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文化内涵
大地湾文化是以五营镇大地湾遗址为中心的史前文化，大地湾文化是华夏先民在黄河流域创造的古老文明，是华夏文明至目前为止发现的重要史前文化遗存之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华夏文明五千年”，这主要是根据国家的出现而言，“华夏文明八千年”，这主要是根据新石器时代文化而言，华夏文明远远超出了八千年的范畴，早在一万年前的甘肃，就已经出现了辉煌灿烂的文明曙光——大地湾文化。大地湾文化属“上五千年”华夏文明史的重要发现。中国科学院的权威杂志《科学通报》刊发了关于大地湾遗址的最新报告，美国、加拿大和中国的学者在大地湾挖了个深八米的探方，第一个结论，发现从6万年前开始，一直到5000年前，共有6个文化期连续存在。通过细致研究，第1～3文化层形成于距今60000至20000年，地层中仅发现石英砸击技术产品，如石英石片、碎片等；第4文化层距今20000～13000年，细石器技术产品和大地湾一期陶片开始出现，但在遗物总体数量上处于从属地位；第5文化层距今13000～7000年以细石器和大地湾一期陶片为主；第6文化层距今7000～约5000年，主要文化遗物为半坡和仰韶晚期陶片。本志记录的大地湾五个文化期是指距今8000～5000年的3000年史前文化。
（本志中大地湾遗址发掘和大地湾文化中的章节内容依据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及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郎树德研究员、赵建龙研究员，兰州大学冯绳武教授等研究成果进行记述。）
（一）五个文化分期
大地湾一期文化 大地湾一期文化即新石器早期或称前仰韶文化期，距今约7300年～7800年（经树轮校正，下同），时代与陕西华县的老官台、河北武安的磁山及河南新郑的裴李岗等遗存相当，比半坡遗址早1000多年。
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如彩陶文化首先起源于渭河流域陕甘一带的老官台、大地湾。老官台文化是陕西和甘肃一带具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种考古学文化。老官台—大地湾文化因首先发现于陕西华县的老官台和甘肃秦安的大地湾一期遗址而得名，它与黄河中游地区的“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鼎足而立，构成了人类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主要文化内涵。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影响总是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相同时代的相邻地区往往存在着许多相同或相似的文化面貌。大地湾文化的命名突出地体现了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早期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影响，其文化特征与以陕西关中地区的老官台等新石器早期遗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具代表性的是宝鸡北首岭下层类型和老官台遗址，它们直接与大地湾文化的命名相关，其分布地域相同，文化面貌相似，且都是早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有着独特性的原始文化。在这类遗址中，以大地湾一期遗存的发掘面积最大，出土的器物最多，既有房址，又有墓葬，出土陶、石、骨器等文物800余件，而且比较完整，基本上能够全面地反映出这一类型的文化面貌，因而最具代表性。正如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中国北方考古专题系列“大地湾会”讲话时指出：“大地湾一期和关中几处年代大致相当，文化遗存间关系密切，它们与晚于它们的仰韶文化主要是我们称之为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诸遗存之间也关系密切。因此，对于中国文化起源问题的探索，在这里有可能找到突破口”。大地湾文化已经作为黄河流域中上游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代表，在中国考古学史中居一席之地，它的命名对于了解渭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基本内涵和发展脉络及其相互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大地湾一期文化层所出土的彩陶，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目前最古老最原始的彩陶之一。在仰韶文化层之下、马兰黄土之上，距地面2～3米间的第五文化层，发掘出圆形半地穴式房基4座，墓葬15座，并出土有石器、骨器、陶器及制陶工具，常见器物有圜底钵、三足钵、三足罐、圈足碗、小口壶等。纹饰是交错绳纹或细密的斜绳纹，尤其是同一器物同时使用彩绘和绳纹，是大地湾文化独有的特征，并在一些彩陶钵内和一些陶片上绘有彩绘图案与记事符号。这些彩陶符号是研究我国彩陶和文字和绘画的珍贵资料，是大地湾先民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考古专家们发现的这4座圆形小屋，构建在河边台地，聚落内的房址、灰坑和墓葬是插花式分布，随意性较强，显示出十分原始的特点。
1980年发掘的H398遗存是大地湾一期中最大的灰坑，灰坑出土物有陶、石、骨器20多件，坑内发现一堆炭化的粮食标本，经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刘长江先生鉴定为黍（俗称糜子），但黍粒均小于现代黍粒，反映出当时栽培技术的原始。表明我们的祖先在距今约8000年前就开始了农作物的种植。大地湾出现了西北地区最早产生的农业文化，这里是我国早期农业的发源地之一。出土的骨耒、磨石、磨盘、陶刀、石刀等农业生产工具，进一步证实了原始农业已经产生，并且超越了刀耕火种的最初阶段。在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居住遗址里，这种栽培的谷物粟的痕迹大量出土，说明粟的栽培过程完全可能就是在黄河中游发生的。在气候比现在温湿的条件下，这里积累了一套与种植大麦、小麦的技术大不相同的种粟的经验。这个粟的原始故乡正就是大地湾为中心的天水地区，可以肯定大地湾所在的清水河流域就是我国本土最早的粮食作物和油料作物的种植地。郎树德先生在《彩陶》一书中说：“大地湾出土的动植物遗存鉴定结果表明，在距今约5000年～8000年间，自然植物主要为针叶和阔叶混交林，属温带湿润区向亚热带的过渡地带，自然环境为森林草原型，仍然生长着大象、苏门犀、苏门羚等亚热带动物。在与现代截然不同的生态环境下，甘肃东部农业的起步和发展，至少在约5000年前与黄河中下游难分伯仲。陇原大地最早的垦荒者至少在7000多年前就成功地将野生黍培育成栽培黍，这一事实纠正了通行多年的中国黍源于外国的谬误，进而确立了中国黍源于陇西黄土高原的新说。大地湾文化的诸多发现，无疑说明了这里是我国早期农业的发源地之一。农业和定居的肇始，提供了陶器产生的必要条件；广袤的黄土高原之下，覆盖着取之不尽的制陶黏土以及彩绘所需的矿物颜料，这一切最终促成了彩陶的诞生与发展。”
