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电影业资本耗尽

在公司成立一周年时的一篇叙述公司创立经过的发言稿中,张善琨像是有意剖白心迹一般,解释了“中联”不得不成立的原因:一为“原则问题”,即日方提出全沪制片公司必须合并以“精密制片”,才提供胶片等原料;二为“成本问题”,制片费用暴涨,而私营公司的发行能力又不能触及华南及南洋、华北及东北,成本难以收回;三为“同仁生活问题”,“孤岛”时期影人留沪达千余人,多数在租界沦陷前未离开上海;四为“电影历史保存问题”,即一旦上海电影业集体停业,中国电影三十年来的基业可能就此毁灭。(88) 从现实到使命,“中联”看似万万没有不成立的可能。这些问题实实在在,比汪伪政府诸如“要永远守着受了伤的祖国,还要予受了伤的祖国以更大的治疗,造成其更胜的机运”(89) 之类煽情的鼓动要切实得多。

但“中联”却远远不是侵略者和伪政府理想中的电影业终极模式,上海民营电影业的一个个“不得已而为之”,也正是他们一点点踏入侵略者侵占吞并陷阱的开始。“中联”成立一周年时,就已明确传出合并消息。作为“中联”伪政府资本代表的冯节称,中国电影事业“从事变以后,支离破散”,承“友邦”援助才得以存续,合并是“为适应战时文化宣传体制”(90) 。5月11日,汪伪政府行政院一六一次会议通过了“宣传部”拟具的“中国电影事业统筹办法要纲草案”,该草案称:“中华”“中联”“上海影院公司”等“三家公司,分担电影片之制作、发行及放映任务,性质虽各有不同,但同为电影事业谋发展,其目的则一,且制作、发行、放映三者,息息相关,互有密切之连带关系,倘能归并为一家组织,统合经营,对于推行国策融通资金,集中人才,节省物力,发展事业各方面,相信当可较前有更大之成就”。“现在大东亚战争胜利基础经已奠定……电影对文化宣传方面,所担负之使命确为重大,为适应战时文化宣传体制”,将三公司合并,“以谋电影事业之一元化”。(91) 草案中的“一元化”正是日本在战争期间已经实行的电影事业方针,战时资源统一调配,实行一体化的制片方针、唯一的发行放映渠道,而电影业也无条件为战争宣传服务。电影业的再度整合也是伪政府被进一步卷入侵略者发动的战争的标志。

草案通过的第二日,1943年5月12日,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影院股份有限公司,即宣布“为适应战时文化宣传体制,奉令遵照国府行政院宣传部颁布中国电影事业统筹办法,合并为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在大光明戏院举行了创立会,原三公司股东不下三千人到场。申明“该公司全部资本总额国币五千万元,业由中日满三方面旧股东于短期间内如数认缴”。“选”出了林柏生、川喜多长政、冯节、石川俊重、张善琨、不破裕俊、黄天始、黄天佐、郭顺、金指英一、何抚然、漆原一术、朱博泉、杉田大一郎、唐寿民、杨星华等董事十六人,韦乃纶、汤澄波、植村泰二、坂上休次郎、严春堂、董国明等监察六人,(92) 聘请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为名誉董事长,选举林柏生为董事长,川喜多长政为副董事长。人员构成与“中联”相比,大大增加了日、“满”与伪政府成分。5月14日,“华影”在静安寺路康乐大酒店举行正式成立大会。董事长兼“宣传部长”林柏生发言时强调了电影事业对社会教育及文化宣传的重要意义,电影并非娱乐与牟利的工具,因此在战时应完全切合战争需要,并与日“满”密切联系,以建立“大东亚共荣”的文化阵地;电影事业统筹办法就是要“合政府与民间之力量依于国策,以谋电影事业之健全发展”,因此政府必须督导扶植电影事业,从业人员应当自觉承担文化使命。(93) 15日,“华影”又举行茶会招待新闻界。登场的“华影”新任管理人员中,常务董事及总经理冯节尤其引人瞩目。此前他虽然也是“中联”董事,但更是“宣传部”副部长兼驻沪办事处处长,像是伪政府派驻“中联”的监督员。在“中联”后期,冯节就积极参与公司各项事务。重组后建立的“华影”由冯节而非张善琨担任总经理,直接表明了“华影”完全受制于日本方面和伪政府的实质。

