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中国的抗战告诉全世界的人们”:国外拍摄中国抗战纪录片概述
在国统区、根据地广泛进行抗战纪录片摄制的同时,一批海外电影工作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土地上,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忆,并且通过影像的海外传播,塑造了不屈的中国形象。在这一过程中,国际宣传处聘任的外籍工作人员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1937年,时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的约翰·马吉(John Magee)以16mm摄影机拍摄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珍贵影像,影像共四盘,105分钟。约翰·马吉(1884—1953),是一名美国传教士,毕业于耶鲁大学和麻省剑桥圣公会神学院。1912年,马吉作为牧师被派往中国南京道胜堂,翌年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设立难民医院,救助深陷苦难的中国人。1946年,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为日军戮杀南京人民作证。
这部影片的画面中,日军的坦克、大炮猛烈地攻击着南京,机关枪对着无辜的市民扫射,城内一片残垣断壁,还有受辱的中国妇女,横陈的尸体……12月21日,马吉在南京鼓楼医院拍摄了被日军残害的市民,其中包括由于反抗日军暴行,被刺37刀的身怀六甲孕妇李秀英。1938年2月16日,马吉通过友人前往江南水泥厂拍摄,亲见一万余名难民,以及源源不断被运送来的伤员。在太平门至龙潭的公路干线上,80%的农民房屋被烧毁,逃亡的民众被打死、反绑的中国士兵被日军处决后扔进水塘,四川籍的士兵尸体横陈……(72) 此片由在南京的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的传教士秘密送往上海,影片在上海柯达公司制作了拷贝,分别交给英国“调解联谊会”、德国驻华使馆、美国国会等处。②这些影像,以及截取的图片令世人震惊。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来到陕甘宁地区,拍摄了毛泽东、周恩来,红军步兵、骑兵操练与检阅,以及八一运动会球赛等部队的文娱生活。(73)
埃德加·斯诺(1905—1972),美国记者和作家。1923年,斯诺从堪萨斯城西港中学毕业,考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1928年7月,他来到中国,先后担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太阳报》国外通讯员,以及伦敦《每日先驱报》记者。斯诺著有《远东前线》《西行漫记》等表现战时中国的作品。
美国青年摄影师哈利·邓汉姆(Harry Dunham)于1936年来到中国,在陕甘宁根据地用16mm手持摄影机摄制新闻素材。邓汉姆返回美国后与纽约的边疆影片公司(Frontier Film)合作,制作了纪录片《中国要给予还击》(China Strikes Back)。该公司曾出品记录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的《西班牙的心脏》等片。1941年邓汉姆应征服役,担任空中侦查摄影,不幸在战地遇难殉职。著名美国音乐家艾伦·科普兰德(Aaron Copland)曾谱写了一曲小提琴奏鸣曲向他致敬并表达纪念之情。
《中国要给予还击》摄制的内容包括下述方面:一、日军吞噬我国领土的进程,九一八事变后对东三省的入侵、“一·二八”时对上海的攻击、七七事变后华北的沦陷……流离失所、惨遭屠戮的中国民众;二、陕北地区红军战士的生活、学习与文化体育活动;三、陕北军民鱼水情深的画面,例如,当地村民们热情迎接军人来村,红军医务人员为群众种牛痘、打防疫针;四、民众积极参与抗战;五、延安抗日群众大会上,毛泽东、朱德演说的场景。(74)
1938年10月,受苏联委托,著名电影导演和摄影师罗曼·卡尔曼(Roman Karmen) 前来中国摄制纪录片。他将摄制的一万余米影像资料剪辑成《战斗中的中国》(Fighting in China),并出版了电影笔记《在中国》(In China)。罗曼·卡尔曼(1906—1978),苏联纪录片制作人,1931年毕业于苏联国立电影学院摄影系。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后,罗曼·卡尔曼赴战区工作,摄制了20辑新闻片《西班牙时间》。1938年8月到1939年9月,担任《消息报》记者的他来到战争中的中国。
在汉口时,苏联塔斯社职员张郁廉担任罗曼·卡尔曼翻译,随同其在前线工作。张郁廉回忆中的罗曼·卡尔曼“气质高雅、气质超群,是谦谦君子”。他们从重庆出发至汉口,由汉口乘车奔赴湘鄂前线,再赴湖北、湖南、广西等地,而后回到重庆,重庆文化界、电影界30余人,包括应云卫、沈西苓、白杨等参加欢迎大会。1939年,罗曼·卡尔曼抵达延安,并受到毛泽东的接见。(75) 纪录片拍摄的内容包括武汉战役,湘鄂两地前线战士生活,大学、儿童保育院,广东抗日游击队,以及毛泽东的工作与生活。他曾称“现在,我们的责任就是告诉世界,中国将来怎样获得最后的胜利,怎样把日本法西斯强盗赶出去。我必须要达到此目的,也就是我必须完成这责任,以不负国家派我到中国来工作,和中国友人对我的期望!到现在为止,我在各方面的工作都非常顺利,中国军事机关和人民都给我很多帮助和对我相当信仰。我将以每一寸、每一格的影片记录下中国的英勇抗战,告诉全世界的人们!”(76) 。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知名导演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受美防部军教电影管理处委任,开始《我们为何而战》(Why We Fight)一片的拍摄。这部影片共7部,包括《战争序曲》《纳粹的攻势》《瓜分与侵略》《英国之战》《中国之抗战》《苏联之战》《战争降临美国》等,全片427分钟,被公认为经典之作,获得1943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其中《中国之抗战》(The Battle of China)由中国电影制片厂罗静予监制,时长62分38秒。
根据中国电影资料馆编《燃烧的影像》一书介绍,《中国之抗战》以1937年9月上海遭受日军轰炸为开端,摄取了敌机投掷炸弹,市民仓皇奔逃的画面。紧接着,提出疑问——日本为何要侵略中国?随之介绍中国的历史、资源、人口、地理、文化,继之,呈现了日军在中国的暴行,包括逐步吞噬东三省、热河、华北、上海、南京,详细记录了南京大屠杀与重庆大轰炸的惨状。面对残暴的侵略者,中国人民进行着顽强抵抗,军民合作修建防空洞,军工厂加紧生产,民众参与修筑滇缅铁路……中国空军英勇对抗日军的空中袭击,以及美军飞虎队、史迪威将军来华打通中缅公路,美军训练中国空军。中国青年军、中美空军联合作战。(77) 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我们中国,跟诸位一样,要一个美满的世界,这不但是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全世界的人类,我们一定要做到……”(78) 影片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中结束。此片产生了广泛影响,甚至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他者对中国的想象。1944年,王绍清在《<中国为何而战>的制作及其价值》中谈道:“我们只知道好莱坞只会摄制许多辱华影片……他们或她们曾尽量地曲解中国及过分宣扬中国人民生活的缺点,把他们的近代文明与我国的精神文化划分出一个不可解,还是神秘的形成的鸿沟,假若说这种情形已经没有或者说这种观念已经改观的话,我们应当严格的说是从这部《中国为何而战》起。”(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