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式歌舞片《万紫千红》

《万紫千红》由擅长拍摄歌舞片的方沛霖导演,李丽华、严俊、王丹凤主演。李丽华饰演的张虹帮助父亲经营小食肆,她“丽而慧,善歌,天真活泼,伶俐可爱”(111) ,十分怜悯街上的孤儿。一日她捡到李永乔遗落在店中的歌舞演出票,前往观看向往已久的演出,两人因此结识。李永乔邀请张虹到父亲的寿宴上与妹妹一同献唱,张虹借此机会让李父发起为孤儿院募捐的游艺会,张虹与李妹一同演出歌舞,孤儿院因此募得巨款,张虹得偿所愿。

《万紫千红》的编导拍摄基本由中国人完成,主要演员也都是中国演员,合拍主要是指当时在上海演出的日本东宝歌舞团参与了片中的歌舞表演。三四十年代是好莱坞歌舞类型影片急速发展并逐渐定型的年代,而就中国电影来说,所谓“歌舞片”则多数属于“歌唱片”,即在歌舞形式上以歌唱为主而较少舞蹈。以与方沛霖合作多部影片的周璇为例,在她主演的影片中,其曼妙的歌声构成了影片的主要吸引力,舞蹈则较少。方沛霖努力尝试真正的“歌舞片”,如《三星伴月》中就加入了较大型的群舞表演,在模仿好莱坞歌舞片上做足了功夫,这样的段落在中国影片中是比较罕见的。“孤岛”沦陷后,方沛霖先后参加“中联”“华影”的影片拍摄,在“中联”也拍摄了歌舞片《凌波仙子》(1943)。但即便如此,舞蹈人才的缺乏仍然让他感到为难,他曾说过:“那么许多的临时演员,真难训练,能够整齐,已是十分好的了。说也可怜,过去他们谁也没有跳过舞呢。”(112) 其实在中国戏曲等传统艺术样式中并不缺乏歌舞形式,但多数高雅而写意,并不适合在歌舞片中演出。而当时流行的好莱坞歌舞片,则多数以踢踏舞、康康舞、芭蕾舞等为舞蹈表现方式,在中国人看来,这些表演衣着暴露,男女间举止亲密,都大大超出中国人的道德接受范围。上海、香港等较为开化的城市虽然已经开设了大量的舞厅、俱乐部,有一些西洋舞蹈表演,时尚男女也多数会跳交谊舞,但也正因为舞厅、俱乐部等在夜间开放,也暗中包容着许多的不道德交易,反而加深了人们对于西洋舞蹈的情色印象。

即便有东宝歌舞团的加入,《万紫千红》中的舞蹈场面仍不算丰富,大型歌舞段落只有三个,能较为明显地看出东宝歌舞团演出或参与演出的是第一、第二段。第一个歌舞段落几乎完全是真实记录了东宝歌舞团在中国的演出实况,且专门选择了他们所演出的日本舞、泰国舞和印度舞的片段,这些国家当时都已经为日本侵占,因此有学者认为,这正是日本人所希望的“大东亚共荣”的体现,而“李丽华饰演的张虹凭借其美妙歌声被日本歌舞团相中(这里决定谁有资格登台演出的是日本人),从而携王丹凤饰演的李妹加入歌舞团,一起登台演出”则正表现出“‘大东亚共荣圈’中也多了一名成员——中国”,“法西斯政权一个惯用的愚民政策就是用形式完美、思想空泛的艺术作品让不明真相的民众沉浸其中,从而掩盖其实施的某种罪恶的行径”。(113)

我们不妨换取另一个视角,即影片所引发的关注来考察一下。上海的中文报刊上对《万紫千红》中的舞蹈演出有几种不同的态度。有些报纸直指影片“变作‘肉蒲团’”,“以致引起人们对于歌舞,误认为卖淫的变相”。(114) “华影”官方刊物却认为影片“流露‘真善美’的感触”(115) ,“清歌妙舞,疑在天上”(116) ,但文旁却配发了两张名为“雪腿如林”的剧照。张爱玲曾在散文中提到现实中的“东宝”歌舞演出,认为这些“短袴子舞女”的“西式跳舞实在很有限”,因而“只喜欢他们跳自己的舞”。(117) 可见,多数人并没有关注“东宝”演出的政治意图,反而因其演出不甚高妙及影响“风化”而十分不屑。

但影片中的第二个歌舞段落确实十分引人遐想。这个段落中,李丽华带领着一群孤儿来到了仙境,一个明显为日本演员扮演的仙女将他们的破衣烂衫变为整洁漂亮的衣服,并且唱道:“孩子们切莫悲伤,我能给你们欢畅。请在这快乐场,任意酣舞,任意歌唱。你们的衣衫褴褛,我给你们换上新装,你们的心情悲伤,我给你们美丽的希望。”接着则是李丽华带着孩子们与众仙子翩翩起舞。这段歌舞段落显然是模仿此前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的彩色童话歌舞片《绿野仙踪》(1939,The　Wizard　of　OZ)。该片1940年在上海上映,当时评论称其“美得不能再美了”(118) 。但除却形式上的模仿,仙境、快乐、希望,尤其是日本演员扮演的仙女的“点化”,是否就是方沛霖在片中有意营构的“中日提携”的“美好前景”,用以迷惑沦陷区人民的呢?的确,“中联”“华影”时期的电影人在创作时都受到多方面的控制。方沛霖在此前拍摄《凌波仙子》时因为在影片中讨论了人与人之间的欺骗和利用,并设置了悲剧结尾,就被人当面指责“在现在的环境里,人们拍的片子,还是以悲剧为主要,这似乎更增加了人民的痛苦……我们现在是在大东亚战争的时候,我们应当多拍一点建设性的片子,使人们坚强起来,要是以后仍是拍这样的片子,恐怕中国的电影只有退步,而没有进步的罢”(119) 。但是,他在《万紫千红》这样一部光彩夺目的片子里,仍然揭示了孤儿无家可归,而富有者却歌舞升平的现实。最令人释怀的是,片中的“快乐仙境”并没有成为真正光明的所在,正当李丽华和孩子们快要沉醉于温柔乡时,不知从何而来的“恶魔”(片中并未正面表现)来到了仙境,人们惊慌逃窜,李丽华也从噩梦中醒来,窗外吵闹纷纷,孩子们依旧生活在穷苦中。如果前一段真的有所指涉,那么美梦的破灭也足以告诫观众,不要相信所谓的“仙境”或是“仙女”。最终孤儿问题的解决,虽然有些理想化,但毕竟仍是由中国人齐心协力完成的。

第三段歌舞则更加好莱坞化。没有资料显示日本歌舞演员是否参与该段演出,但即便有,也已完全成为影片棚内拍摄的盛大的歌舞场面的一种背景。方沛霖在影片中极尽所能营造出了好莱坞大型歌舞段落的样式,虽然没有现存的同时期其他国产歌舞片比较,但可以说与同时期好莱坞歌舞片相比,也不算太过逊色。而在全片中,好莱坞从30年代中期开始流行的谐闹爱情喜剧(Screwball　Comedy)的模式也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性格多少有些偏执的男女主人公由误会和恶作剧而相识相爱。可以说,《万紫千红》实现的,恰恰是日本人极力贬低并逐渐禁止的美国电影的经典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