“华影”采用原公司解散并整合新公司后刊登公告通知股东的方式,原公司股票可由股东“持原有股票或股票收据”于限期内至大上海大戏院换领新公司股票。(94) 只占有少量股份的民间小股东并不具有公司决定权,因此也只有被“通告”的资格。“华影”的5000万元资本中计含原“中华”1500万元,原“中联”1250万元,原上海影院公司800万元,共计3550万元。另由林柏生、褚民谊、冯节、川喜多长政、张善琨等15位发起人认购940万元,另510万元则公开向具有“中日满”三国国籍者募集。(95) 不到四个月后,成立不久的“华影”再度增股,由9月6日的股东临时会决议增资2500万元。此次股东临时会规格颇高,董事长林柏生亲临致辞,冯节总经理报告公司营业状况,称“公司每月收支,结有盈余,戏院逐渐增加,而发行因之日有扩充,制摄影片每月4部,胶片材料,不成问题”,公司增资办法则为“每二股升新股一股,由公司资产增值及盈余项下拨充之,每股票面原为一百元,为适应市场流通计,改为每股10元”。(96) “华影”的此次增股,仅是将公司股东利润强制投入了新增股份,除了数字游戏外,对公司本身资本扩充并没有太大意义。如果再联系物价因素,增资的作用就更是无从谈起。同时也不难看出,“华影”一直引以为骄傲的电影生产发行“独占”资源,也在逐渐减少。以上述引用陆洁日记所载日方最初给予的每年72部胶片的承诺,每月胶片数应为6部,即便如冯节为增资而勉强号称的4部来看,也已减少三分之一。为此次增股顺利,冯节甚至许下空口承诺称“友邦人士,承允增多胶片供给数量”(97) 。据说冯节的办公室里一直挂着一张五彩的华影城鸟瞰图,是计划中建设好莱坞式大规模集中摄影基地的计划。(98) 但随着“华影”逐渐入不敷出,这个宏大的计划自然也就只能是空中楼阁了。

侵略者和伪政府如此大刀阔斧地重组上海影业,不断以组成股份公司、招股、增股为名,侵占、掠夺上海民营影业的资产,把控电影的发行权、审查权及相当的产品收益,却并未获得预期中的丰厚利润。(99) 根据“华影”发行刊物,公司成立至一周年时仍维持着庞大的组织结构(见下页图)。公司设有香港办事处与广州、南京、汉口分公司,共计有员工2438人,其中导演19人,男女演员185人,技师48人,技工201人;每月出品戏剧片4部,新闻片3部,文化片1部;管理戏院48所,发行戏院65所;号称每月观众人数:上海100万人次,华中60万人次,华南100万人次。(100) 但陆洁却在1942年6月16日的日记中记载,刚刚成立的“中联”就又面临着“底子片涨价,由日金36.12到45.15”的局面,其他情况像是资金缺乏而导致无法开工、不得不裁员减少开支、演员闹工潮和走穴等更比比皆是。“中联”成立时气象宏大、各方称贺,到一周年庆典之际还算得上热闹,但到“华影”成立一周年时,已是“因无钱,叙餐游艺均取消,茶点后即散,凄惨之至”(101) 。中日战事紧张时,日本电影工业尚不能自顾,何谈“无私”支持“友邦”,所谓的“中日提携”更是顾不得维持了。但中国电影业却在这样的侵占与消耗中受到重创。上海电影业受到威逼利诱,集体沦陷,是不能回避的事实。而在此期间,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即便尽力避免,日本侵略者的电影宣传政策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施,合拍片也在表面上呈现出“中日亲善”“反英美”等立场,另一些影片中所流露出的提倡隐忍、合作、博爱,也令人猜想。“中华”更是发行放映了为数不少的直接宣扬侵略意图的纪录片。原有的民族放映业在被全面并购之下,在广大沦陷地区放映这些侵略影片,欧美电影则逐渐在上海绝迹。战争中日军及伪政府造成的经济混乱,使国民政府从30年代起就一直极力维持的货币稳定近乎全然崩溃,上海私营电影业所代表的中国电影大部分的有生力量在沦陷中一步步走向破产边缘。

“华影”组织结构图(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