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与美的艺术宣扬
一旦以上论述成立,即沦陷时期的创作者并未迎合统治者的政治宣传阴谋,宣扬所谓“大东亚共荣”等侵略文化,那么,他们在多数为自主创作的作品中到底传达了什么,又有何种艺术追求呢?
虽然沦陷时期禁止了好莱坞影片的放映,但我们仍能找出此时的作品与好莱坞商业片在剧作、表现上的诸多相似处。但中国影片并不一味模仿其放纵张扬的个性自由,反而趋向温和宽厚的东方风格,呈现出“中国古典美学‘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温柔敦厚,以及民族古典喜剧‘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美感特征”(153) ,学习古典戏剧在勘破丑的同时颂扬智慧与美德,并在对美的颂扬中,使观众得到审美愉悦和善意教化。朱石麟就认为,应当“在努力使观众获得愉悦之余,再追求一点能引起观众思索的东西”(154) 。他在该时期的作品尤其喜爱设置善良智慧的女性形象:《家花哪有野花香》中精心装扮成摩登女性的妻子,《良宵花弄月》中巧换身份的姐妹俩,《不求人》中用自己的双手化解家庭矛盾的赵太太……这些女子依靠自己的智慧与善良挽救婚姻,最终也都得到了善意的回报。在这些故事中,对善良的执守某种程度上成为国人道德的某种坚守,善者与智者最终都能战胜丑恶,虽然难免理想化的成分,甚至剧作上的生硬技巧,却能在娱乐之外令沦陷中的观众暂时感到生活的希望。
全面抗战前,电影完成了一轮影像手法的探索和突破,“孤岛”时期虽也尝试了进一步的“中国化”,但商业利益的追逐和胶片短缺带来的镜头不考究,使电影艺术整体上难有大的进步。而在沦陷时期,因题材受限,创作者们反能于细节处用心。在留存的有限影像中,我们能够体会到导演在拍摄受到限制的前提下,仍能注重影片整体情境的营造,该时期的影片整体风格趋向于唯美和诗意,显得温和沉静,这也和其主张的和风细雨似的教化十分契合。在留有完整影像的《良宵花弄月》一片中,有一组镜头是姐妹俩的境遇对比,妹妹和姐夫遇大雨而被困于山中,而姐姐却带着过生日的孩子在家苦等两人归来。山中的两人在火堆旁相互依偎看月亮,家中姐姐也抱着睡着的女儿看月亮,这些镜头被设计为构图十分对称的平行蒙太奇,是一组完美的无声镜头,却将三人的情感诱惑与挣扎表现得十分到位,蜡烛、月亮、山中、家中的相互组接也体现出创作者的巧思。战后的《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影片中,这类无声剪辑段落也有类似的呈现。而这种静物表现、中远景别加长镜头的情景营造方式,蕴含着中国文学中有长期传统的借物借景抒情、寓意的比兴方式,也形成了独特的东方电影美学风格,并被多位中国导演继承和发展。
由此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结论,沦陷时期上海电影人多数坚守“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道德和心理底线,并未主动贯彻日本侵略者的电影宣传意图,反而以多样的智慧手段避免了电影创作的进一步被侵害。他们在作品中以善良和美好劝诫苦难中的民众守护道德底线,也在作品中以隐晦曲折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内心的痛苦,尽可能探索着更为中国化的电影艺术表达,并最终促成了抗战后中国电影的艺术高峰。
(1) 川喜多长政:《我的履历书》,日文版连载于《日本经济新闻》1980年4月3日—5月2日,“我的履历书”为《日本经济新闻(早刊)》专栏,刊载名人传记,川喜多长政所写的内容未有正式出版的中文译本,本书中引用根据蔡剑平所译中文电子版本,下同。
(2) 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附录”(上),第550—551页。
(3) 上海在民国时期的区域划分上属于中国“华中”地区,而非当前的“华东”,多篇电影史学术论文对此存在误解,特此说明。
(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附录”(上),第551—552页。
(5) 《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条例》,《政府公报》,1940年100期。
(6) 李道新:《中国电影史研究专题》,第39页。
(7) 李道新:《中国电影史(1937—1945)》,第262页。
(8) [日]川喜多长政:《我的履历书》,日文版连载于《日本经济新闻》,1980年4月3日—5月2日。
(9) 黄天始:《中华电影公司拓展史略》,《新影坛》1942年创刊号。