大地湾一期遗存所在地层，灰坑、房址、墓葬中出土的犀牛骨、猪、狗、鹿、羊骨和其他兽骨，都说明清水河流域当时的气候温湿，类似秦岭以南地区。大地湾一期文化是我国西北地区迄今为止考古发现中最早的新石器文化，是我国新石器考古的重要发现，它在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中最早的发现。大地湾文化一期是大地湾文化亦是仰韶前期文化。
大地湾二期文化 大地湾二期即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类型，距今约6500～5900年。发掘面积9500平方米，发现房址156座，灶坑46个，墓葬21座，窑址14座，灰坑和窖穴72个，壕沟8条，出土陶、石、骨器等各类文物3200余件。这一时期出土了一批绚丽夺目的彩陶，如情趣盎然的鱼纹盆，人头形器口彩陶瓶等。陶器以细泥、砂红陶为主，器型以圜底平底为多，少量尖底。典型器物有钵、盆、罐、瓶、瓮、壶等。纹饰以绳纹为主，色彩多为黑色。常见的彩绘图案有宽带纹、变体鱼纹、直边三角、平行线和折线纹等。宽带纹是仰韶早期的独有纹饰。通常是在钵形器的口沿外壁绘一周宽约2厘米～3厘米的黑色条带，在黑宽带上刻有令人费解的“↑”“+”“×”“↓”等符号，这些符号均单独使用，一件器物上只使用一个。郭沫若等著名学者认为，这些刻画符号是研究中国文字起源的重要资料。出土的变体鱼纹卷沿盆，是目前仰韶文化考古发现中最大的鱼纹盆。饱满浑圆的红色盆体，简练流畅的线条，浓重的鱼纹以及图案与造型的完美结合，显示出仰韶早期彩陶所达到的极高的艺术成就。人头形器口彩陶瓶，是大地湾仰韶彩陶的代表作，也是我国史前艺术中集彩陶、雕塑、造型艺术于一身的杰出作品之一。
石器种类较多，出现了成套的农业加工工具，同时还有专门用来研磨彩陶颜料的研磨石、研磨盘。骨器中骨笄、骨镞、骨锥为大宗，还有一定数量的角器和蚌器。
仰韶文化经历了长达两千多年的持续而稳定的发展，为了准确把握这种阶段性的发展变化，学术界通常将仰韶文化划分为早、中、晚期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分期的标准主要依据尖底瓶的变化。因为尖底瓶是仰韶文化中自始至终使用的一种盛储水的标志性器物，所以学术界就选择以不同的尖底瓶划分为不同的文化期。大地湾二期（仰韶文化早期）出土的尖底瓶为葫芦形口，器体较长，中腹部有一对环形耳，独具特色。将葫芦形口尖底瓶的遗存定为仰韶文化早期。中期尖底瓶均为双唇口，一般不见腹耳。晚期尖底瓶主要形制为平唇口，腹部无耳。
大地湾二期遗址发掘出一座较完整的村落，该原始村落展示了一幅史前先民和谐的生活场景。二期遗存是在一期基础上原地向四周扩展而成，因特点不同，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段的村庄四周有壕沟，壕沟将村庄围成椭圆形。在这个椭圆形村庄的中心是一个近千平方米的广场和一座大型房址，作为集会、祭祀的公共活动中心。广场西侧是一片集中的中小型墓地。村庄中的中小型房址都是以广场为中心呈扇形分布，门口均朝向广场，是一座典型的向心式格局环壕式聚落。这些房址面积大小有差异，建筑结构明显不同，出土遗物也有多、少和精美程度的差别，说明房址的功能各有不同，居住者已有等级高低之分。在这些房址中较多地出现了室内窖藏设施，这是私有财物储存的场所和开始。大地湾二期聚落后段，聚落内部出现了多个中心，最初的向心式格局已被社会发展完全打破，这种多个中心的格局一直延续到三期聚落。二期就其发掘面积、遗存涵盖内容、学术研究价值，均可与著名的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相提并论。这一原始氏族村落的发掘，展现了大地湾先民神奇的原始生活画卷，堪称“陇原第一村”。大地湾二期文化发现了我国最早的原始村落文明和远古社会的先民生活场景的雏形。
大地湾三期文化 大地湾三期即仰韶文化中期的庙底沟类型，距今约5500年～5900年。发掘面积约1万平方米，房址19座、灶坑23座、灰坑67个，墓葬3座、窑址5座，出土陶、石、骨器等1600余件。遗迹、遗物不如二期丰富，但截至目前，大地湾三期出土的遗迹、遗物还是甘肃境内仰韶中期最为典型和全面的。房址可分为大、中、小型，仍为方形或长方形半地穴式，面积有所扩大，大型面积近70平方米，中型面积近50平方米，小型面积近20平方米。房址居住面多为草泥土，个别房址在草泥土居住面上又用料礓石沫铺设了一层更加坚实的防潮地表。这种居住面的出现说明先民在防潮上又前进了一大步。灶坑以圆形桶状为主，穴坑变深，出现了双联灶。在细部结构上，在灶坑与门道之间增设了一个与灶坑相通的风洞。
陶器以细泥红陶、夹砂红陶为主，还有少量的橙黄陶、灰陶以及褐陶。器形以平底为主，少量为尖底，偶见圜底，这反映出了陶器形制的重大改变。常见器物有敛口平底钵、曲腹彩陶盆、双鉴盆、多孔盆形或钵形甑、双唇口尘底瓶、弦纹或绳纹短颈罐、大口小底缸、曲腹瓮等。器类较前复杂，大型器物增多。纹饰仍以绳纹为主，其次为弦纹和线纹，还有少量的剔刺纹、附加堆纹等。仰韶文化到中期以后就进入了繁荣阶段，彩陶艺术达到了鼎盛时期。饰彩陶器增多，彩陶比例增大，一些重要的彩陶元素，如网格纹、弧三角纹等长盛不衰，流传于后。如出土于大地湾遗址的回旋勾连纹曲腹盆、几何纹卷沿盆、几何纹侈口盆、网格纹曲腹盆等饰彩陶器，纹饰主要为几何形花纹、典型的回旋勾连纹及新出现的网格纹。弧形三角纹是大地湾三期使用最为广泛的基本纹饰。饰彩陶器多为红陶，也有少量的橙黄陶，质地细密，器表光滑、黑彩占绝大多数，也出现了个别的红彩和白彩。有此彩陶施有白色或红色陶衣，更显得光彩艳丽。
大地湾三期发现的考古资料虽不如二期、四期丰富，但与泾渭流域同期考古发现相比则最为全面和系统，它的发现初步确立了甘肃仰韶文化中期的界定标准，拓展了仰韶文化中期的研究空间，这对于研究解决仰韶文化早、中、晚期的演变过程及西北地区各史前文化的关系等重大问题提供了准确可靠的依据。
大地湾四期文化 大地湾四期即仰韶文化晚期石岭下类型。仰韶文化晚期是甘肃史前文化最为辉煌的时期，距今约4900～5500年。揭露面积1.4万多平方米。房址56座、灶址11座、墓葬15座、窑址16座、灰坑159个，出土陶、石、骨器近3000件。大地湾农业空前发展，农业作物品种以粟为主。聚落规模由4万多平方米发展到了50万平方米，以大型原始宫殿式建筑为中心，周边分布着密集的氏族居住区，形成了众星拱月的格局。距今5000年的大地湾四期文化发掘出的一座编号为“F901”的建筑，是目前所见中国史前时期面积最大、工艺水平最高的房屋建筑。这座总面积420平方米的多间复合式建筑，布局规整、中轴对称、前后呼应、主次分明，F901殿堂式建筑开后世宫殿建筑的先河。一般性建筑大多数摆脱了半地穴而成为平地起建，并出现了多间复合式建筑。晚期房址以平地起建为主，半地穴式已很少见，房址面积一般为20平方米左右，有的面积达150平方米聚落面积分布巨大，密集分布区达50万平方米，巨型建筑物密集，聚居人口众多，初步显示出了城镇化的迹象。大地湾一、二、三期的乡村聚落主要分布在河谷地带和山脚，而具有城镇雏形的四期聚落位于半山腰，两者相距不过一公里，但时间却穿越了整整3000年（距今7900～4900年）。考古专家们认为，大地湾四期聚落可能是当时的部落联盟所在地，已经脱离了史前一般聚落的窠臼，孕育着更高一级的文明因素，是中华5000年文明的前期阶段。
烧陶技术较中期有较大提高。石岭下类型的陶器以素陶为主，彩陶较少。陶质有泥红陶、泥质灰陶和夹砂红陶，与中期相比，砖红色陶大为减少，新出现了夹砂灰陶。泥质红陶多呈橙黄色，泥质灰陶多磨光，成为这一时期的鲜明特点。灰陶增长，口宽体高的大型陶器增多，表明烧窑技术与制陶工艺比中期又有长足的发展。纹饰以绳纹为主，夹砂罐、缸类器物流行附加堆纹，还有线纹、划纹、弦纹、齿状压纹、镂纹等。彩陶呈衰落趋势，比例很小。有红、黑、白三彩，以黑彩为主。彩陶纹饰以几何形图案为主，有弧线三角、花舞纹、网格纹、漩涡纹、绳索纹、平行线纹、波纹、锯齿纹、圆圈纹、圆点纹、叶纹等，并有少量变体蛙纹和个别的写实动物纹饰。富有特点的是在尖底瓶颈部和肩腹部的绳纹之上再施白色彩绘，线条较宽，有平行线、圆圈、波折纹等纹样，并在磨光的泥质灰陶上发现有朱砂彩绘。器型以平底器为主，还有一定数量的假圈足器和尖底器，新增四足鼎，偶见圆底器。主要器种有碗、钵盆、盘、罐、缸、瓮、瓶、壶、杯、器盂、器座、樽形器和圈底器等，其中碗、钵类最为常见。碗多假圈足，器身与器底拼接处的一周常留有手捏的痕迹。钵的种类较多，口部一般内敛或微敛，口沿内有一道叠附的泥棱，腹深浅不等，有的钵形制较大，饰一对鸡冠耳，有的口沿外敛处呈棱折状，内敛部分陶胎稍厚并往往饰彩。平唇尖底瓶、侈口曲腹彩陶盆、喇叭口圆肩鼓腹壶、樽形器、敛口夹砂罐、口沿厚重的大口缸、浅腹厚胎夹沙盘、宽平沿的大口罐等是陶器群中富有特征的典型器物。斗犬纹壶、锯齿网格纹壶、叶片网格纹盆是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的精品。其中“斗犬纹壶”图案独特，所绘四只栩栩如生的犬形纹，怒目圆睁，尾巴弯卷，以双对视相斗，其中一对犬的下方绘有一条鱼，可称“斗犬图”或“四犬争鱼图”，描绘了先民浓郁的生活气息。
