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的产生及传入
（一）原始宗教的产生
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类理解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也极为有限，面对神秘的大自然和自然灾害造成的种种威胁和灾难，人类显得软弱、无奈和恐惧。对大自然神秘力量的无知，使人类转而对其进行崇拜，以祈求大自然的种种神秘力量降福于人类，而不要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或种种威胁。
佤族原始宗教信仰的产生，可从沧源崖画所反映的内容和创世神话“司岗里”传说中推测。从崖画的内容来看，沧源崖画的创作动机之一，大多是这种万物有灵崇拜的祈福活动。佤族先民们相信在崖壁上画上人们围捕、刺中或射中所要猎取的动物形象，将会真的使未来的狩猎取得成功，猎取到所画的动物；在崖壁上画人倒地，将使未来战争中敌对氏族、部落的敌人真的死亡。崖画上的这类模拟巫术，可以认为是后来佤族原始宗教信仰中咒语、法术活动等的早期表现形式之一。
崖画中还有祈求丰产仪式，祈求大自然或是鬼神以及男性祖先保佑人类社会无灾无难、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和子孙繁衍的内容；画中放牧或孤立的动物图形、舞蹈图像等都具有这种意义；崖壁上画上牛或人拉牛，是希望山上牛群繁殖得更快，可以成群拉回供祭祀用；画野生动物形象是祈求打猎有所收获；画成群舞蹈人形，是庆祝丰收，感谢鬼神的护佑。崖画中突出地表现性器官的男女及密集的人群，则可能是祈求人类自身更强的繁殖能力，以便使本氏族、部落或是村寨人丁兴旺。
近代佤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及宗教活动最主要的功能之一就是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其表现形式就是猎头祭谷，并以祷告和敲打木鼓的方式告知鬼神。由此可知，崖画上丰产仪式的创作动机和创作过程既是古代佤族先民的宗教活动过程，也是把所祈求的东西传达给鬼神的过程。近代佤族的原始宗教活动，如猎头祭谷、拉木鼓、砍牛尾巴等，也可能都脱胎于古代佤族先民的这种丰产仪式。沧源崖画中还有一些身材高大而装束与众不同的人物画像，如“太阳人”、身上有发光物者、头有动物者和身披羽毛或头戴羽毛者。其形象、装束或所持物件非常奇特，不是一般人的形象，应该是当时人们信奉的神祗、神话人物或有“神力”的人物形象，也可能是神化了的祖先或英雄人物被后人画在崖壁上供后人祭拜。
综上所述，佤族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信仰和猎头祭谷、砍牛尾巴、拉木鼓等宗教活动，是佤族先民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情况下与强大的自然界斗争过程中求助于自然神灵的产物。
（二）佛教、基督教的传入
佤族由于受其他民族的影响，部分地区的佤族信仰小乘佛教和基督教，但它不是佤族宗教信仰的主流，因而其影响没有原始宗教那样大，那样深入人们的生活。近代以来，由于佛教和基督教的传入，部分佤族地区接受了佛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开始信仰佛教和基督教，建起了寺庙和教堂。