(10) 《行政院公报》,1940年第34期。
(11) 《宣传部拟请将电影检查权划归该部管理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政府行政院会议录(二)》,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424页。
(12) 《关于决意制定有关各部负责草拟合办公司调整方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政府行政院会议录(三)》,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
(13) 陈捷:《沦陷电影的源起:“中华电影公司”探究》,《当代电影》2014年第7期。
(1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电影公司调整要纲及增资案》(1940.7—1941.1),档案号:2003-2-214,转引自陈捷:《沦陷电影的源起:“中华电影公司”探究》,《当代电影》2014年第7期。
(15) 朱天纬:《“友好”还是侵略——川喜多长政的电影文化侵略罪行》,《电影艺术》1995年第4期。
(16) ④[日]川喜多长政:《我的履历书》,日文版连载于《日本经济新闻》,1980年4月3日—5月2日。
(17) “工商部批:商字第一三五号(三十年五月廿一日)”,《工商公报》,1941年第30期。
(18) “文化电影”是日本引自德国的概念,指除故事影片之外,主要用于宣传教育的新闻片、纪录片。
(19) 黄天始:《中华电影公司拓展史略》,《新影坛》1942年创刊号。
(20) 李道新:《中国电影史研究专题》,第40页。
(21) [日]川喜多长政:《我的履历书》,日文版连载于《日本经济新闻》,1980年4月3日—5月2日。
(22) 黄天始:《中华电影公司拓展史略》,《新影坛》1942年创刊号。
(23) 《中国月刊》1940年第3卷第1期图片介绍。
(24) 据柳田嘉兵卫回忆录称,他当时在上海受到极大的优待,一半的月薪就足够在上海过上极优渥的生活。参见[日]山口猛:《上海电影院与银座辛来饭的故事——波澜万丈、柳田嘉兵卫的八十年》(《上海シネマと銀座カライライス物語——波瀾万丈、柳田嘉兵衛の八十年》,集英社2000年版)。该书目前无正式出版的中文版本,感谢日本学者高桥政阳先生提供部分章节翻译初稿。
(25) [日]辻久一:《中华电影史话(1939—1945)——一个士兵的日中电影回忆录》,清水晶校注,凯风社1998年版。该书没有正式出版的中文版本,此处根据郑炀翻译的网络版本,下同。
(26) 《行政院第三十七次会议(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日)·工商部、宣传部会呈审查中华电影公司请求增加资本及拨付补助金意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政府行政院会议录(五)》,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81页。
(27) 参见[日]松崎启次:《上海文人记》,严家炎、李今编:《穆时英全集》(第三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28) 《行政院第四十三次会议(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华电影公司为该公司制作部次长刘呐鸥因公殉职呈请明令褒扬并予抚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政府行政院会议录(五)》,第304页。
(29) 参见康裔:《邻笛山阳——悼念一位三十年代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先生》,严家炎、李今编:《穆时英全集》(第三卷)。
(30) 参见孔刘辉:《“杀穆时英的刽子手”——穆时英案补记》,《新文学史料》2020年第1期。
(31) 朱天纬:《“友好”还是侵略——川喜多长政的电影文化侵略罪行》,《电影艺术》1995年第4期。
(32) 《“木兰从军”放映时重庆观众激动的实况 从放映到火烧的经过》,《电影》1940年第74期。
(33) 《内地文化界掀起轩然大波 木兰从军被焚事扩大》,《电影生活》1940年第6期。
(34) 矢原礼三郎:《日本的“中国电影迷”评“木兰从军”与“歌声泪痕”》,《华文大阪每日》1939年第2卷第11期。
(35) 川喜多长政:《电影输出的几个问题》,转引自佐藤忠男:《炮声中的电影:中日电影前史》,第126页。