大地湾仰韶晚期遗存大体经历了五六百年的时间，它作为黄河中上游甘肃东部地区的代表性遗存，在一些方面表现出自己的地方性特点。晚期彩陶和其他地方的同类遗存相比，无论从花纹的母题、饰彩的器类和发现的个体数量都较丰富，彩陶的几何形图案较为复杂，另有写实风格的变体蛙纹，尖底瓶类器物饰白色彩绘的做法尤为独特，晚期彩陶数量虽不多，但由于它处于甘肃彩陶承上启下的阶段，图案却比中期复杂，对马家窑文化彩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某些常见的彩陶元素和母题纹饰同样流行于中部地区，成为马家窑文化的主体花纹。可以说大地湾仰韶晚期的彩陶吹响了甘肃彩陶精彩乐章的前奏曲。
大地湾仰韶中期、晚期文化的承袭关系是相当密切的，承袭关系最为明显的是彩陶。中期、晚期均有红、黑、白三彩，以黑彩为主，主要施在盆、钵类器物上，也都有内彩。晚期的弧线三角、圆点构成的疏朗简洁的图案明显具有中期的遗风。晚期房址的营建技术显然是在中期的成就上发展起来的，还有圆形灶等遗存都是中期的继续和发展。大地湾仰韶晚期遗存直接继承了中期遗存，又有自己独具的文化特征。晚期的陶器有较多的泥质橙黄陶和灰陶，饰绳纹和附加堆纹。晚期的平唇口和喇叭口尖底瓶、侈口深腹罐、敛口罐、小口壶、樽形器、大口缸等均不见于中期。绳纹之上的白色彩绘别具一格。以圆点引出数条弧线和弧线三角，显示出圆点所起的定位作用是晚期的特征。泥质磨光灰陶的朱彩绘是晚期才兴起的陶器装饰艺术。生产工具上的普遍钻孔，白灰面在房址中的普遍应用，多种形式的柱础、大袋形窖穴和神秘古朴的地画的出现，都体现了晚期较为进步的文化特征，为中晚期遗迹的分期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在九区的地层中发现一件残陶祖，表明这一时期已出现男性生殖器崇拜。“陶祖”是男性生殖器的陶质模型，它是原始社会父系氏族社会出现的崇拜男性的宗教实物，说明这个时期的人类社会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从房屋布局来看，以面积为20平方米的较小型房屋为主体，门向或东北或西北，没有典型母系氏族中的中心建筑及围绕中心的布局形式，当时的人类社会可能已经跨入父系氏族阶段，基本生活单位似是一夫一妻制家庭。”
大地湾仰韶晚期房F901中的主室中（前堂）出土的一组陶质量具，是中国发现最早的量器。这套陶质古量器，主要有泥质槽状条形盘、夹细砂长柄麻花耳铲形抄、泥质单环耳箕形抄、泥质带盖四把深腹罐等。其中条形盘的容积约为264.3立方厘米；铲形抄的自然盛谷物容积约为2650.7立方厘米；箕形抄的自然盛谷物容积约为5288.4立方厘米；四把深腹罐的容积约为26082.1立方厘米。由此可以看出，除箕形抄是铲形抄的二倍外，其余三件的关系都是以十倍的递增之数，可以认为“十进制”计量法在当时已出现。为了与古代量具名称相贴切，将在其相应容量的名称上冠以升、斗、斛之称谓，即可称为“条升、抄斗、四把斛”等，另外，在大地湾仰韶早期遗迹中出土的几件骨匕和铲形器上多见有等距离的圆点形钻窝刻度，并在窝内涂有红色颜料，它们应为当时测定某些东西长宽的尺度。包括前述F901内所出的一组陶质量具在内，它们都是中国最早“度、量、衡”器的实物佐证；并将中国度量衡实物史提前了二三千年。同时，这些度量衡具的发现也为研究中国古代分配制度、度量衡史以及十进制的起源等，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
大地湾仰韶晚期遗存的发现，为仰韶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具有学术价值的资料，为建立甘肃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编年与文化发展序列奠定了基础，为常山下层文化的起源提供了线索，窑址的发现填补了仰韶晚期的空白。泥质灰陶上的彩绘是甘肃迄今所见最早的朱绘。陶祖的发现为研究当时的社会性质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大地湾五期文化 大地湾五期即常山下层文化，这是继仰韶文化之后兴起的又一支史前文化，距今4800～4900年前后。常山下层文化，主要分布在陇东以及天水一带，相当于中原的龙山文化。1979年陇东镇原常山遗址的发现及“常山下层文化”的命名，不仅为解决齐家文化的起源问题开辟了新的途径，也为建立甘肃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的编年与序列提供了新的支撑点。常山下层文化的特征是在陶器的颜色、器形，和陶绘的风格等方面，都与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遗存有明显的承袭关系。根据考古资料说明常山下层的同类遗存广泛分布在甘肃东部渭河、泾河一带，与主要分布在洮河、黄河、湟水一带的马家窑类型既有地域的不同，又有文化面貌上的显著差异，它们当分属于不同文化系统；常山下层也不能简单地归入齐家文化，它与同一地域灵台桥村的齐家文化相比，呈现出时代上的差异，两者应是同一文化系统的不同发展阶段的遗存。
在大地湾遗址及其附近，常山下层遗物时有采集。在大地湾第八区二层扰土层中出土有横蓝纹和附加堆纹带的泥质红陶片，这种横蓝纹在大地湾仰韶遗存中没有发现，显然属于常山下层遗物。大地湾仰韶晚期遗存和常山下层所出土的陶器，陶色均以橙黄色为主，都有少量的彩陶、彩绘和内彩。不同的是常山下层橙黄陶比例更大，彩陶更少。陶器上的绳纹都较为紧密，多斜向或横向，盛行附加堆纹。大地湾常山下层代表性器物瓮，侈口、广圆肩、鼓腹、小平低，与大地湾仰韶晚期的壶非常接近。常山下层的夹砂深腹罐，器身饰斜向绳纹，再施数周附加堆纹带，很像晚期同类器物的纹饰风格。可以说，大地湾常山下层出土的瓮、深腹罐、盘、盆、碗等器物基本是由大地湾晚期的壶和同类器演变而来的，大地湾仰韶晚期遗存主要是发展为常山下层文化，常山下层文化与大地湾仰韶晚期的最晚期年代基本衔接。这类遗存在渭河流域是首次发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构成了甘肃东部地区新石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也是仰韶文化向齐家文化过渡的过渡性遗存。
甘肃考古研究所郎树德研究员说：“大地湾文化相当于大地湾文化早期——半坡类型的仰韶早期——相当于庙底沟类型的仰韶中期——相当于西王村类型的仰韶晚期（暂称作大地湾仰韶晚期遗存）——常山下层文化——齐家文化。在各个阶段之间，除了仰韶早期到中期紧密连接外，可能还存在一定的缺环。据已发表并较可靠的14C测定年代数据可知，大地湾一期距今7300～7800年：大地湾仰韶早期距今6000年前后；大地湾仰韶中期距今5600～5900年；大地湾仰韶晚期距今4900～5500年；常山下层距今4900年左右。这些数据与我们对相应文化遗存的分析基本上是吻合的。从而也为甘肃东部新石器时代考古编年建立了初步的基础。”大地湾遗址的文化内容齐全，反映了中国原始社会的基本情况，为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编年建立了基础，仅此一点，在国内各史前文化遗址中属最早的。