清朝晚期，大乘佛教、小乘佛教相继传入佤族地区。清咸丰年间，鸡足山和尚“达董保”（佤族称呼，亦称“达巴召”）率徒10多人离开大理，经澜沧进入沧源县岩帅佤族地区宣扬佛教、传授佛教经典，为岩帅佤族头人布景及其他头人所接受和信奉。随着信徒人数的增加和信奉佛教的寨子增多，“达董保”便在岩帅建立佛寺，使佛教在岩帅地区有了一定的基础。佛教教义禁杀生、禁信仰鬼神，于是岩帅佤族逐渐革除了猎头、拉木鼓等习俗。岩帅佤族有“搭桥”之习，以求消灾免病，即是一种佛教仪式。岩帅佛寺约于六七十年前在一次民族械斗而引起的火灾中被焚毁，佛寺长老迁往澜沧，和尚还俗。从此，岩帅佤族地区便没有佛教活动了。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拉祜族首领三佛祖进入西盟佤族地区，并建立勐坝佛房，在每年赕佛时向佤族宣传大乘佛教教义。三佛祖死后，扎谢继位，由于他只重武力而轻佛事，守佛房之佛徒非病死即伤逃，从此西盟佤族地区的大乘佛教渐微而亡。
约100年前，小乘佛教徒“达赛曼”从缅甸绍兴把小乘佛教传入沧源芒摆、糯良、控井、翁丁和班洪、班老等地。在小乘佛教刚传入时，沧源县永和、拢耐、蛮回一带的佤族也都信奉，后来由于基督教的传入而逐渐被取代。接受小乘佛教最早的是班老地区的佤族，后来逐渐传入南腊、班洪、勐角等地并得以巩固。至新中国成立前，沧源佤族信仰小乘佛教的信徒尚有2万余人，仅班洪地区建立的佛寺就有11所。孟连、双江、耿马等地区部分村寨的佤族，也都信仰小乘佛教。
佤族信仰小乘佛教的地区都建有佛寺，却很简陋，都是竹木结构的草房，而且没有佛像（新中国成立后大多塑有佛像）。掌管佛寺的有长老和佛爷，长老的宗教职位最高，佛爷次之，以下就是和尚。班洪地区有两位长老，佛爷有18位。佛爷分布在各个佛寺，受长老统辖，办理佛教事务。班老地区的宗教职业者等级较多，按职位高低分为安牙、苦马、诏伞、厅、西迷、怕各座和小和尚等七级。长老和佛爷都识傣文，用傣文教和尚念经。信仰小乘佛教地区的佤族，男孩都需先入佛寺当和尚，时间长短不限，有些才几个月或是几年，有些到成年才还俗。
佤族地区小乘佛教每年有三个较大的节日，即堆沙节（泼水节）、关门节和开门节。其中，人们对堆沙节极为重视，连续三日都要进行拜佛、歌舞活动。有些地区宗教活动极为频繁，如班老地区各村寨，每年要做八次小赕；每三年要做一次大赕。每年除堆沙节、关门节、开门节外，在开门节之后，每隔半个月又要做五次“姓”（属小赕范畴）。做小赕时，以姓（氏族）为单位轮流主持。过节和赕佛时，每一户人家都得给佛寺若干大米和钱。
小乘佛教教规禁杀生、酗酒和祭神做鬼等活动和行为。传入佤族部分地区后，逐渐改变了佤族大量屠宰牲畜、猎头和酗酒之习。所以，在约一个世纪前，凡信仰小乘佛教的佤族地区，都早已革除了拉木鼓、猎头、剽牛等习俗，杀鸡宰猪祭神送鬼的活动也大大减少，对其社会财富的积累和改变社会习俗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佛寺也成为佤族的教育机构，长老和佛爷都是佤族的知识分子，大量儿童进寺边学傣文，边学经文。这对佤族的文化生活也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基督教传入佤族地区始于20世纪初期。1912年，美国浸信会传教士永伟里及其子永文乐、永文生等到沧源、澜沧等佤族地区传教，由于语言不通等原因而未被佤族接受。后来，永伟里等转到孟连，经过向地方官吏施加压力，用1000余半开向孟连土司买了糯福地区的一片山地，用来修建基督教堂和房舍，并开始招收教徒、开办培训班，培养佤族、拉祜族等民族的传教骨干。由此，永伟里及其后人便以糯福教堂为据点，向澜沧、孟连、沧源、双江等部分佤族地区传播基督教。澜沧县文东、东回的佤族率先接受基督教，约在1925年前后，沧源县贺南、团结、勐角、永和等地的佤族也开始接受基督教。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佤族信仰基督教的教徒达2万余人。据沧源县的资料显示，该县基督教是1917年由美籍传教士永伟里、永文生从缅甸传入的，属浸信教派。永伟里、永文生从缅甸进入沧源县永和、岩帅等地开始传教，然后在澜沧糯福、缅甸景栋广招沧源县信徒，进行培训，发展骨干，逐渐在岩帅、团结、勐省、勐董等地传播开来，后来形成了以永和为中心的基督教网络。1949年沧源县已建起86所教堂，信教人口13384人。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指引下，沧源县的基督教会才摆脱了受缅甸景栋、新地方等地外国教会的控制，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1956年沧源县信奉基督教的有90多个寨子，93所教堂，人口15000人。
