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率先恢复“孤岛”电影生产

抗战的全面爆发使上海电影界损失惨重。日军入侵上海后,三大电影公司中“联华”“明星”因主要工厂设在租界以外较为廉价的地段,生产难以继续。“天一”则已提前将重心向香港逐渐转移。而“新华”“艺华”等中小型公司也遭遇重创,暂时蛰伏。“新华”在这诸多电影公司中是起步较晚的。1935年农历新年,原本经营共舞台和“大世界”的商人张善琨将共舞台的当红连本剧目《红羊豪侠传》搬上银幕,该片讲述太平天国的起事经过,兼有历史、武侠、爱情等多种元素,更在中国电影全面有声化初期全片有对白、歌唱,并从热门的戏曲舞台走上银幕,其受欢迎几乎是必然的结果,当然也一举打响了“新华”的名号。事实上,在《红羊豪侠传》的舞台演出中,张善琨就聘请了多位影、戏界人士,对戏曲进行了“电影化技巧、话剧化作风、京剧化做唱溶合一台”(1) 的改编,在戏曲表演中穿插有声电影片段,进行了舞台灯光和音效的特殊设计,令人耳目一新。相比较于当时多数的跨界进入电影行业的投资者,张善琨不仅有长期经营娱乐业的商业头脑,对电影品质也颇有要求,因此“新华”自建立后就一直稳固发展。虽然在全面抗战前短暂的两年多时间里拍片不多,但如《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夜半歌声》等作品均属上乘,宣传销售也十分用心。1936年,张善琨购置结业的电通公司部分设备,准备大张旗鼓扩充其电影事业。(2) 八一三事变对于“新华”来说近乎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正在拍摄的大型科幻题材电影《六十年后上海滩》、大型古装片《貂蝉》等被迫停止,两年来办得有声有色的《新华画报》也停留在1937年6月出版的第2卷第8期。

张善琨并没有因此放弃,资料显示,他最迟于1937年年底前已开始筹备拍摄新片,并将滞留“孤岛”的优秀电影人尽量罗致麾下。“新华”恢复生产之初制作的是成本较小的滑稽娱乐片。“(八一三)事变后影业几入停顿状态,相隔些时,韩兰根、刘继群怂恿张善琨复业,当时影人星散,知名演员网罗不易,乃由杨小仲草一《飞来福》剧本,由韩兰根、刘继群主演……此片成本甚轻,而滑稽突涕,放映后生意奇佳,此后陆续拍摄《桃源春梦》《地狱探艳记》等,皆滑稽片……新华由此转危为安。”(3) 《飞来福》一片于1938年新年档在租界上映,此前报纸电影广告多数还是进口影片或是旧国产片的重映。

1938年10月复刊的《新华画报》以漫画的形式梳理了过去10个月中张善琨的大手笔动作,如投资两部核心巨作,一为古装片《貂蝉》,二为由吴永刚导演翻拍其全面抗战前旧作《神女》的《胭脂泪》。两部作品在拥挤的租界引发了观众的热烈反响。《貂蝉》一片在大光明戏院开映两次,两位男主演金山和顾而已更是获得以飞机接送的特殊待遇。两片在各地开映,仅宣传画片就制作了70万张。(4) 《胭脂泪》的情况更是独特,代替阮玲玉的主演胡蝶和新旧两片都出演的小演员黎铿当时都身在香港,张善琨向南粤电影公司商借得电影棚,带着“新华”制作人马直接奔赴香港拍摄。由于胡蝶和黎铿都同时能说一口流利的国语和粤语,因此竟决定同时套拍国粤语两版影片,国语版由旧版导演吴永刚执导,粤语版则由香港名导演陈皮操刀。(5) 两版除配角演员因语言问题有所不同外,还将身在上海拍戏不能脱身的梅熹的镜头留到回沪时拍摄,一切设想、做法都不可谓不大胆超前。此外,“新华”还延续之前改编话剧的思路,投拍了《雷雨》《日出》,筹拍改编自俄国话剧《黑暗的势利》的《欲魔》(6) ;仿照初期的“联华”建立了“舞歌组”,期待培养自己的歌舞队伍和未来人才;租用大同摄影场、改造丁香花园为大型拍摄场地,(7) 甚至在1938年末在丁香花园组织了“西湖游艺会”,由“新华”美工组搭出了飞来峰、灵隐寺、岳飞庙等西湖景致,请“新华”十大女星剪彩,与影迷同乐,一时轰动整个“孤岛”,这也十分类似欧美电影衍生产业中大型游乐场的创意。1938年,“新华”拍摄模仿好莱坞《人猿泰山》的《化身人猿》,借《貂蝉》的大热和顾兰君的走红继续拍摄《武则天》,其余开拍或投入宣传的还有《情天血泪》《冷月孤魂》《四潘金莲》《杨贵妃》《离恨天》……如此,“新华”同一时间开拍的影片往往多达四五部,而这些影片,张善琨又往往一掷千金,不惜成本。这一方面说明了“新华”雄厚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也正说明涌入大量难民的“孤岛”拥有巨大的电影消费潜力。尤其在恢复制片初期,“新华”是唯一出产新片的国产电影公司,出品娱乐性又强,因此片片卖座,供不应求。

