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战场上:尤里斯·伊文思与《四万万人民》
1938年,荷兰导演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携摄影师约翰·弗诺、罗培·卡巴来中国摄制纪录片《四万万人民》(The 400 Million),又名《1938年的中国》,1939年发行。
尤里斯·伊文思(1898—1989)生于荷兰,父亲是一位经营照相器材的商人。伊文思曾前往德国学习摄影,后回到父亲的公司。他凭借《雨》《桥》等作品在国际上崭露头角,在20世纪30年代摄制了《新的土地》等左倾电影。1937年,伊文思加入人民阵线政府军,并拍摄了纪录电影《西班牙土地》,此片“奠定了左翼电影斗士的名声”(84) 。
1937年3—4月,伊文思完成了《西班牙土地》拍摄工作,在当地的报纸上看到日本进攻中国的消息,产生拍摄《四万万人民》的冲动。其间,美国女演员路易斯·雷乃、创作家里利安·海尔曼和西姆林等人与伊文思临时组织了一家独立、非商业制片机构。在侨居美国多年的中国富商的资金支持下,摄制组一行带着“埃姆”摄影机和胶片奔赴中国,由巴黎至纽约,乘飞机经旧金山、中途岛,再由香港至广州、汉口。在汉口,伊文思与蒋介石会面,获得了拍摄许可,在台儿庄、汉口、兰州、广州、西安等地展开摄制工作。
纪录片《四万万人民》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概述了中国这一时期的政治和经济背景,包括土地、资源与历史以及工业的情况。解说词由美国剧作家达德利·尼柯尔斯无偿所写,影片开篇便交代出这场战争的性质。
第二部分表现了日军的侵略行动,日本将军在广播中称:“现在是占领中国的最好时机,不要等中国强壮起来,我们现在的军事装备已经准备得相当充分,我们的海军和陆军会攻占中国的沿海城市,进而控制整个中国,如果遇到军民抵抗,我们会轰炸掉他们的整个城市。”(85) 日机呼啸而过,炸弹点燃无尽的房屋,黎民百姓伤亡无数,尸体遍布。与此同时,展现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不屈抵抗。
第三部分记录了台儿庄战役的情况与最终胜利。伊文思一行1938年4月1日从汉口启程,4日抵达台儿庄附近,拍摄了大炮阵地、轻炮阵地,以及双方交战的情况:“当夜之幕渐渐笼罩大地的时分,大炮怒吼了,我们把射击时的火光都摄了进去。这是相当有价值的!”(86) 影片还摄取了居民回乡,以及台儿庄克复之后迅速恢复秩序的情况。
《四万万人民》的内容还包括:士兵训练、抗日阵亡将士追悼会、修建公路、妇女支援前线、八路军召开军事会议、女学生演讲、华侨在纽约游行与踊跃捐款,蒋介石、宋美龄、孔祥熙、陈诚、宋庆龄、郭沫若的行动,以及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林伯渠、吴玉章开会的珍贵场景,并特别剪辑了哈利·邓汉姆在延安拍摄到的朱德的画面。
影片表现出一个各阶层团结、顽强抗争的中国,“他们为了自由而战!为了他们的民族文化而战!为了他们的独立而战!”值得一提的还有《四万万人民》的配乐,担任作曲的是汉斯·艾斯勒(Hanns Eisler),其创作理念是:“在音乐出现之后,电影中一系列的片段(爆炸与沙尘暴)与之配合在一起,二者以蒙太奇的方法形成了对照。配乐没有模仿中国音乐的音色和节奏,却逼真地营造出了远东的氛围。这是很大的优点。而且,这部作品还特意避开了那种摇旗呐喊的英雄主义。”(87) 《四万万人民》在美国、荷兰、比利时、法国公映,上映后反响强烈,欧洲观众通过这部影片真实、具体地看到当时中国人民的反抗:“他们从影片知道,中国人民正在为自由和独立而进行斗争。”(88)
(1) 罗学濂:《抗战四年来的电影》,重庆市文化局电影处编:《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电影》,第442页。
(2) 《战时电影事业统制办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1),第375页。
(3) 同上书,第376—377页。
(4) 郑用之:《三年来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1941年1卷1期,第51页。
(5) 《来自中国电影制片厂》,《抗战电影》1938年第1期,第13页。
(6) 郑用之:《三年来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1941年1卷1期,第52页。
(7) [美]罗伦斯,李威译:《在抗战中成长的中国电影制片厂》,重庆市文化局电影处编:《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电影》,第669页。
(8) 虞吉:《大后方电影史》,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第44页。
(9) 《热血忠魂》,《抗战电影》1938年第1期,第15—16页。
(10) 《戏剧杂志》1938年1卷3期,第14页。
(11) 杨邨人:《杨邨人关于军委会政治部电影放映队三年来工作情况的报告》(1941年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1),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页。
(12) 郑用之:《郑用之关于电影放映队从艰苦奋斗中争取胜利的报告》(1941年12月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历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1),第146页。
(13) ③杨邨人:《杨邨人关于军委会政治部电影放映队三年来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1),第149页。
