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步中国化的题材和类型

根据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主要针对好莱坞电影生产的类型(Film　Genre)理论,美国电影从20年代起在工业化生产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类型范式,对一定题材形成模式化的重复制作。中国电影虽然在抗战前完全未能有全面工业化的生产格局,但就某些特定题材样式,在持续受到观众欢迎的前提下接二连三地推出,有一定的类型化趋势。同时,国产电影从一开始,即便是模仿西方滑稽短片,也力图呈现中国化的生活场景。除去最早的戏曲纪录片不说,早期的短片中如《难夫难妻》(1913)中对旧式婚姻种种繁文缛节的表现和嘲讽,《二百五白相城隍庙》(1913)对于市井实况的记录等,都已经十足的中国化。

一二十年代的影片中喜剧(短)片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现存最早的国产电影《劳工之爱情》(1922)十分类似早期欧美短片中的恶作剧故事。学者秦喜清考证其模仿了在当时颇受欢迎的罗克(Harold　Lloyd,今多译作哈罗德·劳埃德)主演的《永不示弱》(Never　Weaken,1921)(11) ,从时间上看是有合理性的。但这部短片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十足中国化的,这不仅体现在接地气的市民爱情、丈人考女婿等情节上,主人公职业身份的细节也极具巧思。郑木匠锯子开西瓜、墨斗传情,祝医生多少有些夸张的治病方式,都能引发中国观众会心的笑声。而对街市商贩生活、俱乐部内狎妓闹事等情节的表现,也使土洋杂合的上海气息扑面而来。当然也有一些被改造得不中不西的影片,如《航空大侠》(1928)就塑造了一位365天都驾着飞机行侠仗义的独行侠,只要从高空看到路有不平,必定停下飞机来除恶扬善。飞行的设定显然是对传统故事中腾云驾雾的现代化想象,只是十分不符合国情。而故事的后半段,却让大侠英雄救美,并巧合地救下长辈订下婚约的未婚妻,成就“天成佳偶的巧姻缘”(12) ,不无生硬地回到了误会、巧合、突转的传奇故事模式。

20年代也出现了不少借由社会热点事件,且往往是“桃色事件”改编的影片。由于追求事件及细节的真实,运用事件发生的实景实地拍摄,甚至刻意复原事件发生的过程、搜罗相关物件,追求实景重现,被影评人称为“实事影片”(13) 。这些影片中如《闫瑞生》(1921)、《张欣生》(1922),不无窥淫猎奇并宣扬凶杀暴力的趣味,但也有如郑正秋编导的《黄陆之爱》(1929),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新时代的新爱情观,并关注新婚恋关系中女性命运,部分达到了影片所宣传的反封建效果。

另一类受欢迎的影片则是武侠片,后又发展出武侠神怪片。武侠片多数是古装片,“中国古装片或以《红》《凌》二片为嚆矢”(14) ,该二片指的是专摄喜剧电影的开心影片公司与新舞台合作的连本剧改编的电影,带有鲜明的戏曲特征。而事实上,后来大行其道的武侠片不仅在故事、人物装扮、动作等各方面借鉴了戏曲舞台的形式,也与受欢迎的连载小说密不可分。20年代末,武侠片特别是其中的武侠神怪片,因宣扬封建迷信,误导青少年,遭到了社会舆论的批评,至抗战前已热映18集的《火烧红莲寺》在抗战爆发不久后索性被禁。学者陈墨曾讨论过该系列被禁所展现出的社会现代化进程,(15) 但1937年后,该系列又再度上映,成为电影史上十分奇特的上海“孤岛”时期电影事业的先声。直至今日,武侠仍是华语电影最有国内票房保障的类型之一,甚至某种程度上也是唯一能通行世界的类型,这不能不引发我们对这一在中国电影发展初期就盛行的类型的注目。

抗战前唯一能与武侠片同样初步构成类型的是伦理片,特别是其中的伦理爱情片(16) 。1927年美国商业部关于对华贸易的一份官方报告中曾这样分析美国电影对华输出的问题:“在中国,美国电影比任何其他国家的电影都受中国人的欢迎。除了美国电影的奢华铺张、高妙的导演和技术,中国人也喜欢我们绝大多数电影结尾的‘永恒的幸福’和‘邪不压正’,这和许多欧洲电影的悲剧性结尾恰成对照。”(17) 1923年,明星公司尝试拍摄郑正秋所擅长和提倡的伦理片《孤儿救祖记》,大获成功。这部目前已经没有影像留存的影片充满了传统话本、戏曲中俗见的寡妇守节、恶人得惩、血亲相认团圆等情节模式,与明星公司后来大量拍摄的鸳鸯蝴蝶派作品相比,它甚至未能呈现出起码的现代伦理意识,但这并不妨碍其成为国产伦理片类型一个出色的开端,也充分证明了伦理爱情或是“永恒的幸福”“邪不压正”的故事模式在中国观众中拥有经久的魅力。

无论是喜剧片样式、对社会时事的电影化改编或是武侠片、伦理片类型,在抗战前均已呈现出其民族化的改造意识和受欢迎的类型基础,这些类型、样式在国产电影中均存在明晰的发展线索。抗战后,电影创作者在不断的实践探索中逐渐找到了宣传意图与这些类型样式结合的途径,这也是电影这一充满商业性与世俗性的特殊艺术得以实现抗战国家意志的重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