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形式的影像抗战教育
中国文艺有着“文以载道”之传统,对于教化功能的重视,伴随着中国早期电影的发展历程,20世纪20年代,侯曜便认为“影戏是教育的工具”,周剑云、汪煦昌在《影戏概论》中强调“请莫忘影戏宣传之能力”。至30年代,在内忧外患、家国破碎的现实处境下,电影的教育观被提升到国家文化政策的层面,主要表现在关注电影的教育功能与成立教育电影协会、大力推行教育电影两个维度。
陈立夫在《中国电影事业的展望》中提出:“电影事业所以被世界各国这样重视,决不是仅在娱乐方面发现它的功劳,而必有较重要于娱乐的工作,希望它来担责任的。如果,仅仅是使电影克尽了娱乐的职务而就算达到了提倡电影的目的,则凡可以使人娱乐的工具多得很,何必一定要依赖电影呢?我们看到苏联最近的电影政策,极端地限止电影的娱乐的成分,而把它完全作为宣传政教的工具,虽属是矫枉过正,但,其为观重电影的效能,不与一般仅供娱乐的工具相提并论,是无待烦言的。”(110)
此番论说可代表当局根据彼时中国“不能娱乐,也无暇娱乐”之国情建立的电影标准。在教育电影协会第二届年会举办的国产影片比赛的记分标准中,表现“民族意识、科学知识、生产建设、革命情绪、国民道德”之“精神”一项占据最高分值,最终联华公司出品的《人道》(卜万苍导演,由金焰、林楚楚、陈燕燕主演,1932年)折桂。陈立夫也颇为推崇此片:“例如《人道》一剧之脱胎于高明所作之琵琶记,为人人所知,而是剧终博得最高之盛誉,实际所耗之资本实亦无多,眼前很好的榜样。”(111)
1932年7月8日,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于南京成立。根据时任教育部次长的郭有守在《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立史》一文中的叙述,此前国际教育电影协会在罗马成立,“专以消除民族隔膜,倡导人类和平为职志”,各会员国应声而起,纷纷创设协会谋求合作,因此,中国的教育电影运动也是跟随国际潮流而行动的。
国际教育协会对该会的创立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鉴于电影“绘形绘声,所表现者真切有味,感人至深且速,其效能尽十百倍于语言文字也”。中国电影界对于电影教育的内在需求也愈加明显。正如郭有守所述,当时中国教育的现状处于“学校教育既未普遍,社会教育更不足言”(112) 的萌芽阶段,借助电影进行科学、社会、历史、生活知识的普及,以及国家地理、人文的讲解,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与迫切的必要性。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正是在国际潮流、国内文化趋势下,教育界人士的鼎力倡议以及中国电影发展需求的合力作用下,最终得以成立。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由褚民谊、段锡朋、罗家伦、钱昌照、谢寿康、徐悲鸿、宗白华等几十位党政、文化人发起提议组织,并征得列名发起有吴稚晖、戴策、朱家骅、雷啸岑、谷剑尘、洪深、叶楚伧、陈布雷、陈立夫等50余人,推定郭有守、周淦等数十人负责筹备,共开筹备会三次,拟订缘起,会章草案等。
该会宗旨在于“利用电影、辅助教育、宣扬文化,并协助教育电影事业之发展”(113) 。可见,该会并非一个教育电影的生产机构,而是一个教育部主持下对教育电影进行统筹、促进、监督、协调的组织,该会初设总务、编辑和设计三部,每部设主任、副主任1名。执行委员21人、候补执行委员7人、监察委员7人、候补监察委员3人,名单制表如下:
表3-1 首届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委员名单(114)
该会制定了教育电影取材“五大标准”:一、发扬民族精神。(甲)显露东方文化的优点;(乙)宣传中国历史的光荣;(丙)表演民族革命的过程。二、鼓励生产建设。(甲)由都市而转向农村;(乙)宣传已成的建设;(丙)宣传未完成的建设;(丁)指示未开发的富源。三、灌输科学知识。(甲)指示科学的日常应用;(乙)证验科学的自然现象;(丙)鼓励科学的研究精神。四、发扬革命精神。(甲)发扬牺牲奋斗的精神;(乙)发扬刻苦耐劳的精神;(丙)发扬服务创造的精神。五、建立国民道德。(甲)恢复固有的美德;(乙)矫正公共的缺点。(115)