(14) 李华:《抗战时期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当代电影》2019年第12期,第64页。
(15) 郑用之:《三年来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1941年1卷1期,第51页。
(16) 李一君:《烽火年代的中国形象——中国抗战电影的海外传播与国际银幕上的中国抗战(1937—1945)》,《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124页。
(17) 史汀:《通讯特写:活跃在抗战中的中国电影界》,《战时青年》1939年第2卷第3期,第27页。
(18) 郑用之:《三年来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1941年1卷1期,第51页。
(19) 《中央电影摄影场:一班努力的工作者》,《银色》1940年第7期,第14页。
(20) 《中央电影摄影场扩大组织,各科人事重加任命》,《电影与播音》1943年第10期,第15页。
(21) 参见《西藏巡礼》,《电影世界》1941年第18期,第4页。
(22) 施焰:《<中华儿女>观后》,重庆市文化局电影处编:《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电影》,第316页。
(23) 《中央电影摄影场代表作中华儿女献映前言》,《真光电影刊》1940年2卷1期,第13页。
(24) 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二卷)》,第71页。
(25) 沈西苓、潘孑农、孙师毅、杨邨人等:《中国电影的路线问题——座谈会纪录》,《中国电影》1941年1月,第14页。
(26) 史东山:《关于<保卫我们的土地>》,陈多绯编:《中国电影文献史料选编·电影评论卷1921—1949》,第686页。
(27) 李为光:《保卫我们的土地》,《国民公报》,1938年5月11日、18日。
(28) 淡竹:《<胜利进行曲>本事》,张骏祥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八编 电影》,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
(29) 史东山:《关于<胜利进行曲>的摄制》,重庆市文化局电影处编:《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电影》,第562页。
(30) 槿:《<还我故乡>评论》,重庆市文化局电影处编:《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电影》,第497页。
(31) 熊月之主编:《稀见上海史志资料丛书7》,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143页。
(32) 一鹤:《孤军影片两种——<八百壮士>与孤军生活片》,《锡报》,1938年8月17日。
(33) 桂涛声、夏之秋:《歌八百壮士》,《战歌(绍兴)》1939年第1期,第66—67页。
(34) 白薇:《进步的电影——<八百壮士><孤岛天堂>的观感》,重庆市文化局电影处编:《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电影》,第380页。
(35) 黎莉莉:《<塞上风云>的摄制历程——兼怀应云卫同志》,《电影艺术》1980年第5期,第60页。
(36) 孙瑜:《编导<长空万里>的经过》,重庆市文化局电影处编:《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电影》,第535页。
(37) 周至柔:《<长空万里>映演献词》,重庆市文化局电影处编:《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电影》,第430页。
(38) 郑用之:《怎样摄成<火的洗礼>》。陈多绯编:《中国电影文献史料选编·电影评论卷1921—1949》,第748页。
(39) 郑用之:《怎样摄成<火的洗礼>》,陈多绯编:《中国电影文献史料选编·电影评论卷1921—1949》,第748页。
(40) 孙瑜:《编导者言——谈影片<火的洗礼>》,重庆市文化局电影处编:《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电影》,第563页。
(41) 陈墨:《“东亚之光”:何非光人生影事初探》,《当代电影》2009年第2期,第85页。
(42) 《<东亚之光>本事》,转引自徐骏祥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8编“电影”,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400页。
(43) 何非光:《<东亚之光>拍摄前后》,重庆市文化局电影处编:《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电影》,第546页。
(44) 子都:《人类史上的奇迹——<东亚之光>观后》,重庆市文化局电影处编:《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电影》,第374页。
(45) 李道新:《中国电影史(1937—1945)》,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页。
(46) 寻:《电影杂评:血溅樱花》,《甬潮》1947年第11期,第9页。
(47) 郑君里:《论抗战戏剧运动》,李镇主编:《郑君里全集·第四卷》,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
(48) 郑君里:《<民族万岁>讲白》,李镇主编:《郑君里全集·第四卷》,第6页。
(49) 同上书,第8页。
(50) 同上书,第10页。
