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电影”生产遭遇的曲折
应当说在国难之中各电影公司摄制国防电影的热情是极高的。明星与联华等公司都曾在“一·二八”事变时到前线冒险记录下战斗实况,明星公司老板张石川更是身先士卒,冒着炮火带队拍摄。史料记载,明星公司曾在1936年9月20日举办过一次“革新纪念会”,会上公司明确表态要摄制国防电影。影星与来宾手持火炬高唱唐纳作词、贺绿汀作曲的《明星之歌》,其中有“我们是灿烂的明星,是黑暗中的光明,要照澈沉沉的大地,要挽救人类的厄运。我们是久练的精兵,和长夜的黑暗斗争,要引导千万的同胞,向光明迈进”等歌词,(32) 极大地表明了抗战斗争的决心。1937年,明星公司又积极召开“文化界救亡协会”的电影工作人员协会救亡委员会成立会议,商讨协会的工作纲领,呼吁各公司拍摄国防电影,并召开编导、影评人会议商讨国防电影的拍摄计划。(33)
但是国防电影的实际摄制却并不顺利。在局部抗战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国民党方面都不允许在报刊等媒体中使用关于抗战、反侵略的词汇,当时的报刊中“日本”、抗“日”等字样,都使用“友邦”“×”等表示,舆论监管的严厉可见一斑。对于旗帜鲜明的抗日电影,当局也在审查上层层设置障碍,导致电影中的抗日不得不以隐喻、暗喻等方式出现。编剧姚克曾列举当时国防电影生产的实际困难,如明星公司1935年摄制的《热血忠魂》,经过多次修改好不容易通过了政府的审查,在上海公映时日本领事也未提出意见,却在汉口、重庆、广州等地遭到了当地日本领事的抗议,最终只能被迫禁映,严重影响了该片的票房收益。再如洪深编剧的《最后一滴血》,审查时居然被认为六分之五“要不得”,姚克气愤地替洪深质问:“试问一个剧本削去了六分之五还成什么东西?”(34) 抗战危机加剧后,政府开始提倡和褒奖抗战电影,但中国电影的生产集中在上海,而上海电影无论是制作或是放映,都与租界密不可分。资料统计,上海电影的收益十分之三来自租界。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租界当局都以“中立”为名,禁止公映的电影中出现明确的抗日情节,对《狼山喋血记》等隐喻抗战的影片也诸多留难,制片公司因此对国防电影摄制变得谨慎观望。(35)
王尘无总结“九一八”后的进步电影生产时认为,伴随着中国民族危机,新兴的中国电影自觉地带有反帝色彩,即便是如《野玫瑰》这样的浪漫爱情故事也精心钩织进了反侵略和抗战。但汉奸们的投降政策阻碍了进步作者,中国民族电影不得不退守到“反封建”中去,并以对比的手法写阶级对立,更是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经济破产有意地联系起来,但又遭到了阻碍。于是进步的中国电影被迫退入伦理的圈子,落后的就以滑稽香艳来作为制作方针了。(36) 另一方面,商业性、娱乐性本质上不允许电影直白地只用口号、标语、演讲等方式表达抗战意图,捉襟见肘的制作条件也使制片公司不得不考虑电影最大程度地适应市民观众的口味。正是由于这样的复杂政治背景和实际创作条件,在考察审视抗战爆发后的国防电影时,我们并不能狭隘地只将正面反映抗战或是直接涉及反侵略的影片视为国防电影。不管是在层层隐喻下表达团结对敌,还是在深厚观察中描绘被侵略的中国现实问题,甚至在家庭伦理影片中表现民族自新的要求,大到于战火纷飞的现场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中国军队英勇抗战的实录,小到虽只几分钟却可让千万大众口口传唱的进步歌曲动画短片,虽然不见得都能纳入国防电影之列,却都应当被记录在抗战电影的功劳簿上。
(1) 参见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二卷)》,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版,第183页。
(2) 尘无:《中国电影之路(上)》,《明星月报》1933年第1期。
(3) 参见张伟主编:《中国现代电影期刊全目书志:1921—1949》,“目录”,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4) 夏衍:《从事左翼电影工作的一些回忆》,《夏衍电影文集(第二卷)》,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版。
(5) 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1),第379页。
(6) 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1),第386—394页。
(7) 黄嘉谟:《<现代电影>与中国电影界——本刊的创立于今后的责任、预备给与读者的几点贡献》,《现代电影》1933年第1期。
(8) 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第397页。
(9) 刘呐鸥:《中国电影描写的深度问题》,《现代电影》1933年第3期。
(10) 黄嘉谟:《<现代电影>与中国电影界——本刊的创立于今后的责任、预备给与读者的几点贡献》,《现代电影》1933年第1期。
(11) 黄嘉谟:《电影之色素与毒素》,《现代电影》1933第5期。
(12) 关于“软硬之争”的具体文本,《三十年代中国电影评论文选》(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版)做了较为全面的编录。
(13) 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第495页。
(14) 罗罗:《永远的微笑》,《明星》1937年第7卷第5期。
(15) 陈子展等:《<十字街头>座谈会》,载陈播主编:《三十年代中国电影评论文选》,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版。
(16) 周扬:《“国防文学”》,《周扬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原载《大晚报·火炬》,1934年10月27日,作者署名“企”。
(17) 徐庆全:《周扬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给中央的上书》,《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0期。
(18) 胡风:《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文学丛报》1936年第3期。
(19) 周楠本:《谈“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东岳论丛》2011年第8期。
(20) 《市民教馆将举行国防及市政展览》,《申报》,1933年12月14日。
(21) 刘公望:《关于国防之电影教育》,《国防论坛》1934年第3卷第2期。
(22) 王平陵:《国防电影教育的建设》,《教育与民众》1936年“教育电影特刊”。
(23) 参见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二卷)》,第414—416页。
(24) 凌鹤:《国防电影小论》,《国防周刊》1936年第6卷第1期。
(25) 参见尘无:《关于“国防电影的论争”》,《世界晨报》,1936年10月5日。
(26) 应云卫:《国防电影我见》,《咖啡味》1936年第2期。
(27) 克铭:《国防电影》,《沪光》1936年第2期。
(28) 参见凌鹤:《国防电影小论》,《国防周刊》1936年第6卷第1期。
(29) ④参见郑伯奇:《谈国防电影》,《电影画报》1936年第33期。
(30) 参见尘无:《从“九·一八”谈到“国防电影”》,《生活知识》1936年第2卷第9期。
(31) 参见剑尘:《论国防电影》,《电影画报》1936年第28期。
(32) 惜秋:《本月廿日举行大规模招待,手执火炬唱“明星之歌”:极力革新,提倡国防电影》,《逍遥》1936年第5期。
(33) 《电影工作人员协会开会讨论进行救亡事宜,议决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致函各公司请摄国防影片》,《电声》1937年第6卷第31期。
(34) 姚克:《我对于“国防电影”的意见》,《中流》1936年第1卷第1期。
(35) 波罗:《国防电影与租界检查》,《金刚钻》1937年1月6日。
(36) 尘无:《论国防电影》,《电影画报》1936年第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