(36) 参见朱天纬:《友好还是侵略——川喜多长政的文化侵略罪行》,《电影艺术》1995年第4期。
(37) 参见[韩]洪知永:《“两面性”的谜团——“川喜多长政放任政策”研究》,《当代电影》2018年第1期。
(38) 李道新:《中国电影史研究专题》,第41页。
(39) 《胶片激涨声中制片之成本及前途》,《电影》1939年第54期 。
(40) 《大批某国出品廉价胶片秘密运华谋倾销》,《电声》1937年第6卷第1期。
(41) 上海总税务司署统计科:《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1938年第一卷,第94页。
(42) 张宪文等著:《中华民国史》(第三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65—466页。
(43) 《胶片激涨声中制片之成本及前途》,《电影》1939年第54期。
(44) 《胶片高涨七倍》,《电声》1940年第9卷第7期。
(45) 《胶片来源断绝,国联仅六张片子存底》,《中国影讯》1941年第2卷第38期。
(46) 木公:《论资金冻结及其影响》,《中央经济月刊》1941年第1卷4期。
(47) 《电影胶片昨起涨价 此后来源并无把握》,《电影新闻》1941年第149期。
(48) 《影院煤精将断绝》,《电声》1941年第10卷第2期。
(49) 《影片租费停供外汇 首轮影院焦虑》,《申报》,1941年9月26日。
(50) 《上海影片业将陷停顿 “冻结”影响到胶片》,《电声》1941年第10卷第2期。
(51) 《摄影场NG声绝迹,为了胶片涨价》,《青青电影》1940年第5卷第29期。
(52) 《青黄不接期间,香港制片大闹胶片慌》,《电声》1938年第7卷第3期。
(53) 即中国电影制片厂,现多简称“中制”。
(54) 《中国与中电,胶片存货充足,将不致受欧战影响而停止摄制》,《青青电影》1939年第4卷第26期。
(55) 《大批影星即将返沪,中制将变更方针说》,《青青电影》1940年第5卷第19期。
(56) 《中国制片厂胶片来源不成问题,继续开拍九部新片》,《影迷画报》1940年第11期。
(57) 何:《熊大缜先生研究狂造胶片》,《清华副刊》1936年第44卷第6期 。
(58) 《天一公司最近不拍戏,专为粤片配国语声带》,《影与戏》1937年第1卷第34期。
(59) 《将方言声片的声带剪去后准映,这确是一个变通妙妙法》,《影与戏》1937年第1卷第9期。
(60) 《青黄不接期间,香港制片大闹胶片荒》,《电声》1938年第7卷第3期。
(61) 《商讨胶片改革问题罗静予行将飞美》,《康乐世界》1940年第2卷第11期。
(62) 《胶片又涨,影人皱眉》,《中国艺坛画报》1939年第95期。
(63) 《胶片激涨声中制片之成本及前途》,《电影》1939年第54期。
(64) 《胶片的来源问题》,《青青电影》1939年第4卷第28期。
(65) 《可怕:不能不加计算的胶片账》,《影与戏》1936年第1卷第4期。
(66) 《日本国产胶片开始出卖》,《益世报》,1934年3月18日。
(67) 《小公司的恶劣倾向 用X国樱花牌底片》,《铁报》,1937年6月6日。
(68) 《卞毓英组织联邦公司》,《电影日报》,1941年2月28日。
(69) 《窦邦胶片昨日提货》,《电影日报》,1941年5月3日。
(70) 木风:《联邦的窦邦胶片存货充足 并已向美电购》,《申报》,1941年10月24日。
(71) 张善琨:《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创立经过》,《新影坛》,1943年4月“中联成立一周年纪念特刊”。
(72) 辻久一:《租界进驻记》,《新映画》,1942年2月,转引自邵迎建:《上海抗战时期的话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6页。
(73) 《上海影业公司今日开业》,《申报》,1943年1月1日。
(74) 《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近况》,《中联影讯》,1942年9月23日。
(75) 《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档案馆,档案号:R14-1-319,转引自王腾飞:《转折与序曲: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的建立及发展》,《当代电影》2015年第4期。
(76) 《中联招股追记》,《中联成立一周年特刊》,1943年4月。
(77) 见“中联”1942年9月7日《申报》“公开招股”广告。
(78) 《中联公司招股盛况》,《申报》,1942年9月6日。
