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抱之木，生于毫末——恒久而得积累

初读《神农本草经》邵晋涵序时，即为其 “医不三世，不服其药” 和 “非读三世书者、不可服其药” 的惊世之言所震撼。因为他对为医者须经世临床和毕生苦读提出了近乎 “不近情理” 的要求。而且，他所谓的 “三世书” 还仅指黄帝针灸、神农本草和素女脉诀等医学经典。医著之浩翰，岂只经典，而医著之外，尤有大量书籍需要泛读。因此，自那时起，我即养成了昼夜苦读的习惯。而当时的边远乡镇，物资奇缺，经济贫困，迫使人蛰伏于 “恬淡虚无” 的单调生活中；谈笑无鸿儒，往来尽白丁，又将我局限于苍白的文化漠地里。但这种环境，虽令人百无聊赖，却非常宜于读书。除读医书外，凡能得到的书，均紧追不舍，不少书籍常一气读毕，并随即于书之扉页写上评语或体会。这样盲目而却自觉地阅读，渐有一些积累。某日，无意间读到了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智慧，并不产生于学历，而是来自对知识的终生不懈的追求。” 这句话对于没有任何学历文凭的我，产生的鼓励和警醒作用，也许是里程碑性质的。虽然，我知道第一个教大学的人必然不是大学毕业者；顶级国学大师钱穆也中学尚未读完……而爱翁此论于我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是，在否定文凭的唯一性时，明确了真正的 “唯一”——“对知识的终生不懈的追求”。从此我开始了有目标地贪读：突出重点，用十分之七八时间读医著；加强铺垫，用十分之二三时间浏览文史哲、社会学、经济学、思维学、心理学、地理学、法律学等学科书籍，以全方位地夯实基础和构建宜于发展的知识结构。而这更促成了我的 “抢夺” 性阅览习惯。以致长期以来，凡白日未读书报，睡卧时则有大脑空白感。每日书报相加均不少于数万字的阅读量。这一习惯数十年来一直保持到今天。

在这种 “唯日孜孜，无敢逸豫” 苦读中，渐渐充盈了的行囊，于临床得到了最为有效的释放。这就是从呆板的对应治疗，到圆机活法的自如应用；从机械地尊崇医典，到融汇兼采百家；从临床只唯医学的满足，到 “功夫在医之外” 的追求。长期的实践，艰苦的探索，点滴的积累，终于使我对急重奇顽之各类疑难病症，认识日渐深入，经验日渐丰富，应对日渐自如。

而接诊急重奇顽病证是需要勇气的。

当今之急症多找西医诊治，一些西医治疗无效的患者，再转请中医治疗，其难度焉有不大！当今之重症，多已由西医明确诊断，转诊于中医者，多因诊断虽明而疗效不佳，欲搏其效，岂能不难！至于奇顽之证，则不仅久历中西医治疗无效，更兼诊断每不明确，理法尚存乎疑，遑论遣方用药。而接诊的勇气，既来源于医术的保证，亦来自于责任感的驱使和事业心的支撑。

我深信《灵枢》对于疾病 “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 的认识。而这种未得之术，是需要人去不断探求和寻觅的。故无论多么奇难之疾病，只要延我诊治，从不推诿。虽历检方书，绞尽脑汁，仍不见效者，亦不轻言放弃。正是这种执着精神，使我解除了包括本书案例在内的大量疑难重症患者的生命危险和疾病痛苦。而这种精神竟唤来了神佑（病家的感恩），因而数十年来诊治急重患者无数，却从未有过一次医患纠纷，哪怕在死尸前，家属还多哭着称谢，或患者死后，家属专门来诊室致谢。此时病家是对医疗技术和医疗过程的认可，而我心中总会突然冒出一句格言：“人有至诚感天地。” 它是对我身处此时的自慰，更是我在心中暗暗发出的再诊患者时必将永守的誓言。

如果说读书和临床是前进的双腿，那么，对于中医来说，投师名门则是再插双翼。它能使你由步而飞，由履而腾。自启蒙老师带入门后，无问乡野，凡有年长中医，均愿求教。及至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学术活跃，交流频繁，全国名流如吕炳奎、董建华、方药中、刘渡舟、邓铁涛、郭振球、凌跃星、李今庸、李振华、候灿等，均不时来川讲学，无问寒暑，我均专程前往聆听。至于省内著名中医学者的讲座，我几乎都有过聆听经历。

而尤其令我学验俱长者，系20 世纪80 年代中期，考入了伤寒临床大家江尔逊的高徒班（研究生性质），受其亲炙3 年有余。

也许应了那句老话：“机会只对素有训练的人才有用处。” 1979 年中央决定，从全国民间及集体所有制单位，选拔1 万名有真才实学的中医药人员，充实公立医疗机构，四川分配名额800 人。当时我正携老母和幼子于原籍探亲，接友人连续3 封加急电报，急忙从外地赶回，仓促参考，竟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为中医师，成为人们尊称的 “八百壮士”。并自此进入 “野战师团”（先后调入县、市级医院）。而在此后晋升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的进程中，均一考即中，从未有再。

老子云：“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我用50 余年的时间，践行着这段至理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