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产情况及电影宣传
根据董事长梁亚平的记述,电影生产上,华北电影股份公司主要以新闻片、文化影片、娱乐片的摄制为主,其中京剧电影尤为引人注目。
1. 新闻片、“国语发音世界新闻片”与文化片
华北电影公司所摄新闻片分为按月定期发行与特报影片。例如,《华北电影新闻》每月定期制作三部,在有突发、重大事件发生之际还会发行特报新闻影片。所制此类特报影片有《大东亚战争特报(国语版)》、《满洲国建国十周年特报》(中日语版)、《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特报》(中日语版),以及《我们的公路》《世纪的干线》《日本纪行》《复旦光华》《建设总署事业》《春节锦记》《摄影棚建设》《治安强化运动》等百余部,宣传其“日中亲善”“共存共荣”“强化治安”“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政治企图。
另外,1940年起,华北影业股份公司特摄“国语发音世界新闻片”,旨在“谋得一般民众对于现在时局有澈度认识”(74) ,每月两回,定期发行于华北地区各影院。国语发音世界新闻影片主要围绕世界范围内的各地要闻进行报道。比如,来自东京的新闻《五万人女子体操大会》,来自天津、南京的《日德意三国同盟庆祝大会》《为实现世界新秩序而致力之华北政务委员长》、北京的《日本学童访问王委员长》、采集自日本新闻片的《黄河新堤修筑工事》、北京《新民会创立三周年纪念祝贺实况》、天津《陆军纪念日天津市内行进之部队》(75) ,以及来自加拿大的新闻《加拿大五孪生子的近况》和德国新闻《收回废物》。改组之后,公司新设新闻影片课。
作为华北地区的垄断性制片机构,华北影业股份公司承接委托制作文化片的业务,如受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委托,“强调描写华北新生气”摄制的文化影片《新生华北》(三卷),该片拍摄历时数月,包括华北地区所有资源,产业、文化、科学及风景等,报道称其“收罗无遗,极尽精美”(76) 。又如受建设总署石门工程局委托,公司摄制记录华北建设工程的影片《石津运河》(五卷);介绍中国人在日本留学生生活情况的影片《友邦日本华侨生活篇》(三卷);描绘蒙疆现状的《七三七之<乡村是我们的>》(五卷),以及《五谷丰登》(二卷)、《快乐的朋友》(一卷)等,“以期充分发挥其指导思想启发民智之使命”。以1941年为例,公司文化影片出品数目国语版28种、日语版 51种、蒙语版5种,
2. “京剧电影化”:以京剧电影制作为中心的娱乐影片
“当兹中国参战之紧张时局下,安慰民众之娱乐影片实为至要,各方面对此摄制工作莫不展望极殷。惟关于华北独自制作的娱乐影片一事,须先以漠不关心电影之一般民众加以有力的宣传,方克有济。”(77) 1942年起,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为燕京影片公司代摄京剧电影,京剧这种颇具地域性、民族性的古老艺术形式在沦陷时期的北京银幕上焕发出新的活力。如评论者语:“在华北的古城里,发出银色光芒,为东方艺术努力,把舞台上的精华搬到银幕上去,无形中着手办成沟通艺术思想的功绩,将来一定会有更充实更美满的成绩,结成甜蜜的果实吧!”(78)
这些影片包括由王铁瑛、徐和才主演的《孔雀东南飞》,张贯珠、周伯吟、周金莲、李德彬主演的《御碑亭》,黄玉华、朱斌仙主演的《盘丝洞》,吴素秋、赵金年、王萍主演的《十三妹》,黄玉华主演的《红线传》,黄玉华、徐绣雯主演的《花田八错》。
京剧影片上演之后,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应。《盘丝洞》在北京新新大戏院及芮克电影院上映时,人满为患,五日观影人数达34500余人,收入36000余元。
与此同时,“京剧电影化,电影京剧化”也引起了舆论的热烈讨论。有人持肯定态度,认为“颇能唤起华北民众之关心,尤以以往对电影毫不感兴趣之中年以上之观众层,亦对之表示欢迎,惟此类影片于起始实验制作期中,粗滥谬误之处在所难免,职是之故,今后之制作方面决定以充实演员之培养,及技术人员之训练,努力强化阵容。而负起上海中联共行推进国产影片之使命”。有趣的是,燕京公司顾问裕振民却对此颇有微词:“……最近听说某公司愿拍旧戏。问我的意见,我就说:中国人是听戏的不看电影,看电影的不听戏,并且真能够领略马连良的中国人也没有几个,然而听的人却对我的意见大大不以为然。他拍旧剧的理由是:乡下人都知道马连良,可是总没有见过一面儿,所以照出来之后,拿到乡下上演去,或者到满洲去,一定会挤破了电影院。您听,这个见解多么高明!朋友!乖一点儿吧!如果旧剧能搬上银幕的话那能挨到如今,恐怕是民国元年上海的电影公司大老板们早就干这把戏了。朋友!别太雄心了,想要改造旧剧呀!马连良骑马上台呀!这不是笑话吗?”(79)
那么,究竟为何燕京影片公司选择以京剧电影为制片重心?笔者认为,这首先与日本对中国电影政策的变化有关。1938年10月,国际映画新闻社社长市川彩在北平召集“日本电影的大陆政策及其动向”的会议。会上,决议制片方针改变,内容转向“大题材的中国电影姿态”——“今后,日本电影如要以中国电影市场为目标而作活动的话……在日本电影上千万不能加上日本或是满洲的名义,最好用大题材的中国电影的姿态出现,表面上和日本、满洲毫无关系,而应当使它成为完全中国人的事业”(80) 。由此观之,“华影的宗旨,专为提倡东方文化艺术,所以京剧即是东方型的艺术结晶”的制片策略,是以京剧电影这一易与国人亲近的形式,实施日伪文化统治的手段之一。1944年第2卷第3期的《新影坛》中,一则名为“大东亚电影圈”的亲善的专栏中,便将主演《十三妹》的吴素秋的照片刊登于上,并配文以做宣传,这些细节也可佐证此制片策略背后的政治企图。
其次,京剧电影的摄制旨在运用先在的故事“IP”与京剧名伶的“明星效应”,谋求广大的潜在电影观众——京剧爱好者。比如,在《十三妹》的宣传上,首先强调京剧《十三妹》的剧情,分“红柳村”“悦来店”“能仁寺”“弓砚缘”等场,次之,便是电影主角坤伶吴素秋、黄玉华的大幅合影与分别在影片中的定妆照。(81) 在《御碑亭》的宣传中,则更有报道以“燕京影片公司为张贯珠拍制御碑亭影片”为题者。
诚如梁亚平所述,京剧占有社会的“潜势力”,京剧电影的摄制也可节约大量的时间、人力与物力,使影片的制作成本大大缩减,提高经济收益,最大程度上实现影片的商业价值。在此之外,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还摄制有林默予、史弘主演的故事片《梦难成》;王元龙、石珊、白峰、李景波、刘佳合演的《混江龙李俊》。
总而论之,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产量尚可,以1942年为例,该年制成影片共计81种,其中京剧影片3种、自制影片19种、委托制影片26种、特报影片6种、新闻片27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