顺将自身的创作定位于“通俗片”,他在自述中写道:
像我这样的导演,目前各厂都会有一些——谈不到什么“档次”“层次”……我就是拍“通俗片”的,我就是以拍电影来“为人民服务”的,我不理会别人给我加什么头衔或评语。只要我问心无愧地流了汗水,只要这个世纪的中国老百姓还肯看我拍的影片,那我就聊以自慰。④
20世纪50至80年代,朱文顺在电影道路上还留下了一连串足迹,包括《刀光虎影》《何处不风流》《济南战役》《东方大魔王》《鞘中之剑》《冒名顶替》《拂晓的爆炸》,“反特片”《古刹钟声》《寂静的山林》,“少数民族”题材的《草原晨曲》《沙漠的春天》《牧人之子》等。
刘国权,1914年生于齐齐哈尔,1921年随父亲迁往北平,1924年入长春公学堂住宿读高小,后考入沈阳南满中学。他早年参与抗日工作,在上海初次接触电影,1940年进入“满映”(40) ,文学修养颇深,处女作是谍战短片《黑痣美人》,其后创作了《碧血艳影》(1943)(41) 。刘国权在“满映”工作时间不久,主要成就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取得。
张天赐、王心斋具有较为鲜明的创作风格。张天赐执导了《黑脸贼》《患难交响乐》《雪夜》《燕青与李师师》,如时评所言,“可以说是张天赐每一部的作品,都是张天赐君的本身的性格的产物,也未必不恰当吧”。他具有较好的“观众缘”,影片具有较高的观赏性,似乎“已把握住了观众的‘电影欲’”,“张天赐君的作品,每次在电影院里上演,每次都有很多的观众,很好的评判,很多的收入”。(42) 王心斋以“滑稽”为特色,执导了《一顺百顺》《皆大欢喜》《绿林外史》等片,颇获好评,评论称之“手法巧妙,独出心裁”。
在由文坛跨入电影创作领域的作家当中,王度是不可忽视的一位。王度1918年生于吉林,笔名姜衍、杜白雨等。他于1935年旅日留学,就读于日本大学艺术学园,专修文艺创作,曾出版诗集《新感情》。1939年,王度参与“艺文志”文学活动,同年12月,经古丁介绍加入“满映”,早期从事宣传工作,后调文艺课任编剧。王度创作了《龙争虎斗》《娘娘庙》《璎珞公主》《镜花水月》《黑脸贼》等片,取得了良好的票房成绩(43) ,受到“满映”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