大地湾遗址也不是一处孤立的文化遗址，在大地湾附近的清水河流域，已发现有仰韶文化、常山下层文化和齐家文化遗址20多处。在距离大地湾遗址北面5千米处的王家阴洼遗址（五营镇袁庄村），在距离大地湾遗址西3千米处的雁掌坪遗址（在今五营镇焦沟村），出土有石斧、石刀、有孔石斧、陶刀、陶纺轮、彩陶壶、尖底瓶、红陶单耳罐、红陶盆等生产和生活用具。陶器为泥质陶和夹砂陶，呈红、黄、灰三种颜色，系仰韶文化遗址。在距大地湾遗址西10千米处的雷祖庙遗址（今莲花镇上河村），出土有红陶罐、陶纺轮、陶钵、陶碗、陶杯、石斧、石刀、钻孔石斧等，纹饰有绳纹、蓝纹、刻画纹和蜂窝纹等，系齐家文化遗址。在上河村还有田家寺齐家文化遗址，在莲花镇仁义村齐家文化遗址。在距离大地湾遗址南10公里处有簸箕坪齐家文化遗址（在今中山镇簸箕坪村），南4千米处有薛李家齐家文化遗址（在今五营镇薛李村），南8千米处有张付家齐家文化遗址（在今陇城镇张付村）。在距离大地湾遗址东3千米处有刘家湾齐家文化遗址（在今五营镇麻沟村）。东4千米处有王家湾齐家文化遗址（在今陇城镇王沟村）。东8千米处有山王家常山下层文化遗址（在今陇城镇山王村），出土了喇叭口、折肩、底呈钝角饰横蓝纹的尖底瓶。东10千米处有阴坡齐家文化遗址（在今陇城镇阴坡村）和北庄齐家文化遗址（在陇城镇北庄村）。东12千米处有连柯常山下层文化遗址（今属张家川县龙山镇），发现了白灰面房址等遗存，说明了大地湾仰韶晚期遗存和常山下层文化的继承关系，并有连柯汉墓群，面积约200万平方米。1974年至1977年间，先后发掘汉代砖式墓10余座，出土有铜质镇墓兽、钫、壶、鼎、钊、刀、盔甲片、钱币和大量陶器等遗物。1983年又发掘竖穴式土坑墓一座，出土陶质鼎、瓶、茧形壶、水管熏炉和铜质鼎、甑、鍪、灶、壶等遗物100余件。东13千米有圪达川仰韶文化遗址，位于张家川县大阳乡阎家村东北角，面积约6万平方米，断崖暴露白灰面、红烧土、木炭屑、灰坑、陶片、石器等，彩陶最多，有尖底瓶、杯形器、石斧等。东北16千米有西川仰韶文化遗址，位于龙山镇西川村苗圃园及清水河南岸一带，面积1.5万平方米，出土陶器约30多件，有喇呱口黄红陶尖底瓶、夹砂红陶深腹罐、彩陶钵、碗、盆、葫范瓶、带盖罐等，还有石凿、石斧、研磨器等。在距离大地湾遗址北3千米处有雒家塬齐家文化遗址（在今五营镇雒塬村），北8千米处有马家坪齐家文化遗址（在今陇城镇张湾村），北4千米处有王家阴洼仰韶文化遗址（在今五营镇鱼尾沟的王家阴洼村），这是一处典型的山地遗址，出土器物300余件，主体遗存是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类型。它与大地湾遗址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对研究陇山两侧仰韶文化的异同提供了研究资料。
在8000—5000年左右，以大地湾为代表的仰韶晚期文化与发达的中原地区同步跨入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在距今4000～5000年，主要是龙山早期的常山下层和晚期的齐家文化，在大地湾所在的略阳川一带分布比仰韶更为密集，每隔三五公里就有一个史前文化遗址，有些也在六七千年以前，说明在这一时期的这个地区生产力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生活方式已形成一定体系。略阳川是一个历史久远、文化内涵丰富，社会发展绵延不断的地区，早在五六千年前就已出现了文明因素，这里很早一直就流传女娲生于风沟、长于风台、葬于风茔的传说，并建有女娲祠、羲皇寺。这里的传说同考古发现不谋而合，说明了略阳川在华夏文明产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在大地湾的先民用双手建造的规模宏大的文化殿堂里，这许多稀世罕见的陶器、石器、骨器、角器等，历经岁月长河的冲荡而没有湮灭的残垣断壁、窑窖壕沟。它们都在讲述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漫长史，讲述着先民们燃起文明火花的幕幕情景。大地湾是一本尚未完全打开的历史教科书和地下博物馆。考古专家们历经20多年发掘研究后认为，大地湾遗址史前聚落所展现的从一般聚落发展为中心聚落的演进过程，是我国目前在同时期遗址中唯一的发现，可以认为是华夏先民从乡村向城镇发屏变迁的最早见证。郎树德先生说：“我国考古发掘到目前为止，只有大地湾能在一个遗址内提供原始聚落历经了3000年的发展轨迹，揭示聚落从小到大，从低到高从原始母系社会到原始父系社会的完整演进过程。”大地湾遗址文化内涵丰富，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研究价值。它以文化类型多，延续时间长、历史渊源早、技术水平高、分布面积广，面貌保存好而备受考古界关注。1986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吉林大学、西北大学的考古学家及各省的考古工作者聚集兰州，举行了“大地湾考古学术座谈会”，对大地湾古文化的内涵和分期、大地湾考古的收获和意义进行了畅所欲言的讨论。会议期间，新华社在报道大地湾发现时提出“甘肃出土五千年殿堂遗址提供了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重要线索”。1986年8月7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了郭汾祥、郎树德两位先生撰写的《甘肃出土5000年前殿堂遗址》的报道文章。《人民画报》1986年8期刊载了孙守道、郭大顺两位先生撰写的《中华5000年文明的曙光》等文章。这些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考古界较大的反响。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成了历史、考古学界的争论热点。郎树德先生在他撰写的《大地湾考古与中国文明起源的线索》一文中说：“在源远流长的大地湾文化中，尤其在5000年左右的仰韶晚期，我们看到了迸发的文明火花，为文明起源的探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大地湾仰韶晚期聚落遗址在国内的考古资料中如果不是唯一的，也是罕见的。它发展的水平与文明时代的都市都城有相当的距离，但是远远超过了半坡、姜寨6000多年前的古遗址。它的意义在于以其规模布局的特点显露了城乡分化的起始，它应该是清水河沿岸仰韶晚期先民的公共活动中心，或可称作中心遗址。英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柴尔德把城市的出现作为文明的标志，称为‘城市革命’，那么大地湾聚落遗址的出现，可以称作‘城市革命的前奏曲’。从半坡、姜寨到大地湾，经龙山再到文明时代，城乡分化的一条脉络分明的发展线索清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大地湾遗址全面揭开之时，将会有助于阐明村落—聚落（中心遗址）—古城—都市发展的四阶段，这就是中国黄土高原文明孕育的模式。”又说：“文字是文明的重要标志。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古埃及文字就是由先王朝时期的陶器符号发展形成的。我国甲骨文是否为陶文发展而来仍需探索但是至少大汶口和龙山文化的陶符以及良渚文化的玉符可以归属于最初的文字范畴。在我国的古史典籍中，夏商周三代之前还有‘三皇五帝’的传说，站在考古学的角度，这些众多的集团、部族与古文化古城古国研究结果正相吻合，它们共同说明了夏商周之前我国的九州方圆之内存在着若干个具有一定文化特征和势力的政治集团和实体。这个历史阶段即为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各地的考古线索喻示着我国的龙山时代即为文明的肇始期。近年来考古部门在甘肃东部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和发掘，通过对秦安大地湾，天水师赵村、西山坪，镇原常山，甘谷毛家坪，合水九站，崇信于家湾等遗址和墓葬的发掘，初步搞清了这些古文化的面貌并建立起文化发展谱系。”郎树德先生的论述进一步展示了大地湾遗址的历史价值，因此，重视和加强大地湾遗址的发掘研究和管护，对建立渭河上游史前文化序列，研究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明乃至华夏文明的起源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进一步认识和探讨略阳川地区的历史人文提供了重要启示。
