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争与电影的思考
无疑的,我们思考战争中的电影的目的,不仅仅在于研究一种艺术模式或娱乐产业在人类极端状态下的特殊发展状况——虽然本书大部分时候都是在进行这种思考——还在于找寻战争所造成的电影产业上的变化,以及艺术与创作者心理的变化。
就前者来说,整个抗战前后,国产电影业的起起落落,其中当然不乏经营者个性的因素或偶发的天时地利的失调,但集体性的产业走向并不是这些原因所能完全覆盖的,其背后必然有政治经济的强大推手。一再出现的影业危机,使中国早期电影人在实现了一次次的艺术突破,创造了如此多优秀作品的同时,却缔造不出一个持续良性发展的整体产业,即便有张善琨、吴性栽、周剑云等或雄于资本,或富有魄力的事业家,也很难扶大厦于将倾。
而就后者来说,虽然战争造成了一定的阻断,中国电影创作却从未中断,在更深层次上,深厚的文化传统造就了多数知识分子创作者的普遍人格,也使战争的创伤在中国电影中产生了深远的主体性连接。战后电影艺术家将自身命运投射于银幕,成为饱受离乱后对民族灾难的痛切、对重拾旧梦的希望与失望、对自身命运嗟叹的一种重要表达。战争促进了创作者、表演者的成熟,忧郁气息与影调,影像中寓意深远的意境与比兴,使中国电影艺术在八年默默发酵后显得愈加醇厚,含蓄温厚的整体气质更多地体现了东方传统与智慧,也是战后电影最令人回味也最具久远艺术成就的部分。这些特质在上海电影中尤为突出,这与战时上海被围困及沦陷多年、电影业及电影人境遇复杂有关。而八年之后,对“附逆”影人的清算,清算过后队伍的分流、站队,比之战时更加微妙。多事、多愁、多感伤的银幕人物是上海电影、上海电影人最能对号入座的形象,与之相应的含蓄手法也成为欲说还休的智慧表达方式。
如果将人生阶段与战后电影气质进行对比,全面抗战前的中国电影无论是产业和艺术上都体现出与建设中的国家一致的探索和青春气息,而战后电影则整体呈现出沉郁忧伤的中年气质,这种转变最能让我们准确地体会战争造成的中国电影的极大变化。同时在崇尚娱乐的整体电影产业发展中、在以青年观众为主要预设票房的状况下,这种气质也是不太多见的。不管是全面抗战前的20世纪30年代,或是其后的“十七年”乃至当下的中国电影,都是青春勃发的。但我们也会发现,“文革”后,与之类似的中年气质又再度出现。《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芙蓉镇》等,再度表现出在国家经历文化深度灾难后的忧郁与反思。该时期的大量演员,如潘虹、李志舆等,几乎一上银幕就是中年形象,早生的华发、眉头的皱纹、深沉的目光,都承载着创痛后不能不有的沉重。战争不仅是国家政治与人民生命财产的灾难,也是民族文化的浩劫,在经历长达十四年的战争后,中国电影尘土满面、两鬓染霜。战后的中国电影表现了历史时代中知识分子创作者深藏于内心的家国情怀、关切现实的目光或是遁离俗世的独自哀愁,是重要而优秀的影像表达。
(1) CC派即由陈立夫、陈果夫把持的国民党党务派,以二人成立的“中央俱乐部”为核心,CC既是“中央俱乐部”的英文缩写,也是“二陈”的缩写。
(2) 《宣部沪接收专员徐苏灵抵沪》,《申报》,1945年9月9日。
(3) 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二卷)》,第146页。
(4) 沈芸:《中国电影产业史》,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109页。
(5) 杨燕:《国民政府官营电影发展考略》,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师范大学,2002年。
(6) 《国产影片界鸟瞰》,《申报》,1947年7月16日。
(7) 《文华老板钞票多:吴性栽计划实现,大明星一网打尽》,《青青电影》1947年复刊第3期。
(8) 《想做电影托辣斯:吴性栽大刀阔斧》,《青青电影》1948年16卷第15期。
(9) 《吴性栽收买昆仑实验》,《青青电影》1948年16卷第34期。
(10) 《一九四八年的影坛托辣斯吴性栽》,《青青电影》1948年16卷第34期。
(11) 《惩治汉奸条例》,《申报》,1945年12月6日。
(12) 《从速严办汉奸》,《申报》,1945年12月7日。
(13) 《戏剧电影协会正式成立》,《申报》,1946年1月22日;罡风:《电影界检举附逆分子》,《七日谈》1946年2月13日第9期。
(14) 《李丽华逃往外埠 开始检举附逆影人》,《黑白周报》1946年第2期。
(15) 《上海检举附逆影剧人 民营公司受打击》,《一四七画报》1946年第7卷第11期。
(16) 《检举附逆影人余波》,《南洋》1947年第14期。
(17) 卡洛:《黄河赴港·李影筹款:朱石麟顾兰君同行》,《香海画报》1946年第8期。
(18) 柏生:《十二名导演的自白书》,《七日谈》1946年第25期;《附逆十二导演向当局呼吁》,《精华》1946年第2卷革新第10期。
(19) 《十二导演无罪》,《海涛》1946年8月8日第23期。
(20) 参见罗红希:《民国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14年。
(21) 《院令:行政院令节京伍字第二六〇三号(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修正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国民政府公报》1946年第2684期。
(22) 《现阶段中的配给问题》,《申报》,1947年2月28日。
(23) 《中国电影事业前途危机 胶片限制入口耗量增多来源断绝》,《戏世界》1947年第320期。
(24) 《电影界要求海关拍卖没收胶片救急》,《戏世界》1947年第337期。
(25) 《今年第一件喜讯!影片公司老板笑嘻嘻 大量胶片即将运到》,《青青电影》1948年第16卷第3期。
(26) 本部分内容曾在成书过程中作为先期成果发表,编入本书时有所删减,见秦翼:《抗战后上海电影中的“中年”意象》,《电影艺术》2019年第1期。
(27) 关于“灰色上海”的相关论述,参见[美]傅葆石著,张霖译:《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28) 参见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9页。
(29)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590页。
(30) 罗卡:《战后上海和香港的黑色电影及与进步电影的相互关系》,《当代电影》201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