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族际往来典范
三、族际往来典范
历史上民族关系的自然融合、交往过程，一般都是文化水平高的民族占优势，这可说是一条历史的规律，是人类发展的普遍现象。而在佤山，民族间的交往关系则具有复杂性、特殊性及传奇性。
（一）吴尚贤与茂隆银厂
清乾隆以来，记述茂隆银厂的文献史籍中所用笔墨最多的是吴尚贤。而对茂隆银厂的首创者，则有不同的说法，魏其祥所写的《茂隆银厂轶史》说：“茂隆的开发应该首先归于被南明封为晋王的李定国。……它是李定国和班老王子及孟定傣族土司共同开发的……”1658年，在清军和吴三桂的追剿下，沐天波等挟持永历皇帝离开昆明，向滇西地区逃窜，后入缅避难。随后，李定国亦率领大西军尾随护驾。磨盘山战役失利以后，李军功败垂成，又不知永历皇帝去向，于是，转移到滇西南地区的孟定、耿马、沧源、澜沧、孟连一线，一面联合当地土司和民众抗清，一面寻找永历皇帝下落。在得知永历皇帝逃入缅甸后，常年奔走于中缅边境，曾与白文选会师于沧源班老西南部的班弄，并以此为据点，进攻缅甸以便迎帝回境内统领抗清。1661年“咒水之难”，缅王绞杀永历朝臣，执交永历皇帝与吴三桂。次年，吴三桂将永历皇帝及太子绞死于昆明。李定国闻永历皇帝死讯，激愤成疾，病死于西双版纳勐腊。
李定国部在滇西南活动的记载，侧重军事活动，但是，有关李定国军队在阿佤山活动的遗迹也不少，传说较多。在阿佤山上，不少地名与李定国军队的事迹有关。如现在沧源班老乡政府的“营盘村公所”，之所以称“营盘”，是因为李定国军队曾在此驻扎过，其地距班弄一日路程，与茂隆银厂厂部隔河相望。据调查，沧源班洪、班老等地佤族叫谷魂时也常念：“我们用茂隆矿请你，我们用班老矿请你，我们用老李的银请你，我们用老吴的金请你，茂隆厂的威力大……”当地还有句佤族谚语：“么老李，西老吴”。“么”佤语意即“矿”，“西”意即“金子”。译为“老李的矿，老吴的金子”。矿是老李的，老吴开矿发了大财。由此可见，李定国与茂隆银厂确有一定的历史关系。吴尚贤在佤山地区对民族团结作出的业绩，可从以下方面看出：
1.吴尚贤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原则带入佤族地区；厂例无差卑，皆称兄弟，大爷主厂，二爷统众，三爷出兵。厂是民族团结、厂民团结的厂。
2.吴尚贤将相对先进的文化带进了佤山；不准厂民外出抢劫外界的“夷众”“客商”，除恶习，治理混乱；出现了“路不拾遗”的景象，“为众所服”。
3.吴尚贤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入佤族地区，把冶炼技术引进佤山，推动银厂发展，传授给佤族种植水稻技术和牛犁耕作等。
4.吴尚贤将商贸观念带进佤山。由于“茂隆银厂”的好名声，在佤山走厂贸易者有二三万人，也有的说“众集十万”。
5.吴尚贤的管理技巧是茂隆银厂成功之所在。吴尚贤主厂大赢，茂隆成为全国规模最大、最著名的厂矿。现今沧源发现的遗址尚有碎矿渣，东至班洪的富公村，西至缅甸的户板、南登，西南达永和龙耐，远与现在缅甸的桂家银厂相连。吴尚贤每年向清政府缴纳税银一万一千多两。佤族老人说：“吴尚贤开矿以来就和中国是一家。”
6.吴尚贤及汉人矿工的后裔与佤族的自然融合。吴尚贤被害后，清政府怕矿工“滋事生端，乃于嘉庆五年（1800年）封闭茂隆厂。汉人矿工部分流落于今日的班老乡的老厂（阳），南腊乡的湖广、芒帕等汉人村寨，有部分汉人直接落户在佤族村寨并逐渐融合于佤族。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和婚姻娶嫁，汉人村寨与佤族村寨逐渐融合为一体，佤族内部同时也出现了多种汉族姓氏的情形。”
总之，李定国、吴尚贤开发茂隆银厂具有深远的影响，加深了内地各族人民与佤族的兄弟关系。吴尚贤精神的影响，使佤山人民的自我认同感更加明确，即佤族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佤族生活的这片土地是“阿祖阿公留下来”的土地，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也是佤族等各族人民对祖国和民族的一种向心力和凝聚力。
（二）班洪抗英斗争中的民族团结
1934年初，英国人不听佤山部落盟主胡玉山的严辞劝阻，不顾佤族人民的强烈抗议，悍然以开矿办厂为名，派500人武装侵占有丰富矿藏的炉房地。英国人此举震惊佤山，震惊国内外，激起了佤族人民的无比愤慨。从此，爆发了“班洪事件”，拉开了佤族人民抗英斗争的序幕。在抗英斗争中，以班洪王胡玉山为首的佤族人民坚决表示：誓与英人不两立，决心付之一战，即不幸而牺牲一切，亦所不顾。也就在班洪深处危急关头，全国各族人民给予了巨大的声援，抗议英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的入侵。1934年5月，景谷县李希哲以私人名义，组织了“西南民众义勇军”，愿从者千有余人，边疆佤族、汉族、傣族、拉祜族等各族人民团结一致，相互支援，联合起来把抗英斗争推上新的高潮。
