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地区的抗战电影创作
由于香港地区三四十年代的电影史专门研究较为丰富,我们在此只涉及该时期香港抗战题材的电影情况,同时由于影像的缺失,即便仅涉及抗战电影,我们多数仍只能从有限的文字材料感受创作者的爱国情怀。
全面抗战前,香港拥有四十余家电影公司,但其中规模较大的只有“天一”在香港设立的“南洋”,原“联华”背景的“大观”美国公司转移到香港后的大观声片有限公司,掌握“清贤通”录音技术的竺清贤设立的南粤影片公司等几家,其余多数没有自己的摄影棚,甚至没有拍摄设备,仅靠大公司代摄制作影片。香港的电影公司确实出于商业利益制作了为数不少的迎合中下层观众的趣味不高的电影,但不容忽视的是,国难当头,更有一批创作人员以粤语电影为武器,宣扬抗日爱国,在华南和南洋观众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37年,香港电影公司及电影演职人员联合义务拍摄了一部抗战集锦片《最后关头》,影片集合了香港大观、南洋、南粤、启明、全球、合众等公司的陈皮、李芝清、南海十三郎、苏怡、赵树燊、高梨痕等知名导演及马师曾、李绮年、薛觉先、吴楚帆、陈云裳等几十位知名电影演员,正面表现抗战中的一群青年人走上抗日前线的七段故事。片中借人物之口大喊:“我们要坚决地抗战到底!即使是一枪一弹,一兵一卒,也与侵略敌人势不两立!一定要把他们从我们的国土驱赶出去。”影片放映时“四座掌声雷动,影片振奋人心,显然已获致良好的效果”(121) 。
“大观”公司的关文清被称为“爱国导演”,他幼年时在美国学习,工作后因喜好电影而常常充当美国拍摄的东方电影的顾问,因此学习了电影制作技术。归国后他先后在民新、联华港厂等电影公司任导演,(122) 后在美建立大观声片公司,又迁回香港。1935年,关文清拍摄了《生命线》,讲述一位爱国工程师修建国防运输铁路的故事,该片上映后受到粤港两地的好评和政府嘉奖,并曾打算改为无声片投放全国市场。(123) 其后关文清还拍摄了“《抵抗》(1936)、《边防血泪》(1937)、《公敌》(1938)抗战三部曲”,“1940—1941年,台儿庄大捷后,关文清又携纪录片《台儿庄大会战》赴美公演,并亲自登台演出自编自导的宣传剧《流亡之父女》及《八古佬从军》”(124) 。上文提及的苏怡导演拍摄的《大义灭亲》,讲述义勇军队长亲手处置了自己出卖情报的儿子。其后在上海“孤岛”叱咤风云的“南国影后”陈云裳就是在这部影片中崭露头角的。侯曜连续拍摄了《叱咤风云》(1938)、《太平洋上风云》(1938)、《血肉长城》(1938)等多部抗战电影。拍摄过多部文艺影片的侯曜导演此时放下满腹诗情,以摄影机记述了一个个普通人的爱国意志。香港沦陷后,侯曜前往新加坡,因曾拍摄抗日影片而被日军枪杀。汤晓丹与罗志雄合导《小广东》(1940),记述一位广东游击队长的曲折抗战经历,又独立导演《民族的吼声》(1941),表现香港难民不同阶层的生活。除此之外的抗战电影还有《儿女英雄》(1937)、《回祖国去》(1937)、《中国青年》(1937)、《肉搏》(1938)、《烽火故乡》(1941)、《流亡之歌》(1941)及一些借古喻今的历史影片。
香港影人还勇敢地深入战斗前线,拍摄了多部反映抗战的纪录片,如“大观”“爱群”“国际”等公司拍摄的《广州抗战记》(1938)、《西北红血战》(1938)、《八路军攻平型关》(1938)等。香港摄影师林苍等人1938年到延安生活了九个月,回港后制成纪录片《延安内幕》(又名《西北线上》),1941年该片公映时“中国战时电影研究会”公告称,国人视延安为神秘所在,因此流言鼎盛,该会派摄影师亲赴延安,拍摄了毛泽东等军政要员、士兵、城市乡村、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军队训练方法、延安的女性等内容,记录下了十分珍贵的历史影像。(125) 黎民伟以自己早年跟随孙中山七年拍摄其北伐事迹的影片剪辑成《勋业千秋》(又名《建国史之一页》),以孙中山的遗志来鼓励民众抗战。
