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的初步形成

三、 产业的初步形成

对于20世纪20年代的电影,部分研究指出,这是在与国外电影产业输入与博弈的过程中民族观念崛起而形成的民族电影业,也有观点认为,早期电影家在商业与启蒙的双重观念下摸索出了中国电影的自身路径。可以说,电影由欧美向全世界、向中国的推广,本身就是资本主义扩张的一种展现。有学者甚至认为,电影就是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巅峰和殖民主义的扩张而产生发展的。(18)

1. 秩序化的电影整体产业链

正如多数电影史研究论著所论述的,最早开办中国电影公司的先驱们可谓筚路蓝缕。这一方面是由于技术极不成熟,需要从零开始摸索,但更主要的还是由于国产电影产业和市场此时需要逐步开拓。在20年代中期国产电影逐渐建立起一定口碑之后,建立电影公司不再是十分艰难的工作,加之此时资本较为宽松,技术的更替又为国产电影留下了一定的空隙,因此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几年中,虽然战争的乌云逐渐聚集,但是对于国产电影业来说却不失为一个极好的发展时机。20年代中后期大量国产影片公司出现,虽多数仅仅是昙花一现,但不断的更替毕竟冲刷出了国产电影的生产规模。当然,在这之中,如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明星影片公司、“天一”、大中华百合等,逐步呈现出电影企业在不断探索中的现代化进程和市场适应之路。由归国学子创办的长城画片公司、神州影业公司等,也以特定的专业定位提升了国产电影在知识分子市民中的地位。1930年“联华”公司成立,不仅是民营影业进入规模化时代的标志,也初步显现出电影业与步入稳定时期的国民政府的密切关系。

至抗战前,民族资本大量涌入电影业,因战争危机引发了国外资本的撤退,最早由外国人拥有主要控制权的口岸影院业陆续被华人收购。1926年,由明星公司主导、多家电影制片公司联合加入的六合影片经营公司的成立,则进一步显示了国内资本对于电影从生产、发行到放映的控制需求。也可以说,直至抗战爆发前,民营国产影业链的完整构架才真正建立起来,这也成为抗战爆发后电影业(即便主要仍是民营)能够基于民族立场为国家宣传服务的重要基础。

2. 电影人才聚集

早期电影制作者总体显示出从业余到专业和逐渐知识分子化的转变。最初的电影人才构成十分复杂,一方面由于涉及西洋技术的学习,电影人的职业身份多数都与洋务有关。充当了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拍摄中类似导演身份的照相馆老板任庆泰早年曾在日本学过照相术(19) ,上海首批参与电影拍摄的张石川则是美国洋行职员。另一方面由于影与戏不可分割的关系——最初的电影即被称为“影戏”——大批戏剧从业者也加入到电影行业中来。第一代导演中的代表郑正秋就是文明戏时代有名的“言论老生”,也是知名戏剧评论家。20年代颇有影响的开心影片公司,主要创办人汪优游、徐卓呆,一位是有号召力的文明戏演员,另一位虽然在日本留学时代的专业是体育,但回国后主要从事的也是新剧创作评论和翻译写作等工作。这些身份使最初的一批电影人进入该行业有很大的偶然性,他们从事电影业带着尝试、玩票或是跨界多栖的性质。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中国电影无论在表演、故事还是生产组织方式、从业者关系等方面都打上了传统戏曲或文明新戏的深深烙印。

随着电影行业壮大,电影人也逐渐职业化、专门化。1920年之前,在欧美学习过专业电影、戏剧或是考察过西方先进电影产业的人才开始回到中国参与电影业(20) ,影人中出现了孙瑜、汪煦昌、程树仁、洪深等“海归”专门人才。电影逐渐成为新兴城市文化而不再被人看作玩意儿,更多知识阶层不仅成为电影观众的主体,也愿意投身到电影行业中来。知识分子向电影生产部门、特别是导演这一行业的聚集,是电影能够走向现代化并适应国家宣传的又一个基础。

也正是这些各具审美眼光的电影导演们,用他们各异其趣的眼光发掘出了一位位在有声片时代大放光彩的电影明星,我们几乎能从每一位影星的传记中读到他(她)是如何被导演们慧眼识珠而走上了电影道路的。胡蝶、金焰、阮玲玉等都是在无声片时期就已崭露头角,甚至如韩兰根、刘继群等喜剧演员,在无声片时代也就已经具备了品牌效应。战争期间,众多知名电影演员投入抗战电影或戏剧事业,以自身对市民群众的吸引力对抗战宣传起到了极大作用。

3. 影像奇观的技术探求

有学者认为,源自戏剧舞台的中国电影始终缺乏对技术性、工具性电影造型方式的重视(21) 。但是我们仍然能在早期电影中发现技术探索的可贵足迹,20年代的无声片中已经有电影特技的普遍使用。当然,由于中国社会整体工业、技术的落后,电影也未能超越时代创造出前瞻性的历史哲学思考,因此该时期的电影中并没有像卓别林、基顿电影那样表现机器对人的压迫。中国电影人主要依靠自学外国电影、偷师外国技术人员来学习电影技术。而从根本上说,这种影像表达需求又深深源自中国观众对于神怪小说、历史传奇的强烈兴趣,或者说这类市民广泛的兴趣点在影像时代找到了新的技术化的表达方式。20年代中期建立并以喜剧片为创作特色的开心影片公司创立者徐卓呆在20年代初就认识到,“中国人好奇,影片中的托里克(Trick)方法大可以用得,把他多用一定能够吸引顾客”(22) 。开心公司开办之初就延请了掌握先进摄影技术的日本人川谷庄平,摄制了“上天入地”的《神仙棒》《济公活佛》《剑侠奇中奇》等,也将连本戏《凌波仙子》《大侠红玫瑰》的舞台机关转化为电影手段。其后明星公司红透了半个中国的《火烧红莲寺》系列也使用特技制造了众多神怪武侠情节,十分准确地迎合了中国观众爱新奇、看“噱头”的观影兴趣点,大大丰富了中国艺术中奇观的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