“班洪事件”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要求合理解决中国未定界历史遗留问题。昆明爱国人士自发组织了“云南民众外交后援会”，创办周刊，揭露英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并且发表了《反英宣言》：“吾滇民众……誓与英帝国主义者相周旋，以尽人民爱国之天职，联合各国团体，组织民众外交后援会，群策群力，藉作政府后盾。”
1936年，班洪等17个部落王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告祖国同胞书》：“我卡佤山……自昔远祖，世受中国抚绥，迄今数百年。英帝呈其野心，步步压迫，种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我卡佤山数十万户，虽血流成河，断不做英国之奴隶。今者，中英会勘滇缅界务，我全体卡佤山百姓，请愿我委员，保全我卡佤地。若以我卡佤让与英人，则虽我委员迫于威势，隐忍退让，然我全卡佤山民众决不愿听英帝之驱使，愿断头颅，不愿为英帝之牛马。”在佤族和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和呼吁下，正义之手伸向了佤山。
在班洪抗英斗争中，涌现出了胡忠汉、胡忠华、胡忠国、保卫国、保卫民、保卫厂等一批为保卫自己的神圣领土而战的勇士。他们原来都有自己的佤名，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了表示忠于祖国的决心，取了汉名，将自己的生命与国家连在一起。
班洪抗英斗争表明，要抵抗外敌入侵，需要全国各民族的团结。没有统一团结的民族大家庭，要战胜外敌是不可能的。“班洪事件”，抗英保土的全过程，也是佤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促进团结友爱，发展亲密关系，巩固和壮大反帝爱国斗争力量的过程，体现了中国人民团结御辱，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的光荣传统。如今，历史过去了70多年，但人们并没有忘记，那坐落在沧源县城文化宫广场的“班洪抗英纪念碑”（主碑）和班洪乡的“班洪抗英遗址碑”（现位于班洪大寨班洪剽牛旧址）以及班老乡的“班洪抗英遗址碑”（位于现在的班老乡政府）。它们作为各民族团结的见证，作为佤族人民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见证将代代相传。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家庭各民族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种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在西南边陲的临沧地区特别是佤山建立起来了。
1.20 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边纵”
1948年后，解放战争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配合全国的解放战争，彻底推翻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迎接新中国的曙光，中共云南省工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派遣大批党员、干部、“民青”及进步青年学生到农村开展武装斗争。中共昆明市委书记陈盛年同志向李培伦传达了省工委派其到缅宁地区“开展革命活动建立武装游击据点，进行武装斗争”的指示。1948年，李培伦与“民青”成员、五华中学学生魏文才和“新民联盟”成员王维仁一道进入沧源岩帅开展革命活动。鉴于沧源的社会经济形态还处在早期封建领主制时期，土司、民族上层头人占据领地，各自为政，相互侵扰，纷争不已。佤族群众被土司、头人主宰，没有人身自由的客观实际，改变了在内地实行发动群众开展斗争的方式方法，积极根据党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团结、争取民族上层人士。在岩帅，他们积极与岩帅一带最有实力的岩帅佤族头人田兴文、田兴武、田子昌等接触，利用解放战争的形势和朱家璧的声望，在“串门子”和“火塘茶话”中，利用一切机会不断宣传共产党的正确主张。