五千年前的“宫殿”，六千年前的彩雕，七千年前的防火理念，八千年前的原始部落，大地湾惊现史前人类居住了3000年的大型聚落遗址。
（二）六个文明之最
最早华夏文明 大地湾文化是我国黄河流域目前发现的史前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原始文化和华夏文明。内涵丰富，特征鲜明，既是我国率先使用彩陶的史前先民，又是西北地区最早产生的农业文化，还是最早出现在华夏大地上的原始聚落。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将人类社会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大地湾遗址属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而且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即野蛮时代，所以处处显露出原始的特征。文明时代是在野蛮时代的母体中孕育而成，所以，要研究文明的起源，就必然要在其母体中去探索去发现。
大地湾遗址，是早于西安半坡遗址和河南仰韶遗址的黄河流域最具典型的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发展变化的聚落遗址，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社会形态，在我国历史的进程中，也经历了这个发展阶段。原始社会包括原始人群和氏族公社两个历史阶段，氏族公社又分为母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两个历史时期。根据大量的考古资料表明，在距今四五万年左右，我国的原始社会开始由原始人群进入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到距今七八千年左右，黄河流域的母系氏族公社有了很大发展，达到了空前繁荣的阶段。人们以母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成氏族公社，过着集体劳动，平均分配，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的原始共产的社会生活。从遗址的一、二期文化遗存，比较清晰地反映出母系氏族公社在繁荣时期经济生活与社会组织的状况。
大地湾遗址考古发掘以及取得的丰硕成果不仅拓宽了甘肃史前文化的研究视野，而且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因此被学术界评为20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发现之一。对大地湾遗址的发掘，首次在西北地区较全面地揭示了距今约8000年的前仰韶文化内涵，同时展示了该地区新石器文化3000余年的发展过程，比较清楚地反映了母系氏族的社会面貌，是我们研究母系氏族组织及其经济生活的珍贵资料。
原始氏族公社时代的大地湾先民，在清水河沿岸的大地湾居住长达3000余年，他们所用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以及居住的房屋和建筑技术等，随着生产的发展与社会生活的需要，都有所发展和变化，但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生产工具非常简陋，劳动经验还很贫乏，人们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从事生产，同自然做斗争，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与集体劳动相适应，土地、河流、森林和劳动的产品就归氏族集体所有。这种集体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经济制度，只限于每个规模不大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公社范围之内。它是由集体劳动决定的。大地湾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人们，按男女性别自然分工，并在妇女的组织领导下从事以原始农业为主，兼有渔猎、采集、动物驯养和原始手工业等生产活动，这是母系氏族公社的物质基础。大地湾一期文化出土了四座距今约8000年的深穴式窝棚建筑，从而印证了原始建筑由“穴居、半穴居发展到地面建筑”的过程，是我国北方人类最早半地穴居的范例。如F371，为一半地穴式圆形房屋，除穴壁南部上端被仰韶文化F366打破外，其余保存基本完整。距今8000年的大地湾一期先民已经有了这样简陋的窝棚式建筑。有了这样简陋的房屋建筑，人类就可以避风雨，遮寒暑，防止虫蛇猛兽的伤害。有了居住条件，增强了人类的体质，延长了人类的寿命，为发展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乡村向城镇演进的最早见证城址的出现被考古和历史学界公认为判断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准之一。考古专家们历经20多年研究后认定，大地湾遗址史前聚落所展现的从一般聚落发展为中心聚落的演进过程，是我国目前在同时期遗址中唯一的发现，可认为是华夏先民从乡村向城镇发展变迁的最早见证。发掘大地湾聚落遗址的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郎树德所述：“我国考古发掘到目前为止，只有大地湾能在一个遗址内提供原始聚落历经3000年的发展轨迹，揭示聚落从小到大，从低到高的完整演进过程。”所谓聚落，就是先民们聚居的村庄。考古专家们通过对大地湾聚落中房屋形状、规模、结构、布局和朝向等特点的分析，对数千年前大地湾先民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有了初步了解。大地湾遗址所发掘出的240座房址按面积大小可分3类，按功能可分4个等级。大型房址面积在50～70平方米，属于最高级房址，是当时的公共活动中心或首领住宅；中型房址面积在30～40平方米，可能是大家族长住宅；小型房址被认为是单个家庭居住，面积在15～20平方米。在距今约8000年的大地湾一期遗存，考古专家们发现了4座圆形小屋，聚落内的房址、灰坑和墓葬呈插花式分布，显示出十分原始的特点。而到了距今约6000年的二期遗存，情况就不一样了。二期遗存是在一期基础上原地向四周扩展而成，因特点不同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段的村庄四周有壕沟，壕沟将村庄围成椭圆形。在这个椭圆形村庄的中心是一个近千平方米的广场，广场西侧是一片集中的墓地。村庄中的37座房址都是以广场为中心呈扇形多层分布。同时，这37座房址面积大小有差异，建筑结构显著不同，出土遗物也有多少和精美程度的差别，这表明这些房址功能不同，居住者有等级高低之分。而在大地湾二期聚落后段，聚落内却出现了多个中心。这一部分显示的是距今6500～6000年前的变化。专家们判断，一个中心分裂为多个中心的事实表明，最初的向心式格局已被社会发展完全打破，表明当时的组织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这种多个中心的格局一直延续到三期聚落。大地湾前三期文化前后延续2000多年，其间，聚落规模不断由小变大，布局从简单趋向复杂，但是它们都还只是原始村庄，没有显示出城镇化的特征。到距今约5000年的大地湾四期，则显示了兴旺发达的盛况。聚落面积分布巨大，密集分布区达50万平方米，巨型建筑物密集，可见当时聚居的人口众多，初步显示出了城镇化的迹象。其中被称为“原始人大会堂”的F901巨型房址建筑，结构复杂，面积巨大，是举行祭祀、议事等公共活动的场所。在遗址的中轴线上，还分布有数座类似F901的巨型建筑。大地湾前三期的乡村聚落主要分布在河谷地带和山脚，而具有城镇雏形的四期聚落位于半山腰，两者相距不过一二里路程，但时间却穿越了整整3000年。考古专家们认为，大地湾四期聚落可能是当时的部落联盟所在地，已经脱离了史前一般聚落的窠臼，孕育着更高一级的文明因素。郎树德说：“或许将之视为城址的前身更为妥当，它标志着原始社会正处在向文明社会转折过渡的重要阶段”。
