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防电影”的讨论

在近代文化思潮中,“两个口号”的论争是被“加黑加粗”的关键词。其中一个口号“国防文学”最初由周扬在《大晚报》上发表的《“国防文学”》(16) 一文中提出,其理论依据一方面是文中提到的苏联“海陆军文学同盟”的“Literature　of　Defense”,另一方面,根据周扬自述,是在1935年到1936年和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及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中成立“国防政府”的口号提出的。周扬所指的“国防文学”,“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市民们所熟知的那种狂妄的‘爱国文学’,它和大战后的和平主义的文学也不相同,它的任务是在于防卫社会主义国家,保卫世界和平。它揭露帝国主义怎样图谋发动战争,怎样以科学为战争的武器”。周扬提出,要写“黄海之战”那样的历史题材,写关于“一·二八”战事、东北义勇军游击战,“暴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的狰狞面目,描写各样各式的民族革命战争的英勇事实,并且指示出只有扩大发展民族革命战争才能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瓜分下救出,使它成为真正独立的国家”(17) 。

另外一个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则由胡风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中提出,(18) 所依据的是中共中央在九一八事变后发表的《九一九宣言》,其中提出了“武装民众进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19) 因此不难理解这是希望用文学武装民众思想,激起抗战意志的文学创作观点。

两个口号其实并无本质性的差别,最多是在对待国内阶级矛盾上稍有分歧,但它们背后却分别牵涉上海地下党文化领导周扬和共产党特派上海进行统战工作的冯雪峰对于战争状况下文学的不同理解,更涉及郭沫若与鲁迅这两位文坛领袖。当然后代研究者更注目的是因政治路线选择而引发的历史问题,这最终演化为新中国乃至“文革”后中国文学界牵连甚广的严酷斗争。因此,在提及国防电影时,我们也难免联想到当时复杂的政治背景和由此造成的特殊文艺创作环境。相比之下,国防电影观念与实践的讨论产生稍晚,并未卷入激烈的文学口号论争中,甚至因此表现出较为清醒的创作理念。但因为政府当局软弱退让的文艺政策,国防电影的实际创作也呈现出其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