(51) ②徐昌霖:《<民族万岁>观后感》,重庆市文化局电影处编:《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电影》,第461页。
(52) 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二卷)》,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版,第69页。
(53) 参见陈晨:《忆<华北是我们的>拍摄经过》,袁牧之等:《解放区的电影》,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2年版,第66页。
(54) 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二卷)》,第69页。
(55) 《陪都影坛新贡献,卡通片农家乐完成(上)》,《电影日报》(1940—1941),1941年9月4日。
(56) 李镇:《抗战动画片<农家乐>史料考释》,《当代动画》2018年7月,第78页。
(57) 《陪都影坛新贡献,卡通片农家乐完成(下)》,《电影日报》,1940年9月5日。
(58) 刁颖、虞吉:《抗战时期大后方卡通作品的特殊效应研究》,《当代动画》2019年1月,第80页。
(59) 参见刁颖、虞吉:《抗战时期大后方卡通作品的特殊效应研究》,《当代动画》2019年1月,第80—81页。
(60) 《<农家乐>绘制者的话》,《影坛春秋》1941年8月,第55页。
(61) 文天行、王大明、廖全京:《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史料选编》,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第269页。
(62) 《大会宣言》,《抗战电影》1938年第1期,第30页。
(63) 阳翰笙、史东山、刘念渠等:《关于国防电影之建立》,《抗战电影》1938年第1期,第6页。
(64) 沈西苓、潘孑农、孙师毅、杨邨人等:《中国电影的路线问题——座谈会纪录》,《中国电影》1941年第1卷第1期,第9页。
(65) 宋之的:《略论电影通俗化问题》,重庆市文化局电影处编:《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电影》,第13页。
(66) 郑用之:《民族本位电影论》,重庆市文化局电影处编:《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电影》,第135页。
(67) 葛一虹:《关于民族形式》,重庆市文化局电影处编:《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电影》,第27—28页。
(68) 《非常时期电影检查所8月1日在广州成立》,《电声》1938年第7卷第25期,第485页。
(69) 张馨艺:《非常时期电影检查所工作内容》,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07年,第46页。
(70) 转引自张馨艺:《非常时期电影检查所工作内容》,硕士学位论文,第12页。
(71) 严彦、熊学莉等:《陪都电影专史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157页。
(72) ②参见乔梅玲:《国际友人与抗日战争》(历史不能忘记系列),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197、198页。
(73) 参见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二卷)》,第366页。
(74) 参见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二卷)》,第367页。
(75) 张明编著:《外国人拍摄的中国影像(1844—1949)》,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8年版,第444页。
(76) 卡尔曼:《将中国的抗战告诉全世界的人们》,重庆市文化局电影处编:《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电影》,第503页。
(77) 孙劲松:《中国之抗战》,中国电影资料馆编:《燃烧的影像》,第111页。
(78) 中国电影资料馆编:《燃烧的影像》,第313页。
(79) 王绍清:《<中国为何而战>的制作及其价值》,《电影与播音》1944年第3卷第9—10期,第32页。
(80) 孟石声:《苦干月刊社复刊祝辞》,《苦干》1938年第8期,第3页。
(81) 《档案揭秘·铭记》特别节目组编:《档案揭秘:抗战第一现场》,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版,第275页。
(82) ③纪录片《苦干》解说词。
(83) ②转引自周勇、刘婧雨:《从影像史学考察美国电影纪录片<苦干>》,《西南大学学报》2018年第11期,第151—152页。
(84) [日]佐藤忠男著,岳远坤译:《炮声中的电影:中日电影前史》,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6年版,第97页。
(85) 孙劲松:《四万万人民》,中国电影资料馆编:《燃烧的影像》,第78页。
(86) [荷]伊文思,苍茂掌译:《在中国战场上》,重庆市文化局电影处编:《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电影》,第591页。
(87) [日]佐藤忠男:《炮声中的电影:中日电影前史》,第102页。
(88) [荷]尤里斯·伊文思:《我是怎样摄制<四万万人民>的》,《中国电影》,1958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