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华公司成立与电影制作转向

直到上海租界沦陷时期,已成为中国电影界主要领导者的张善琨仍将联华公司的成立和兴起视为中国电影发展的“一个划时代标志”(44) 。也是从这时候起,电影界汇集了更多人才,受到国内知识分子的真正瞩目。更重要的是,从政府到创作者、观众,“电影是教育的工具”的观念逐渐成为各阶层的共识。

联华公司由罗明佑于1930年3月建立,10月25日“在国民政府事业部及香港政府同时注册”(45) ,总公司位于香港,1931年起又在沪、津等地成立分公司,大有跨越大江南北、整合国产电影业的雄图伟略。它集合了黎明伟的民新公司和吴性栽的“大中华百合”、但杜宇的上海影戏公司等沪上原知名制片公司。自然,各类创作、管理人才也汇聚“联华”旗下,如陆洁、朱石麟、孙瑜、卜万苍、蔡楚生,更有阮玲玉、金焰、陈燕燕、林楚楚等实力演员,可谓人才济济。

联华公司的开业资本及背后的投资者也十分令人瞩目。罗明佑出身广州河南的名门望族(46) ,在以华北、东北为基地经营华北电影公司的数年间,他就将旗下影院数量扩张至二十余家(47) ,并已联合了卢根等有实力的南方投资者。联华公司成立时,罗明佑广泛征集社会资本,首任董事长即为香港巨绅何东爵士。罗明佑又以华北电影公司的放映网络襄助“联华”影片的发行,能认识到发行放映业和制片业唇齿相依,这是抓住了当时国产电影业的痛点,也是从制片业起步的明星、天一等公司需要花大力气才能解决的问题。

联华公司建立的出发点是经营电影院的罗明佑看到了无声片向有声片过渡时期国产片源的缺口,看似商业投机味很浓,但它最初的两部高水准作品《故都春梦》《野草闲花》很快就为其擦亮了“复兴国片”的招牌。“联华”也确实做到了“有益世道而切合艺术之出品”(48) ,之后的《恋爱与义务》《一剪梅》《桃花泣血记》《野玫瑰》等,部部经典,以上乘故事情节和严肃的摄制态度尤其受到知识分子阶层的追捧。在获得较好的口碑后,“联华”进一步与政府合作,大力发展“教育电影”。从“联华”的实际创作来看,它并未严格按照国民政府狭义教育电影的要求,而是以社会伦理问题题材的情节剧完成广义的社会教育任务。这是兼顾电影公司营利和社会功效的最佳途径,更是社会较易接受的电影教育方式。国产电影中较早获得票房口碑双赢的《孤儿救祖记》(1923)被盛赞的原因,就是“不但是家庭教育电影,而且是民众教育识字运动的好剧本”(49) 。

“联华”提出了宏大的宗旨,其总纲为“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众、挽救影业”,略述其纲领为:“复兴国片;普及社会教育;为影界全体服务;抵抗外片之文化侵略与经济侵略;培植新人才;辅助国营事业;推广国外市场;维护从业人员人格;集中制片中心;为国家社会服务。”(50) 由此公司宗旨可见,“联华”虽然是股份制的民营公司,但因为和国民政府的密切关系以及罗明佑等经营创作者的电影情怀,它的确与一般的民营电影公司有所不同。在国民政府尚未建立完备的官营电影制片体系之前,“联华”是将自己定位为民营电影公司表率的。

而国民政府也确实有意在官方层面对“联华”予以扶持及合作,将之树立为民营电影的楷模。1933年5月起联华公司“与国民党中央党部约定合作新闻片”,“中宣会电影股与本公司合作,派员到各地摄取新闻”,又于“六月设立教育新闻片部”,②延续了主要创办人黎民伟等早年追随孙中山摄制军事纪录片的情怀(51) 。在局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历次文化运动中,“联华”也步步紧跟、积极响应,常常以类似命题作文的方式创作,由罗明佑、朱石麟、费穆等人亲自操刀编导电影作品,如《慈母曲》(1936)、《新旧时代》(1937,又名《好女儿》)等。

陈墨称罗明佑是“影界职业经理人”(52) 是十分有道理的,他本身并不拥有巨额资本,甚至出身“大中华百合”的联华公司重要管理者陆洁在日记中对他多少有些“空手套白狼”的行为颇有微词(53) ,但他确实是一位有胆识有魄力的实干家。在《告联华同仁》(54) 中,他十分鲜明地提出要与三种恶势力斗争:一是“国人对国片失其信仰”,针对这一点,他不仅广邀社会名流和大投资者参与和监督公司的运营,也进一步争取政府支持;第二则是“影院界受国外影片公司之侵染侵略,竟有以演国片为耻者”,“联华”因此网罗人才“刻意试制佳片”,利用“复兴国片”的口号获取国内观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认同感,并利用资源优势积极开拓华北、华南市场;只是尚有第三点“投机家挑拨之恶势力”,罗明佑认为很难清除,这也是国产电影产业资本运营的积习,并不是罗明佑个人能够解决的。

尽管面临着重重困难,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产电影事业尚未建立起来之前,集合了大量知识分子创作者的“联华”,不仅深刻影响和带动了国产民营电影业,也使我们看到了以民营为主体的30年代电影业为国家文化服务的最大可能性,及以营利为生存根本的民营影业可以凭借高艺术水准的电影,同时完成良性商业运营与启蒙教育等社会责任,使国产影片逐渐摆脱神怪武侠片时代所造成的一味迎合与娱乐市民观众的定位,这也正是从20年代郑正秋等导演提出“良心主义”的主张以来,国产影业真正直面艺术与教化的严肃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