经不懈努力，佤族头人不同程度地明白了共产党是为全国人民谋求幸福，是为实现各民族平等、自由、进步而奋斗的党。李培伦等在实际生活中艰苦朴素，尊重当地民族风俗习惯，广泛同民族上层交朋友，帮他们解决实际困难，逐步取得岩帅头人的信任，从而为在沧源开展革命活动立住了脚。进驻沧源的解放军干部战士和工作队员凭着自己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和无私奉献精神，靠正确执行党的方针和民族政策，打开了局面，使沧源佤族群众由害怕、怀疑转变为理解、信任、支持。新中国成立前佤族老人们的观念是：“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交朋友。”而进驻沧源的解放军用“汉佤鱼水情，亲密如家人，赛过亲兄弟”的实际行动，使佤族头人和群众转变了旧的思想。在他们的心目中扎下了“共产党伟大，解放军伟大，祖国伟大”的信念。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各族人民的最大愿望就是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压迫和统治下解放出来。解放军进驻沧源，保障了佤族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宣传队；在佤山，解放军还是助耕队、助教队、医疗队……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思想文化的代表。在阿佤人的眼中，解放大军是什么样的，新社会、新世界就是什么样的。解放军克服重重困难，扎根到群众中，真正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谱写了一曲曲民族团结的颂歌。
2.汉族干部调入佤族地区
汉族干部进入佤山，是从云南省委1952年起组成民族工作队进驻佤山开始的。他们深入边疆佤族地区的山乡村寨开展社会调查，与佤族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根据佤族地区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质和要求，研究如何进行民主改革等问题，帮助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真正当家作主。
民族干部是党和政府联系少数民族的桥梁和纽带，少数民族长期受反动统治阶级压迫，也非常希望本民族有人当官，给本民族说话。20世纪50年代初，在云南除白族、彝族、回族、纳西族等几个少数民族有干部外，其他少数民族几乎没有党的干部，当时山寨里要出一位民族干部非常艰难。
为了让佤族干部真正成为佤山的主人，汉族干部、工作队在佤族地区把当地干部从自己的下级培养成自己的上级，不与本地民族干部比资格、比能力，而是诚心诚意地帮助和提拔他们。在沧源等地，一般都是“民族干部当主帅，汉族干部当参谋”。汉族干部处处为民族干部着想，优先为他们配备枪支，增加其安全感；尽量使用民族语言，有时甚至把每天的工作内容写成提纲，译成民族文字，给他们发表意见的机会。汉族干部以高度的责任感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做了大量工作，甚至做到了竭智尽虑、呕心沥血。他们甘当助手，帮助大批民族干部不断成长为佤山的“新生力量”。据佤山沧源历任的县级主要领导干部的史料记载显示，1951～1973年前，外来汉族干部占的比重大。1973年至今佤族和当地民族干部则逐渐增多。
汉族干部进入佤山沧源，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动群众”“团结争取民族上层人士”“疏通民族关系”“调解民族纠纷”等出发，逐步对民族干部进行真心教育，使其能做到将爱国与爱民族，建设社会主义与发展本民族结合起来，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行平等互助，使边疆的佤族人民有了自己“新的领导人”，做到了真正的自主。也正是汉族干部诚心诚意、实实在在的工作，真正成了边疆佤族领导干部成长的“梯子”。1985年以来，在少数民族干部职工中，佤族占85%左右，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常委、县政协等主要领导干部基本由佤族担任，且学历水平也相应提高。今天，佤族人民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仍然需要汉族干部的帮助，尤其需要各类专业技术干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