(79) 《张善琨、冯节、黄天佐紧要启事》,《申报》,1942年9月6日。
(80) 《公司内容一斑: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上)》,《华股日报》1942年169期。
(81) 《公司内容一斑: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下)》,《华股日报》,1942年第170期。
(82) 《董事会管理处与各厂职员名衔》,《中联成立一周年特刊》,1943年4月。
(83) 《周佛海拟具安定金融实施办法三项附送整理货币暂行办法修改条文呈(1942年3月2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附录”(下),第724页。
(84) 吴景平:《日伪统治时期上海金融市场秩序的重构》,《民国档案》2018年第2期。
(85) 《公司内容一斑: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下)》,《华股日报》,1942年第170期。
(86) 张善琨:《中联一年》,《新影坛》1943年第7期。
(87) 《董事会管理处与各厂职员名衔》,《中联成立一周年特刊》,1943年4月。
(88) 张善琨:《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创立经过》,《中联成立一周年特刊》,1943年4月。
(89) 林柏生:《勉电影界同志》,《新影坛》1942年创刊号。
(90) 冯节:《关于合并》,《新影坛》1943年第7期。
(91) 《宣传部拟具中国电影事业统筹办法要纲草案(行政院第一六一次会议报告事项第七案附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政府行政院会议录(十九)》,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137页。
(92) 《中华电影联合公司昨举行创立大会》,《申报》,1943年5月13日。
(93) 《中华电影公司成立典礼》,《申报》,1943年5月15日。
(94) 《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召集创立会通告》,《申报》,1943年4月24日至5月9日广告。
(95) 王腾飞:《争议的遗产——沦陷时期上海电影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大学,2016年,第31—32页。
(96) 《中华联合电影公司股东临时会》,《华股日报》,1943年第351期。
(97) 转引自王腾飞:《争议的遗产》,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大学,2016年,第31页。
(98) 广容:《中华电影联合公司巡礼》,《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一周年纪念特刊》,1944年5月。
(99) 沦陷时期“中联”“华影”的收益细节需要更多的材料证明。陆洁日记中多次提到张善琨私下侵吞大额影片分红,这至少说明,在沦陷的部分时期或部分影片,收益还是可观的,但是这些盈利没有被公开,更没有用以回馈电影生产和改善影人生活状况。
(100) 根据《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一周年纪念特刊》统计表,1944年5月。
(101) 《陆洁日记摘存》1944年5月12日,中国电影资料馆内部刊印1962年版。
(102) 《本公司现行组织一览表》,《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一周年纪念特刊》,1944年5月;此处引自王腾飞博士论文简体字图。
(103) [日]清水晶:《上海租界映画私史》附录,日本东京:新潮社1995年版。
(104) 李香兰著,程亮译:《此生名为李香兰》,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105) 《“万世流芳”功德圆满,杨小仲总其大成》,《中联影讯》,1943年。
(106) 《“万世流芳”下动员令》,《中联影讯》,1942年10月28日。
(107) 梦香馆主:《杨小仲与朱石麟合作导演巨片万世流芳》;俞坚:《<万世流芳>完成有期》,《大众影讯》1943年第3卷第30期。
(108) 金子:《“万世流芳”意识伟大正确》,《新天津画报》1943年第5卷第21期。
(109) 邵迎建:《从花木兰到张静娴——论电影<万世流芳>》,《现代中文学刊》2015年第3期。
