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前言

余少年从师习医,20 世纪50 年代末即已应诊于乡镇医院,那时的西南边远山区,交通之闭塞,文化之落后,科技之贫乏,是今天难以想象的。环境逼使我内外妇儿皆看,急重奇顽证难避。窘迫中 “日间挥洒夜间思” 是常规,白日看病、夜晚查书是常事,在诊病时以测体温等法安稳患者,急切入室查书以求应对的狼狈之举,亦属 “家常”。正是这种天长日久的 “强迫”,惶惶心境之欲解,迫使我有了 “满足实际需要先读,弄清理论原委次读,百家著述兼读,经典著作研读,坚持不断普读,遇着问题现读,无效之时寻觅读,获效之后背诵读……” 的读书方法和读书习惯。也正是这种终年无一天假期,长期不辍的临床生涯,使我得以救治了大量后来无法见到的急重患者。更是这种 “必须见效”(方圆数十里再无其他医疗场所可以依托)的严峻现实要求,迫使我躬身患者身边,守候患者床旁,得到了舍此无法得到的临床入微信息。

我在这样的环境中行医读书达20 多年。这段黄金岁月,不仅使我的根基得到了涵养,更铸就了一个医者的灵魂!它使我学会了读书,学会了真正意义上的临床,自然也学会了对一些疑难重证的救治。

尤其令我学验俱长者,系20 世纪80 年代中期考入了伤寒临床大家江尔逊的高徒班(研究生性质)。江老为蜀中名医陈鼎三先生的弟子,对仲景学说研究甚深,运用经方有十分丰富的临床经验,为德技双馨、学验俱富的临床大家。时值先生晚年,积累甚多,复伤感于中医后继乏人之现状,乃倾其所学,悉将传授。这不仅使我的医术得到了升华,其影响甚至渗入拙著的 “基因” 层面。

余读书时,每对一些先贤的精彩论述拍案叫绝,虽掩卷仍久久回味背诵。惊叹作者底蕴之深厚,学养之超群。并由此而领悟到柯韵伯先生 “胸中有万卷书,笔底无半点尘者,始可著书” 之论,此不仅是对著书者的直接要求,更是对书之既成而可得以传世提出的条件保证。正因为此,自己却对著书立说产生了敬畏。然不少时间,又对一些书籍的内容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或严重的分歧,必欲申张之,辩驳之,匡正之,补充之,由此又每有命笔成书的冲动。在这种敬畏和冲动中浑然以过,竟蹉跎了二三十年。其间诊治之疑难患者却与日俱增,铢积寸累,仅案卷已满箧盈筐。择其典型公诸于众,以辅来者,又成了我之常想。但慑于 “言之当则为济世之航,不当即为殃民之刃” 的告诫而不敢命笔。

观涛先生力倡中医师承,以翼院校教育,辟 “完全还原” 跟师学习之路径,总纂 “中医师承学堂” 丛书,为中医教育史、传播史和出版史之新章与壮举。我为地道师承出身,闻之尤感振奋,观之倍感亲切,投身其间,乃义不容辞。而总因每日应诊繁忙,且对书报狂读难舍,无暇命笔。于是耽延日久,几成空想。

乐山,古嘉州府地,自古人杰地灵,文化底蕴极为丰厚,故今之中医,仍人众势雄。一些精英人物,或由政府召会,或为沙龙坐拢,每多聚首。而于此时,同仁竞相催促,云诸事皆可搁置,唯将自己毕其一生积累之经验传留后世,乃为首重。古人云:“得其人不教,是为失道;教非其人,是为漫泄天宝。” 当今中医技术,早已打破了执一秘方赖养全家的狭小谋生环境;而当今中医传道,已从院校、师承、自修到业余爱好学习等若干种形式风行于世,已不存在 “教非其人,’而“漫泄天宝” 的问题。倒是为了防止 “失道”,应将自身经验公之于众,也为传道出力。余深感同仁之殷殷,并意识到以诊务繁忙而不提笔著述,实际是忘却了余师愚 “一人之治人有限,因人以及人无穷” 的肺腑之言。乃拨脱繁冗,抛却犹豫,昼夜走笔。

拙著乃证治实录,力求现场 “保真”。将并不一定急重之“奇顽” 病案选入者,则因欲使疑难病症辨治的思路和治验得以较为完整之体现也。

案例选择和每案具体要求悉遵徐大椿 “凡述医案,必择大症及疑难症,人所不能治者数则,以立法度,以启心思,为后学之津梁”。为达到这一要求,在精选典型病案实录诊疗过程的同时,于 “思辨解惑” 中,力求全面对该患例相关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对其独具启发意义之处,尤加探求,以期达到 “明通者读之,而无遗珠之恨;初学者读之,而无望洋之叹” 的雅俗共赏之要求。

此41 例患者,为余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级别医院的救治病案。其中尤觉珍贵者,为早年在边远农村所治患者,其病情险恶而治疗几乎毫无干扰因素。余妻胡素蓉为西医,当时与我合作成功救治的病案,今之城市大医院医生闻之,亦皆啧啧称奇。本书限于篇幅,仅选个别病案,是对余妻贡献的感谢,也是对那时我们虽极为肤浅,而却卓有成效的中西医结合的现身说法。

案虽仅选41 例,却是余数十年目识心融的心血部分,及穷源竟委而和盘托出的赤诚奉献。非敢言千丝成锦,百花成蜜,却做到了 “精细入微,苦口婆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的全方位讲解。并把 “俚者不堪入目,肤者无能醒心,约者多所挂漏,繁者不胜浏览” 作为 “四防”,严格地加以杜绝。

虽然如此,全书脱稿后,余仍心怀惴惴,唯恐法之不周,论之不当,述之不彻而误导了读者。但汪廷珍促吴鞠通将其久 “藏诸笥者” 出而公之时说的 “譬如拯溺救焚,岂待整冠束发”,强烈地震动着我。我认为,这其实是要求医者将自己的“一得” 尽快地授之于人。况即使再新奇之论,时日既久,必属陈旧。而将出自纯师承者的这一成果尽快奉献于世,于己是对师承制度的回报,于人是对师承队伍的鼓舞。学术责任心和事业紧迫感,使我最终鼓起抱璞玉而赴琢场,持浑金而奔炼地的勇气,未待完善,而不惧贻笑大方,投以面世,却如沈括所说 “拯道贵速,故不暇待完也”。

在拙著即将付梓之际,感谢时任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杨殿兴局长拨冗作序,感谢乐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中医院领导的大力支持,感谢同道友人的关心。倘拙著能为杏林增一绿叶,为患者添一获救新路,则未枉编写之初衷,亦为对诸公所赐关心之真情回报也。

刘方柏

2019 年6 月6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