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某与江苏牧羊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争议焦点】不存在公司利润分配协议的情形下，股东可否要求公司分配利润？
【裁判立场】当事人虽未提交公司利润分配协议，但是存在公司股东的“利息、股息、红利”的纳税记录，可证明公司进行过利润分配，因而应当向未得到分配的股东进行分配。
【案情简介】原告徐某是被告牧羊集团股东，其诉称：自2008年5月开始，牧羊集团长期不召开股东会，徐某既不能自由进入公司，亦无从获知公司经营状态，期间，徐某多次向牧羊集团主张股东知情权及分红权，均遭拒绝。2014年3月，徐某偶然得知牧羊集团已进行股东分红，经向税务部门查询后发现自己有应税收入记录7870426.2元，税金为1574085.24元，但牧羊集团代缴上述税金后，未向徐某支付股东分红款，故诉请法院判决：牧羊集团支付徐某股东分红款本金6296340.96元并支付利息。牧羊集团辩称：是否分配盈余、怎样分配盈余是公司自治的范畴，牧羊集团股东会尚未就盈余分配形成具体方案，徐某亦称牧羊公司自2008年5月起长期不召开股东会，其请求分配盈余款没有依据。一审支持徐某主张，牧羊集团提起上诉。
【裁判要旨】一审法院认为徐某有权请求牧羊集团分配公司盈余。理由为：徐某主张牧羊集团已经进行公司盈余分配，其提供了徐某的应纳税所得额、应纳税额明细表及税收完税证明，原审法院亦从扬州市地方税务局调取了牧羊集团作为扣缴义务人于2013年8月14日申报个税的记录，前述证据均显示牧羊集团的股东徐某收入7870426.2元，税金1574085.24元，税种为“利息、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系以个人取得的各项应税所得为征税对象所征收的税种，其前提是“取得”，即已经实际产生应纳税收入，现徐某因“利息、股息、红利”缴纳个人所得税1574085.24元，应当已经取得应税“利息、股息、红利”7870426.2元，徐某所称牧羊集团已经进行公司盈余分配的主张成立。反之，牧羊集团辩称“扣税系财务部门擅自决定，系工作流程错误”，牧羊集团作为集团公司，应当有健全的财务制度，即便出现如此明显的工作流程错误，亦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牧羊集团的这一意见显然有违常理，且无证据予以证实，其主张公司未形成利润分配方案无证据支持也不予采纳。
二审法院裁判意见和一审法院相同，认为缴税以存在纳税收入为前提，案涉代缴个人所得税数额巨大，牧羊集团系主张错误申报，其理应采取补救措施却未采取，不符合常理不予采信。牧羊集团主张该公司尚未对公司盈余分配问题进行决议，2013年5月5日股东会仅对董事和监事的选举作出决议。本院认为不能排除还存在分配盈余的决议，故推定徐某的主张成立。
【案例评析】本案法院在当事人均未提交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下肯定了股东要求分配利润的主张，基于公司“利息、股息、红利”的纳税收入认定公司存在利润分配行为，并以此为基础直接就股东应得利润作出了裁判，是较为合理的。但是以存在选举董事和监事的决议，因此不能排除存在分配盈余的决议作为支持原告股东的论证似乎欠缺说服力。本案与《公司法解释（四）》第十五条解释的目的相一致。
[1]刘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修订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页。
[2]刘俊海：《现代公司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64页。
[3]梁上上：《论股东强制盈余分配请求权——兼评“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与胡克盈余分配纠纷案”》，载《现代法学》2015年3月第37卷第2期。
[4]刘俊海：《现代公司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63页。
[5]参见李凡：《试论股利分配请求须以股东大会决议为前提——兼论谈小股东利益保护不能侵犯公司自治权》，载《河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13卷）；刘慎辉：《关于公司股利分配请求权纠纷案件的审理》，载《中国商事审判》2003年（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31页；王蕴：《翁国平与常州华晨铸造有限公司公司股权转让纠纷——兼析该案所涉公司法的几个问题》，载蒋大兴主编：《公司法律报告》（第3卷），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
[6]参见刘俊海：《新公司法的制度创新：立法争点与解释难点》，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13页；李江英：《公司盈余分配权诉讼法律问题》，载《中国民商审判》（总第6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页；杨咏梅：《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利分配请求权保护的困惑与出路》，载《中国民商审判》（总第8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
[7]James D.Cox＆Thomas Lee Hazen，Cox＆Hazen on Corporations，Second Edition，Volume III.p.1211.“A dividend resolution should remain subject to reconsideration and modification during the meeting at which it is adopted，or even subject to amendment or repeal at another meeting held shortly thereafter，if no communication to shareholders or public announcement has been made such as to influence purchasers or sellers or affect the market for the shares.”