大地湾遗址的发掘证明，秦安是中华史前文化的发祥地，从远古的粮食种植、村落布局、建筑规模、制陶技术等，说明远古先民，曾书就了中华文明的辉煌开篇，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形成的千秋基石。
最早的手工业 大地湾文化，反映出我国最早的制陶及生产生活工具等手工业制作技术，大地湾遗址所出土的四千多件陶器，其制作工艺及独特技术已反映出先民们高超设计和先进理念，大地湾文化出土的彩陶中虽多半为取水和炊煮用具，但也有可供绩麻用的纺轮，并出现了中国最早的陶制量器——陶抄，从而将我国度量衡史的实物资料提前了2000多年。
大地湾母系氏族时的制陶生产，无论在制陶工艺或烧窑的技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大地湾一期出土了距今约8000年的彩陶和一批较原始的陶器，有圜底钵、圈足碗、深腹罐、球腹壶、三足圜底钵等，大多为日常生活用具。其中一件三足钵的口沿上所绘的两条红带，被认为是中国彩陶文化之发端。早期的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彩陶较少，纹样简单，但它是制陶工艺和原始装饰艺术发展的标志。从器物观察，当时的制陶还处于手制阶段，制陶技术较原始，器形也较少。大地湾二期后出现了窑址，制陶技术大幅提高。中晚期彩陶数量多、图案杂，以半圆纹、变体鱼纹、变体蛙纹、连续旋纹为主。陶器器形有圜底盆、小口瓶、三足钵、三足罐、圜底碗、半底瓶、四足鼎、平底釜、条形盘、深腹罐等首次发现的仰韶文化器型。有些是世所罕见的彩陶精品，如圜底鱼纹彩陶盆、人头形器口彩陶瓶等。大地湾遗址迄今共发掘出4147件陶器，而且发现了35座用于制陶的窑址。距今约8000年的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存出土了三足钵等200多件彩陶，是我国境内迄今为止发现的时间最早的一批彩陶。这些陶器造型单一，陶片分层，色彩不均匀，显示当时制陶方法和烧制技术原始，到距今约6000年的大地湾二期时，彩陶制作技术已突飞猛进。二期出土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瓶口是一个罕见的人头形状的雕塑，其形状象征一母腹，整件陶器融造型、雕塑、彩绘艺术于一体，雕塑了一位端庄稚气、古朴大方的美女形象，是女权制的象征。这是一件难得的原始艺术精品，她是大地湾文化的代表作品，是中国最早的雕塑作品。6000年前的大地湾艺术家将人物的面庞五官、发式纹理、巧置器口部位，精心雕塑刻划，耳鼻高耸如生，眼口镂刻传神，呈现出生动和自然，身段部位形体饱满而具有张力，头的左右和后部披发，前额垂一排整齐的短发，眼和鼻都雕成洞穴，两耳各穿一孔，腹部以上施浅红色陶衣，黑彩，画三排弧线三角和斜线组成的二方连续图案，仿佛裹着的霓裳羽衣，美感和神秘感紧紧地咬合，交织出节奏和韵律。膨圆的腹部象征着母亲伟大的孕育繁衍及生生不息，其憨厚的表情、整齐的披发反映出当时女性流行的发式和精神面貌，更是远古时期妇女装饰自己、美化自我的真实体现。这件彩陶被专家们确认为迄今为止我国史前雕塑艺术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不愧为一件罕见的原始艺术精品，摘取了国宝级文物的桂冠。
大地湾一期遗址中还出土有针、笄、镞、锥、凿等各种骨器1600余种。尤其是骨针，从大到小形成系列，其形状几乎与现代钢针一模一样。而针的尾部又皆有一长0.2厘米、宽0.1厘米的小孔，在原始人尚无金属利器钻孔的情况下，其制作工艺至今还是一个谜。大地湾人的陶制纺轮可将麻类纤维拧为细线以结成麻布，而骨针又可将麻布缝成简单的衣服。至于骨笄，则被用来将头发绾起。这说明，大地湾人已不像后人所想象的是赤身裸体、披头散发了，他们在饮食、衣饰方面已有了长足的进步。
最早原始聚落和“宫殿式”建筑 大地湾遗址聚落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华夏最早的村落和村镇。大地湾二期文化发现了“陇原第一村”。现已发掘的第四区是一典型的仰韶早期村落，周围有壕沟环绕，聚落整体由壕沟围成近圆形，聚落西边是墓葬，聚落中心有居住区、制陶区、窑址等手工作坊。目前已发掘出土二期文化的房屋156座。聚落的西北部是近1000平方米的广场，房屋以广场为中心呈现扇形多层分布，门向朝中心广场。聚落面积达24000平方米左右。房址平面形状均为方形或长方形，可分为大、中、小型三类，大型房址有2座（F229和F246）均较完整，面积分别为58.9和69.5平方米，建筑结构基本相同。中型房址居住面积在25～56平方米之间，还发现了套穴式房址（即一室一厅的雏形）F17和F310。小型房址居住面积在25平方米之内。大型房址F229和F246建于聚落的西北部，门前是墓地和广场。两座房址上下叠压，基本重合，系旧址重修。房址内堆积较厚，分为4小层，最下层堆积中出有少量草拌泥皮块和较多的碎陶片。陶器有鱼纹盆、宽带纹钵、尖底瓶、夹砂罐、刀、锉、弹丸，还有石斧、石刀石球、骨体石刃器、骨锥、骨镞等小件器物。据此推测这座房址是聚落首领住宅，兼作集会或其他活动的场所。
大地湾编号为F901的房屋遗址是中国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宫殿式”建筑的雏形。此座原始建筑开中国传统建筑之先河。大地湾遗址已发掘出土的房屋遗址有240座，其中绝大多数都属于仰韶文化的各个时期。这些房屋遗址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传统建筑的起源、演变及其在远古时期所取得的成就。
首先展现了古代建筑由地穴到半地穴再到地面建筑的全过程。大地湾一期出土房址3座，时间距今7000多年，它记录着当时的人们已脱离了洞穴或树上居住的方式，而开始修建半地穴式房屋以过定居生活。其建筑方法是先挖一圆形地穴，然后在穴中心立一木柱，再在周边立数根边柱，并将上端与中心柱攒在一起形成支架，最后在支架上覆以茅草。而地穴的形制又是圆形在先，方形在后。如大地湾一期的F378遗址尚为圆锥形窝棚式建筑，到了二期的F246房址就变为方形半地穴式的房屋，到了三期的F366房址则成为横长方形圆角的半地穴式建筑。其立柱也由原先的数根增加到数十根，且穴壁上还添加了草泥或涂料。到了大地湾四期的F405与F901房址，完全变为方形或横长方形的地面建筑了。
其次是中国最早的殿堂式建筑即F901房址的发现，是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规模最大、保存最好、价值最高的一座房址。而且，大殿主室的地面极为平整光滑，颇与现代的水泥质地相类似。经试验，其平均强度可达到每平方厘米抗压110～120千克，相当于现代100号水泥砂浆地面的强度，堪称原始建筑中的奇迹。而被用来架设屋顶主梁的两个室内大柱直径为57厘米，圆周为1.79米，在没有搬运及吊装设备的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些梁柱竟能被架设起来，更令人惊叹！