1938年10月复刊的《新华画报》上所刊漫画,张善琨正大量网罗留沪电影人才

有评论说,“战事以后,维持中国电影界的状态及赓续中国电影的生命的是新华公司,是张善琨先生”(8) 。虽一定有商业考虑也算是顺势而为,但“新华”或说张善琨确实稳固和延续了中国电影并不强大的基础。在“新华”的影响下,自1938年下半年起的“孤岛”三年多时间内,先后有严春堂领导的老牌公司“艺华”,柳氏兄弟的新公司“国华”及其姊妹公司“国泰”,全面抗战前上海电影界最有实力的吴性栽新组织的“合众”“春明”“大成”,昔日“明星”董事周剑云主持的“金星”,家族历代经商的影迷金信民与费穆导演等组织的“民华”等多家公司恢复生产或投入电影行业。“孤岛”后期,还有小规模的公司如“大风”“大年”“大成”“大同”“华年”“美成”“联星”“华艺”“联艺”等“像雨后春笋似的勃发起来,虽然他们由于资本和摄影场址等关系的牵制不能尽量的发展,但都能在埋头苦干下制造出一两部作品”(9) ,由此造成了上海电影界在特殊时期奇特的繁荣。在“孤岛”一众电影公司中,张善琨创立的几家始终独树一帜。因“新华”与金城大戏院签订了影片首映协议,张善琨又先后成立“华成”“华新”两公司。为避开日本人的审查,他又在1939年11月假借美资背景合组“美商中国联合影业公司”(简称“国联”)。(10) 在“孤岛”后期,他旗下的公司联合几家有共同利益的电影公司组成“联邦”,以资本规模集体应对发行不畅、胶片短缺等问题,成为占据“孤岛”电影业大半壁江山的电影“托拉斯”,其余公司虽不至于完全无立足之地,但也基本不再能与之分庭抗礼。张善琨则被誉为上海滩的“电影大王”,其电影事业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电影抗战期间近十年的发展。当时《申报》上有一则文章详细分析了“孤岛”诸电影公司来源与状况,有不少业内看法,不妨抄录如下:

谈今日之中国电影界者,谓可分为两大阵线,其一以张善琨为领导,包括新华、华新、华成之三厂发行主任吴邦藩,卞毓英,李大深,联美之沈天荫,美成之颜鹤鸣,艺华似亦可列入此一阵线中,盖今日导演演员,十九为张氏之国联所罗致,因此联美等为摄制上或发行上的便利计,与张氏同进退都有必要,至于行将迁沪之南粤公司,亦难逃此例,不其然者,至少人力上将大成问题,另一阵线,在表面上似为国华与金星,其实此两家之关系,不过同在一处摄制,以及若干职演员可以通用而已,最主要的出品之质的一端——制作方针,可谓截然不同,盖从金星当局几次谈话中,知将另辟蹊径,日后与国联等并无冲突可能——例如双包案。金星与民华,则颇仿佛似之,盖都别有怀抱者。民华之态度,可以费穆导演之处世方式说明之,不尚多言,埋头苦干,是非曲直,留待世人公断。至于专摄“文素臣”之合众,则又是一种态度,经济比较宽裕,一若满不在乎者,观乎合众主人吴性栽之长期供养英茵,并不急于谈及工作一端,则记者之言,或非过甚其词。总之,所谓两大阵线者,实则亦不过国联一系与国华一家而已。以人力物力论,国华自难与前者颉颃,惟国华之柳氏昆仲,亦是干才,颇有一争高下之势,至于民华合众金星,则志不在此,不能列入任何一种阵线中。竞争而后有进步,惟竞争之道,须质量并进,否则难免走入邪途,并非影坛之福耳。(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