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华晔——并蓄而得涵养

古人云 “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医国” 是治理人的生存环境；“医人” 是匡正人的思想精神；“医病” 则是治疗人的机体疾病。可见 “医病” 仅是针对个体的具体落实。而个体既离不开生存环境，更与思想精神是完全融合的。因此，欲真正地达到 “落实” 的目的，必不能将患病的人孤立对待。当然，这种将国、人、病联系以论的认识，是对医学的俯瞰。它在高屋建瓴地揭示医学鲜明的人文性的同时，明确了对医生博学性的要求。这种对医学人文属性的重视和对医生博学性的要求，中医学里用一句比喻性语言做了高度的概括——“文是基础医是楼”。

其实，在西医学里也是有人持这种看法的。如早在19 世纪末，德国病理学家魏尔啸就曾说过：“与其说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不如说它是一门社会科学。” 西格里斯甚至将医学与人文的关系表述为：“用一般文化做画布，在上面画出医学的全景来。” 所不同的是，中医将这种社会人文融入了理论体系，具体到了患者个体的临床诊疗。故 “古之治疾者，先知阴阳运历之变化、山林川泽之窍也，而又视其人老少、肥瘠、贵贱、居养、性术、好恶、忧喜、劳逸，顺其所宜，违其所不宜”（沈括语）。这一思想基础和认识方法，数十年来一直指导着我的治学和临床。当我秉笔成书时，尤其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成长得益于斯，成功乃源于斯，而欲于医学有所成就更必仰赖于斯。

病之称 “疑难”，乃因于辨证 “疑”，论治 “难”。余于长期诊疗中屡遇一些辗转治疗无效的患者，它们可见于各科，病情缓急不等，而均以难于辨析、治疗棘手为特点。因而悉心研究此类病证绵绵已30 余年。并逐步形成了于思维层面常运用多种思维方法推求，于理论层面常广泛联系多学科认识，于施治层面常别出心裁以遣方用药的辨治方法。在接诊的大量此类患者中，虽不乏失败者，而却成功地救治了绝大部分。并据临床实际，经反复推求，率先将疑难病症作了如下界定：病因不明，病机难辨，病情复杂，症状罕见，表现怪异，辗转治疗无效，或公认难于治疗的病证。

治疗疑难病为中医之长处，亦为中医之短处。长者相对于西医而言，许多病因不明，或虽明而西医无法治疗之病，中医有良好的疗效；短者以疑难病的特殊性而论，既称 “疑难”，则非常理能赅，常方能治，而舍 “常” 能立异出奇者，又断不是临床中医所普遍能会的。为扬己之长并变短为长，则需提高疑难病的中医整体诊治水平。为此不揣浅陋，于一些带有启发意义的病案中选取部分，以现场诊治的 “保鲜” 形式加以介绍。

程钟龄曾无限感慨地说过：“此道精微，思贵专一，不容浅尝者问津；学贵沉潜，不容浮躁者涉猎。” 余能以拙著奉呈于世，经历了蹒跚攀行50 余年的举步，挑灯苦读不辍50 余年的艰辛，躬身临床不悔50余年的坚持，和名师亲炙、耳提面命多年的陶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