大地湾房屋遗址不但将中国大型建筑以及木骨架结构和混凝土地面的历史大大向前推进了，而且也保存了中国最早的一处宫殿式建筑，为研究中国传统建筑提供了良好的范例。这座大型的建筑，已不是原始先民的普通住宅，而是氏族或部落联盟进行公共活动的场所。F901房室遗址的特点囊括了延续几千年的中国木结构建筑的传统特点，是中国“宫殿式”建筑的雏形和先驱，它的发现为探索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渊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是“中华文明的曙光”。
最早农业生产 在大地湾一期H398出土的炭化植物种籽，经鉴定是禾本科的黍（俗称糜子）和十字花科的油菜籽，这是国内同类标本中时代最早的。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历史悠久，有近8000年的农业文化史，我国在大地湾遗址找到了它的溯源。大地湾的农业标本与希腊阿尔基萨前陶期地层出土的黍同属于世界上最早的农业标本，这一事实说明了以大地湾为中心的清水河谷是世界最早的粮食种植地。由于大地湾海拔高，台地海拔在1470米，与中原以至关中地区相比海拔要高，平均气温要低，并且年降水量少，农作物的生长条件相对较差，而大地湾先民正是基于此，选种耐旱性强，适应在阳光、土壤等自然条件较差地区生长的黍。
大地湾遗址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有石制、陶制、骨制三种。石制包括石斧、石刀、石镰、石锛、石铲、石凿、磨石、石弹丸、石球、石纺轮等；陶制包括陶刀、陶球、陶弹丸、陶纺轮等；骨制包括骨锥、骨镞、角锥等，表明当时的农业生产还处于比较原始的“刀耕火种”阶段，妇女在当时社会上占有支配地位，是农业生产的组织领导者和主要承担者。她们组织领导氏族成员集体用石斧等砍伐工具把大地上的树木杂草砍倒，等晒干后用火烧掉，草木灰作肥料，然后用石制工具或木制工具掘洞点种。如用火烧成或削成尖端的木棒来播种，利用树杈、树枝做成的木锄，利用多杈树枝做成的多支棒等掘土除草。推测大地湾先民很可能使用这些工具，因为这些工具制作简单，取材方便。类似这样的工具，解放前在我国海南岛的黎族、云南的景颇族、独龙族和怒族还可以找到，他们都使用一些木或竹的农具，如用尖棒点种等。这种木、竹制工具，因易于腐朽而不易保存，所以遗存中未能保留下来，但却有劳动的遗迹可以证明其确实存在过。在当时人们还不懂得施肥的情况下，几次播种后，土壤贫瘠后就抛荒不种；经过几年休耕，待土地上草木生长，再砍倒烧光重新耕种，这就是原始农业基本的耕作方法。在锄耕农业阶段，经常的农业生产劳动，一般认为主要由妇女来承担，在大地湾氏族部落，除由妇女担任经常的劳动外，男子可能参与一定程度的劳动。因为在当时生产力的条件下，一定的耕作阶段，必须有较多和较强的劳动力。
伴随着农业的进步，畜牧业同步发展。在种植黍的同时，猪和狗的饲养亦已开始。在大地湾一期墓葬中首次发现了用猪的下颚骨陪葬的习俗，尤其在墓葬和地层中出土了不少猪、狗的幼年个体骨骼，有的灰坑中堆放的猪骨个体达几十头之多，况且都是1岁龄，非圈养莫属，可见其当时畜牧业的发展程度。狩猎是仅次于农业的生产活动，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它是比较可靠的生活资料来源之一。大地湾出土的兽骨标本达17000余件，经专家鉴定，仅哺乳动物就有7目15科28个属种，其中如苏门犀、苏门羚均为目前生活在南方的动物，另外如猕猴、棕熊、虎、豹、象等均已在当地绝迹，这说明史前时期当地的气候类似秦岭以南地区，生态环境优越而多样，不仅适宜原始农业的发展，而且提供了便于狩猎、采集的自然生态条件。狩猎的对象为鹿、羚羊和一些哺乳软体动物等。从出土的狩猎工具看主要是石、陶、骨等制成的石弹丸、石球、陶弹丸、陶球、骨镞等，可能作为飞球或投弹以捕打野兽。狩猎不仅给人们肉食，还供给食物以外的生活用品，如毛皮、骨角和油脂之类。当时狩猎活动需要有较强的体力，按照自然分工的原则，这种生产活动应当由男子来承担。
捕渔业在当时人们的生活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大地湾遗址所在的长虫梁下至今芦苇丛生，是水草丰盛的沼泽地。推测当年清水河水流比较大，再加上冯家湾小沟与闫家沟两条溪流环绕，使大地湾遗址三面环水，成为理想的捕鱼场所。在遗址中出土了不少垂钓的鱼钩，上面还带有倒钩，还有鱼镖。从彩陶鱼纹盆和陶器上的大量交错绳纹等推测，当时捕鱼是采取网鱼、钓鱼、叉鱼等方法。
采集经济在当时虽然居于次要地位，但仍然是人们取得生活资料不可缺少的生产活动，在大地湾灰坑和窖穴中都找到采集经济所遗留的痕迹。当时采集的东西有野果、松子、栗子、蚌壳等，可能还有作为衣料用的野麻一类的东西。采集所用的工具大概是木棒或石刀等。
最早文字和绘画 大地湾先民创造了我国最早的文字。大地湾出土的地画和符号，是中国最早发现的绘画和文字雏形。
在大地湾一期出土的陶器上发现了十几种彩绘符号，在二期出土的陶器上又发现了十余种刻画符号。这些介于图画与文字之间的符号已含有记事的意义，被认为是中国汉字的雏形。其中有些符号与西安半坡及山东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符号基本相同，但它们要早于半坡文化1000多年。郭沫若、于省吾先生曾认为半坡出土的彩陶上的刻画符号具有文字性质，“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而早于半坡文化陶器刻画符号的大地湾彩陶符号，更应是中国文字的最早起源。在大地湾遗址编号为F411房屋遗址内出土了一幅长约1.2米，宽约1.1米，用炭黑作颜料绘制而成的地画，它的正中绘有一身躯宽阔且颇似男子的形象，其两腿交叉直立，似行走状，左臂向上弯曲到头部，右臂下垂内曲，手中似握棍棒类的器物；左侧的人物，身躯狭长而略有弯曲，细腰，胸部凸出，明显为女性，其两腿也相交直立，似走行状，右臂弯曲上举头部，左臂下垂，手中似握器物之状。地画下部略向右上方，绘一斜形黑线长方框，框内画着两个头向左的动物，左边的一个头接近圆形，头上方有一只向后弯曲的触角，身躯呈椭圆形，头上有三条触角形弧线呈扇形分散，长条形身躯上有弧线斑纹，身躯上侧有向不同方向弯曲的四条腿，身躯下侧有四条向前弯曲的腿。在人物图案的左下方，还绘有一反“丁”字形的图案。这是一幅原始狩猎的场景。画中的人物右手持有的是棍棒，左手作举目远眺状，两腿交叉似奔走，生动地表现了猎人们正在执棒奔走而追赶猎物的情景。大部分学者比较倾向于最后一种解释。大地湾地画以粗犷的笔触，生动地描绘了一幅表现原始社会生活的场景，其风格质朴简练，以拙取胜。在绘画技法尚处于萌芽状态时，这样一幅地画作品表明当时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掌握了一定的绘画技巧。它不仅在考古和历史文化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于中国史前绘画的技法、颜料等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这幅地画距今约5000年，“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的而且保存完整的绘画作品”，对研究中国绘画的起源和原始社会的绘画艺术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大地湾二期文化刻划符号