[8]“It has been asserted that directors ought to have power，in the exercise of their sound discretion and in the absence of estoppel，to countermand payment of a declared dividend.It has commonly been asserted that there is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power of directors to rescind or revoke a dividend payable in cash or property and their power to rescind or revoke share dividends.While there is some conflict of authority，the current of opinion favors the power of revocation of declared share dividends even if announced.There is no analogy between the declaration of a dividend in cash or property and a share dividend.A“stock dividend”in shares of the kind already held gives the shareholder nothing in the war of a distribution of assets；it merely divides existing shares into smaller units.”James D.Cox＆Thomas Lee Hazen，Cox＆Hazen on Corporations，Second Edition，Volume III.p.1212.
[9]李哲松：《韩国公司法》，吴日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28页。
[10]近藤光男著：《最新日本公司法》（第7版），梁爽译，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356页。
[11]参考自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3号——上市公司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实施公告格式》（2014年修订）
[12]James D.Cox＆Thomas Lee Hazen，Cox＆Hazen on Corporations，Second Edition，Volume III.p.1212.Quote：It has been asserted that directors ought to have power，in the exercise of their sound discretion and in the absence of estoppel，to countermand payment of a declared dividend.There are plausible arguments for this view in case of a serious mistake as to business prospects o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corporation’s plant by fire，earthquake，or other disaster soon after the passage of the resolution.But the arguments against the directors’power to rescind dividends after notice of the declaration seem conclusive.It has thus become established that a cash or property dividend，once announced，cannot be revoked.
[13]蒋大兴：《公司法的展开与评判》，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27～328页。
[14]李建伟等：《有限公司强制分配股利之诉的法理基础》，载《当代法学》2010年第2期，第33～41页。
[15]李建伟等：《有限公司强制分配股利之诉的法理基础》，载《当代法学》2010年第2期，第33～41页。
[16]王欣新：《论法院对股东股利分配请求权的保护》，载《人民法院报》，2007年1月17日。
[17]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8页。
[18]李建伟等：《有限公司强制分配股利之诉的法理基础》，载《当代法学》2010年第2期，第33～41页。
[19]范世乾：《控股股东滥用控制权行为的法律规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7页。
[20]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1页；魏振瀛主编：《民法》（第5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
[21]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潭中民三终字第475号。
[22]朱慈蕴：《资本多数决原则与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4期，第104～116页。
[23]梁上上：《论股东强制盈余分配请求权——兼评“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与胡克盈余分配纠纷案”》，载《现代法学》2015年第2期，第67～81页。
[24][2009]1 BCLC 622.
[25]（No 002612 of 1984），[1985]BCLC 80.
[26]“…plainly in excess of anything[the director]had earned and was so large as to be unfairly prejudicial to[the petitioner].”
[27]（HC，25 March 2014），LTL 2/4/2014.
[28]Victor Joffe QC et al，Minority Shareholder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p.361～362.
[29][2002]1 BCLC 454.
[30]Victor Joffe QC et al.，Minority Shareholder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343.
[31]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0）沪一中经终字第610号。
[32]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081号。
[3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合民二终字第00036号。
[34]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苏商外终字第0015号。
[35]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77号。
[36]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二终字第110号。
[37]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苏商终字第0027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