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到《万世流芳》

《万世流芳》原名《鸦片战争》,是配合日本稍早摄制成的同名“反英美”影片而拍摄,拍摄计划早在“中联”建立未久就已定下。在后世的评价中,“满映”演员李香兰的出演是该片备受争议的重要原因。李香兰的祖父和父亲都精通中国文化,因此她自幼熟习中文。“满映”时代,她被包装成热爱日本文化的“满洲”少女,欺骗了很多中国观众。在回忆录中,她自称被“时代”这条大河所裹挟,随波逐流,身不由己。(104) 我们当然不能将侵略者的罪行完全加诸一个年轻女子,但无疑的,作为“满映”明星的李香兰已经成为殖民文化的代表,而“中联”在建立未久就与“满映”合作,各大报刊上频频刊载《万世流芳》的宣传资料,“满映”“中联”两大影星李香兰、陈云裳的合影被放置于显著的位置,同样也正昭示着两者作为侵略文化宣传工具的同等境遇。

除演员外,该片主创团队的其他成员阵容也十分强大。优秀的编剧周贻白担纲剧本,至于导演人选,根据各类报道推测,最初是张善琨和卜万苍,由后者执行导演之职。其后朱石麟修改了剧本的对白,马徐维邦也被拉入了“导演顾问”团队,并由早已跻身骨干导演行列的方沛霖担任布景师。而在摄制将成之时,又报道由杨小仲“总其大成”,因为“张善琨氏公务繁忙,无暇常驻摄影场。卜万苍于两代女性刻无暇晷,日夜赶拍,不能兼作分身之术。马徐维邦埋头于秋海棠之编写程序,急就章,在日夜赶理中。至于朱石麟,他的大病尚未痊愈,‘良宵花弄月’也因此停顿下来,‘万世流芳’也只得力不从心,难能勉力从事”。(105) 而该片的拍摄也是百般拖延,早在1942年10月就开始拍摄(106) ,并已将远道而来的“满映”影星李香兰的戏份基本拍完。而后“自己人”的戏份就以各种理由拖延,上映日期一再更改。(107) 这种拖延在其后的合拍制作中几乎成为惯例。

这个不断拖延的过程也正是在原先设计中要与日本影片形成应和的《鸦片战争》被彻底改造成歌颂林则徐等中国爱国志士群体的《万世流芳》的过程。为了完成意识宣传所要求的所谓“反英美”表达,影片也刻意设置了两位丑角式的外国烟馆老板夫妇,极力表现他们的阴险恶毒,但与所有同时期影片一样,对于这类角色所引起的对“外敌”的愤恨,往往是不分国籍的。“戒烟”则更进一步被强调为对既往沉沦的痛切和立志自强的民族自省。结尾处林则徐的禁烟行动虽遭遇挫折,但“我们中国是最勇敢,最有血性的民族,我们绝不会做亡国奴的”以及“只要人心不死,国家决不会亡的”这些对话,则是强烈的民心鼓励。影片也构建了两条爱情线索,尤其是林则徐与张、郑两位小姐的情感纠葛,因此被当时与后世的很多评论者认为分散了英雄颂歌的意义。在大型合拍片中刻意放置的情感线索,当然不只是剧作技巧与商业需要,也是以对宏大主题的“降维”来达到分散政治宣传关注的目的,看似降低了格调,实则是“中联”影人的智慧之举。

被作为亲善形象广为宣传的“满映”“中联”两位女影星角色的安排也有其深意。李香兰在当时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满洲少女”,她饰演的卖糖女凤姑正与“满洲”一样,是一个不幸沦落的“孤女”。她虽不得不依附于外敌谋生,却有自己的善恶判断和正义底线。尤其是她在片中演唱《卖糖歌》,高唱劝解戒烟而外国烟馆老板夫妇毫不知情反拍手叫好的情节,与《万世流芳》的拍摄恰好形成了有意味的内外对应。也正因为她的存在,警醒了原本沉迷于鸦片不能自拔的青年,并最终以劝诫与温情使其奋发图强,从而彻底得到救赎。而作为“中联”头号影星的陈云裳在影片中饰演了张静娴,这一角色因为备受误会、命运曲折并最终牺牲而令观众颇为遗憾,甚至有评论者提出应当将其与袁美云饰演的角色互换。(108) 但“从花木兰到张静娴”(109) ,陈云裳显然更适合塑造女英雄形象。正如袁美云饰演的玉屏所说,“她这些年来救了无数吃烟的人,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比我们这种女子要强得多了”,普通女性追求的爱情美满、家庭幸福已不是片中衡量张静娴的标准。同时这个凭空构建而备受磨难、不改初心的人物张静娴,与彪炳千秋、为人称颂的林则徐相比,也更像是对敌斗争中的无名英雄的隐喻。影片的最后,林则徐得知张静娴牺牲,感慨道:“张小姐,我们虽然很少见面,可是数十年来我们志同道合,也可算是知己了。”不知是有意或是无意,放到当下解读,这句台词倒更像是“中联”影人对战斗在抗日战线上的爱国志士的告白。虽然背负着“附逆”的骂名,他们却也与救国者心意相通,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力量,并不惜在需要时牺牲自己。

《万世流芳》最终的公映时间为1943年5月6日(110) ,这也是“中联”最后公映的一部影片。很多研究认为《万世流芳》改写导致了“中联”被整顿,最终促成了垄断性电影公司“华影”的成立。但显然,成立“一体化”的电影企业从一开始就被列入了吞并改造上海为中心的华中电影业的日程,而“中华”“中联”也已经形成了各自领域的实际垄断,并且都被牢牢控制在日军及伪政府的宣传政策之下,合并只是一个时间上、形式上的问题。但《万世流芳》暧昧的主题和实际效果毕竟让日方与伪政府有些恼羞成怒,“华影”时期,他们加强了对电影的各方面控制,并进一步采用了中日合拍影片这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