国民政府党政要人中不乏对教育电影的躬亲实践者,江苏省主席陈果夫表示“余注意教育电影,历时已久”,在政务百忙之中伏案写剧本——“教育电影‘开山之作’便系陈先生手订”。由于多家媒体转载,今天我们可以完整查阅到《饮水卫生》共17幕的完整台本,另有《移风易俗》《富强之路》两部剧本。陈果夫1935年春创作《移风易俗》,于1941年冬完成,正本12本,副本19本,可谓皇皇大型科教系列片,这部剧本包括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但由于人力与物力所限,只有《重九》《谷雨》两部摄成。《富强之路》《常山》两剧剧本也由陈果夫所写。前者于1937年完成,讲述的是农村促进生产的故事,交给中央摄影场拍摄,但双方在是否加入战争背景的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后者是一部治疗疟疾的中药科教片,摄成于战后。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立后,广泛与高校,官营、民营电影公司,以及地方民众教育馆开展合作,进行教育电影制作与推广。1935年,教育电影协会与金陵大学理学院合作,摄制影片大体包括以下几类:一、自然科学题材,以教育部认定的中小学生课程内容为纲制作影片,辅助课程教学;二、宣传民族特有物质与文化题材,包括国防化学、民族工业;三、宣传、普及卫生题材,包括灭蚊等;四、国内建设题材,公路、水利建设;五、自然风光类。
孙明经是我国电化教育的开拓者与奠基人,时任金陵大学理学院教育电影部研究员,其间拍摄了大量的教育电影。金陵大学理学院、农学院拟剧本,中央电影摄影场代制的影片《农人之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农村影片”比赛中荣获特等奖第三名,成为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正式获奖的影片。金陵大学理学院在孙明经的带领下,为教育电影协会代摄影片《西湖风景》《首都风景》《中国体育》《防毒》《开封》《酱油》《玻璃仪器》《灯泡制作》《搪瓷》《开采煤矿》《调味粉》《农人之春》《紫砂器》等。
教育电影委员会还与东吴大学、大厦大学、无锡教育学院合作摄制《火柴》《五十六年之痛史》《纺织》《动物园》《科学养鸡法》等片。江苏省教育厅在教育电影摄制上颇为踊跃,摄制了《江苏省会风景名胜》《江苏省导淮入海》《植树典礼》《苏北水灾》《西安景象》《省会各报馆》等。
1936年7月,为将电影教育运动推及全国,国民政府成立电影教育委员会,该会作为全国电影教育事业的最高机关,相继成立巡回放映区81个,包括上海、南京、北平、青岛、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广东、福建、四川、云南、陕西、山西、甘肃、新疆、青海、察哈尔、绥远、宁夏等地。在各地推行、制作教育电影的过程中,民众教育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16)
1937年,万古蟾曾应教育部及卫生署当局之约赴京接洽卡通教育片,“据谓渠努力于中国卡通画片之制摄,垂二十余年,前后摄成之正式卡通片,达二十余部,因卡通画之寓意深远,足辅摄影术之不足,且可辅助一切教育。”(117) 1937年《影与戏》中的报道可辅以佐证,并且似乎还流露出万氏主动向中央请缨摄制教育片的意味。“前几天万古蟾应教育部及卫生署之约到南京去,自然有一番活动,他说他希望承接教育,卫生,农工商业及各种宣传所需卡通片的摄制。”(118) 万氏兄弟有着明确的电影教育观,指出卡通可用于辅助开展识字运动、儿童教育、卫生教育、党的宣传和新生活运动等。(119) 卡通片《骆驼献舞》,禁毒题材《狗侦探》,灭蝇题材《抵抗》等实际都在发挥教育电影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