抗战全面爆发后,一批上海电影人来到香港,其中蔡楚生、欧阳予倩、夏衍、司徒慧敏等在上海期间就积极参与国防电影拍摄的电影人在新的一座“孤岛”继续利用电影抗战,另一批则投入了商业电影的摄制。他们与苏怡等较早达到香港的影人合作开办新时代影片公司,拍摄了蔡楚生编剧的粤语抗战片《血溅宝山城》,正面表现了“淞沪会战”之上海宝山保卫战中九十八师某营将士的英勇斗争和壮烈牺牲,与大后方拍摄的《八百壮士》一起被称为银幕上的“两篇光荣史页”(126) ,并曾辗转在重庆上映(127) 。
目前留有影像的启明影业公司出品的《游击队进行曲》(又名《正气歌》),由从上海南下的司徒慧敏导演。司徒慧敏本身就是广东籍影人,他又聘请广东演员李清、容小意、林楚楚等扮演主要角色,因此虽拍摄的是太湖地区的游击队故事,却较其他南下导演作品更加具有南国气息。从口型看出,演员拍摄时也是使用粤语表演。一群南国的青年演员,将“正气”表现得十分充沛。评论认为,司徒慧敏“把祖国的战士们那种艰苦作战的精神,在他底艺术手腕下明确地表现出来,坚定我们对抗战的自信,和指示出我们最后胜利的目前〔标〕,无疑这种革命性的国防艺术作品是我们目前必备的,是值得鼓励和推动的”,同时司徒慧敏“更商请一群有着集体生活的训练的青年男女歌咏干部们负责扮演……司徒慧敏先生,如此的在工作上能与学好艺术的青年们打成一片,使电影艺术走向群众去,这种新的作风给司徒先生大胆地创造出来了,这将是我们电影艺术新的一面,有广大收获的一面”。(128) 影片在1938年拍摄,但被租界当局要求删减,拖延至1941年改名《正气歌》才上映。它是如此鼓舞人心,抗战胜利后的1948年,天津《大公报》仍有《游击队进行曲》公映的广告。
南京的官办电影生产基地沦陷后,国民政府除了在大后方积极重开官办电影企业,也看准了香港这块电影业基地。这一方面是由于香港有电影生产基础,电影物料、交通运输都尚属便利;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争夺舆论宣传的阵地,严防左倾文化思想占领香港。早先已经到达香港开始投身电影工作的上海电影人如蔡楚生、司徒慧敏等,与从重庆到香港的罗静予一起开始了官方抗战宣传。1938年底,国民政府在香港建立了大地影业公司。次年,该公司出品了第一部作品,由蔡楚生导演的《孤岛天堂》。夏衍编剧,司徒慧敏导演辗转香港、重庆两地拍摄的《白云故乡》于1940年广州沦陷两周年之际公映,首映即接连18天满座,(129) 是当年香港的票房冠军,并受到香港文教界的极大推崇。影片表面上看是青年人的抗战事业加爱情、阴谋的叙事模式,实际是表现个体对国家、爱情、生命的选择,失足与弥补,可惜其影像已毁于战火。大地公司还拍摄了《保卫大四邑》(1938)等纪录片,后因经营不善倒闭。“大地”影人其后又组织新生公司,1940年末推出了蔡楚生导演的《前程万里》,描绘三个性格经历各异的青年人在困苦中挣扎生活及最终投身抗战,影片涉及了香港多方面的社会状况,如义卖救济伤员、偷运军火材料,香港电影业拍摄神怪片的乱象等。从蔡楚生、司徒慧敏等全面抗战后来港影人的创作中,我们也会发现这类影人的作品与香港现实联系越来越紧密,逐渐成为真正的香港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