(110) [日]清水晶:《上海租界映画私史》附录。
(111) 《“万紫千红”本事》,《华影周刊》1943年第4期。
(112) 方沛霖等:《凌波仙子工作者座谈》,《新影坛》1943年第5期。
(113) 丁珊珊:《莺歌燕舞外的政治杂音——重读影片<万紫千红>》,《当代电影》2016年第3期。
(114) 小枫:《万紫千红·李丽华酣歌甜舞》,《海报》,1943年7月29日。
(115) 《真、善、美:万紫千红放射辉煌的异彩!》,《华影周刊》1943年第4期。
(116) 《清歌妙舞,疑在天上:“万紫千红”在“兰心”的镜头》,《华影周刊》1943年第3期。
(117) 张爱玲:《谈跳舞》,《张爱玲集·流言》,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118) 《“绿野仙踪”看后记》,《大观园·都会》1940年第7期。
(119) 说此话的是屈善照,根据方沛霖等:《凌波仙子工作者座谈》,《新影坛》1943年第5期。
(120) 《华文题名“春江遗恨”,日文题名“狼火は上海に揚ゐ”本事:岳枫、稻垣浩会同导演》,《华影周刊》1944年第36期。
(121) 《申报》,1944年11月12日广告。
(122) 张善琨:《中日电影史上的光荣一页:关于春江遗恨》,《新影坛》1944年第3卷第4期。
(123) 《春江遗恨完全反英美 万世流芳有历史根据——市党部审查两伪片一般的意见》,《立报》,1946年11月21日。
(124) 《高院传讯影人只见梅熹到庭》,《申报》,1947年1月1日。
(125) 《日电影明星坂东妻三郎抵沪》,《申报》,1944年2月11日。
(126) 《<春江遗恨>中日版略有出入》,《中华周报》1944年第1卷第8期。
(127) 邵迎建:《电影<春江遗恨>幕前幕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1期。
(128) 胡心灵:《摄制春江遗恨有感》,《新影坛》1944年第3卷第4期。
(129) 岳枫:《导演的话》,《新影坛》1944年第3卷第4期。
(130) [日]八寻不二:《民族与作家的悲愿:“春江遗恨”》,《文友》1944年第4卷第1期。
(131) [美]毕克伟:《<春江遗恨>的是是非非与沦陷时期的中国电影》,《文艺研究》2007年第1期。
(132) 佟静:《缔造经典——女子越剧“红楼梦”与现代中国镜像(1942—1962)》,《红楼梦学刊》2018年第4期。
(133) 《华影本年度唯一成功作品,集中人力物力的伟大表现》,《华影周刊》1944年6月14日。
(134) 《红楼梦与春江遗恨》,《新影坛》1944年第2卷第5期。
(135) 傅葆石:《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第161页。
(136) 小枫:《万紫千红·李丽华酣歌甜舞》,《海报》,1943年7月29日。
(137) 莫名:《送别中联》,《新影坛》1943年第7期。
(138) 《一年来大事记》,《中联成立一周年特刊》,1943年4月。
(139) 《“博爱”介绍》,《女声》1942年第6期。
(140) 《观“博爱”后》,《中国艺坛》1942年第5期。
(141) 佟静:《缔造经典——女子越剧“红楼梦”与现代中国镜像(1942—1962)》,《红楼梦学刊》2018年第4期。
(142) 卜万苍:《我怎样导演红楼梦》,《新影坛》1944年第2卷第4期。
(143) 《红楼梦与春江遗恨》,《新影坛》1944年第2卷第5期。
(144) 《步步高升》,《新影坛》1944年第1期。
(145) 《申报》广告,1944年3月18日。
(146) [加]卜正民著,潘敏译:《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页。
(147) 川喜多长政:《电影输出的几个问题》,转引自佐藤忠男:《炮声中的电影:中日电影前史》,第126页。
(148) 曲善照:《本刊总编辑与朱石麟先生对谈——制作倾向及其他》,《新影坛》1943年第6期。
(149) 曲善照:《本刊总编辑与朱石麟先生对谈——制作倾向及其他》,《新影坛》1943年第6期。
(150) 岳枫:《本位工作杂感》,《新影坛》1942年第2期。
(151) [意]普里莫·莱维著,杨晨光译:《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0页。
(152) 见《笑声泪痕》大光明大戏院放映说明书。
(153) 胡星亮:《中国现代喜剧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
(154) 桑弧:《桑弧导演文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