1958年，由于受到运动的影响和冲击，教堂逐渐关闭，大部分信教群众停止了公开的宗教活动，而转入地下，到1960年，沧源县仅保留3所教堂。部分佤族、拉祜族信教群众纷纷离家出境外迁缅甸。据统计，1958～1961年，传道士（撒拉）有36人，信教群众达3102人。1966年初，沧源县教堂恢复到8所。同年又遭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冲击，沧源县的基督教教堂全部被拆除，信教群众被迫停止了宗教活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拨乱反正，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又得到贯彻落实，部分基督教信徒又过上了宗教生活。1980年，第一所教堂在糯掌村首先恢复了。到1987年，沧源县只有糯掌、丙也、永和五社、贺科等教堂，1989年又恢复到7所，信教群众512人。
自1990～1996年，沧源基督教以永和村为重点，遍及沧源县部分老教区村寨，从原来的5个乡（镇）6个村委会，发展到7个乡（镇）18个村委会，教堂总数上升到38所，信教人口达5366人，为部分佤族和部分拉祜族所信奉，1996年依法登记了33所教堂。至2005年12月止，全县基督教堂（活动场所）65所，其中：登记的53所，临时登记的12所。有信教群众7995人，占全县信教人数的23.5%，在信教群众中已受洗信徒4288人。有神职人员206人（其中：牧师2人，长老55人，传道员66人，执事83人），在神职人员中正式按立的有40人（其中：牧师2人，长老5人，传道员28人，执事5人）。
传入佤族地区的基督教最初是利用佤族对自然崇拜的观念，灌输崇拜耶稣的思想，宣传耶稣是世间最大的神灵，拥有天兵神将，能保佑人们的一切，信耶稣者在灾难降临时耶稣会保佑其免难避灾，不信者会遭到上天的惩罚，并利用战争影片蒙骗、恐吓群众。教会还针对佤族的原始习俗制定了禁忌和节日，使教徒逐步放弃本民族的习俗，转而按照基督教的基本伦理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
佤族地区的基督教徒每年要过四大节日，即元月唱耶稣、播种时要先向耶稣祷告才能撒谷种、8月招谷魂（这是佤族原始宗教与基督教文化相互糅合的一个案例）、12月的圣诞节。其中圣诞节最受重视，要过七天七夜。青年男女齐聚教堂外，歌舞至拂晓。歌唱的内容除赞颂耶稣外，还有反映社会生活的民歌和情歌等。过节期间，各教堂要组织会考，通过评比看哪个寨子会唱赞美歌的人多、哪个寨子唱得好等，借此扩大教会的影响，同时发展教徒。在平时，教徒每天上午8时许需到教堂做礼拜，祈祷上帝，并合唱赞美歌；礼拜日停止生产一天，上、中、下午共祈祷三次。凡是教徒，根据教规不喝牲畜血、不喝酒、不得偷人和抢人，也不得多妻和祭神送鬼；要亲爱人、讲卫生，病了必须请“撒拉”祷告上帝、诵圣经，教徒之间要互相帮助等。
历史地看，基督教的传入，客观上对改进落后和不文明的一些生活方式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教会为佤族编制文字，虽不够科学，但结束了佤族无本民族文字的历史，并为佤族培养了一批知识分子——即“撒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