最早社会体制雏形 大地湾遗址提供了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及其群婚生活终结的例证，大地湾遗址是研究我国新石器时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典型遗址。大地湾遗址发掘出土的墓葬均为长方形坚穴土坑墓，葬式以单人仰身直肢葬最为普遍，也有两手交叉于胸上的单人葬及双人仰身直肢合葬、瓮棺葬等葬式。一般墓葬都有随葬品，其物品组合多为圜底钵、葫芦瓶、夹砂锅、彩陶盆等，五到八件不等，放置于骨架左侧的方形陪葬坑中。早期墓葬女性墓穴大、间隔远、地势高，殉葬品也比男性多，孩子的墓葬一般就在附近，用陶瓮作葬具，上面盖有陶盆，盆中央有一小孔。合葬墓一般为母子合葬，或成年同性合葬，男女是分别埋葬的。母子合葬当是“知母不知父”的家庭形态的反映，而女性墓优于男性，表明当时的社会性质是母系氏族社会。大地湾遗址的埋葬制度与整个村落布局及生活状况，充分反映了母系氏族公社制度下血缘关系的牢固性。每个氏族成员都依赖氏族集体而生存，氏族则是由每个成员所组成的一个整体。依靠这种血缘关系，人们共同劳动，产品平均分配，过着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的原始共产生活。大地湾遗址发掘的收获相当丰富，资料极为珍贵，它为我们研究新石器时代考古及原始社会史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为我们恢复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时期的情景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科学资料；从此窥探当时的社会类型和生活状况。以农业为主，兼营渔猎、采集、家畜饲养、制陶、纺织等手工业，而农业生产始终是全部经济活动的重要支柱，占据主导地位，其他各业作为经济生活必要的延续和补充。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才促使史前居民开始营建规模巨大，布局严谨的聚落，过上长久稳定的定居生活，繁衍人口，发展生产，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这正是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时期社会生活情景的一个缩影。大地湾晚期地层中出土的三件残陶祖，是男性生殖崇拜的证据，则又表明当时母系氏族社会已开始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这一家庭形态及社会性质的演变在其他方面也可找到证据。比如居室，一期文化层内发现的三座半地穴式房址，其穴口直径在2.5～2.7米之间，居住面积仅六七平方米，居住面不平整。但到了晚期，房舍面积都明显扩大。表明早期先民们是各住各的穴，男女之间没有稳定的婚姻关系，且由于还没有认识到男女交合才会生育的生理现象，认为人是女人造出的，因而女性的地位明显高于男性；晚期居住面积扩大和原始村落的形成，表明先民们已结束了群婚生活的时代，步入了相对稳定的对偶婚时代，而对偶婚的形成，则又表明先民们已认识男性在战胜自然、繁衍后代当中的强大，从而推动人类由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
大地湾遗址提供了从狩猎经济向原始农业经济进步的资料，专家在对大地湾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进行鉴定研究后认为，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时间里，包括大地湾在内的甘肃东部地区是水草丰茂，气候温暖湿润，并生存着大量稀有动、植物的地区。大地湾先民最初就是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过着以狩猎、捕鱼、采集为主的原始生活。生产工具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生活形式。在大地湾一期文化层中出土了大量以打制为主，略加磨制的刀、斧、铲、砍砸器，刮削器等石器，这些生产工具及后来发现的植物种子表明，当时的大地湾先民已开始从事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活动。仰韶晚期大地湾先民在农业生产上已有了突破性发展。遗址中发现的不少灰坑和当作储物品用的窑穴，其建造形制由小变大，反映了这一时期农业产品的增多。兽骨在仰韶晚期地层中的普遍发现，反映了当时饲养业也已兴起。农业和畜牧业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人们的生产技术和经验积累到一定阶段才逐渐产生的，它促使人类逐渐告别了向大自然无穷攫取的狩猎经济，促使人类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食物等生活必需品的再生产。因此，历史学家把这种变革称之为“农业革命”。大地湾为“农业革命”的起源提供了最早、最充分、最宝贵的资料。
郎树德副研究员指出，大地湾五期文化遗存出土的文物，回答了华夏文明史的6个起源性问题：第一是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第二是中国彩陶的起源；第三是中国传统建筑和宫殿建筑的起源；第四是中国绘画的起源；第五是中国文字的起源；第六是中国古城的起源。其中旱作农业、彩陶和文字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七八千年前。甘肃省文物考古界的张学正、徐祖蕃、祝中熹等一批专家认为，仅从大地湾来看，中华民族拥有8000年文化史已毫无疑问。
大地湾遗址提供了伏羲、女娲从传说记载到真正出生于“古成纪”的依据，伏羲、女娲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位于“三皇”之首的伏羲和女娲的传说，在中国代代相传、家喻户晓。大地湾遗址考古发现印证了关于伏羲、女娲的传说及历史记载。据唐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记载：“太疱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日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则生疱牺于成纪。……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牺氏，养牺牲以庖厨，故曰苞牺。”从时间上说，大地湾遗址距今4800至7800年，而“伏羲氏族系统大约在6000年以前”。这就是说，大地湾遗址包括了伏羲时代的全部历史过程，从生地上看，伏羲生于成纪，专家考证，秦安是古成纪的中心地带，主要在秦安县北部一带，正好与大地湾的位置相吻合。另外，考古发掘的成果与史书记载又互为印证。比如大地湾原始文字印证了“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一期灰坑中采集到的炭化稷和油菜籽，印证了“命阴康氏主农田”；出土的陶纺轮、骨锥以及有网纹、鱼纹和绳纹的各式陶器，印证了“结网罟以教佃渔”；出土的很多动物的骨骼，印证了“养牺牲以庖厨”；发掘出的房址，则印证了“命大庭氏主屋房为民居住”。伏羲、女娲兄妹相称，女娲亦生于成纪。明胡缵宗《秦安志》记载，汉代以前，陇城北山上，就建有女娲庙。这里同大地湾相距很近。陇城镇至今沿用着“娲皇村”、“龙泉村”、“凤尾村”的村名以及用女娲氏“风”姓命名的地名，民间至今流传着“女娲生于风沟，长于风台，葬于风茔”的传说。在风沟西崖有一天然洞穴，据说是女娲居住过的地方，人称“女娲洞”。
（三）探索发现
大地湾是一本尚未完全打开的历史教科书和地下博物馆，所有考古发现，有力证明了它所在的清水河流域五营川一带是中华远古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大地湾考古的成果把中国史前文明的源头，一直从仰韶村向西移到了大地湾，并且提早到距今8000年前。大地湾遗址有三个独有的特点：一是人类6万年连续生活的地层考古记录，提供了从旧石器文化到新石器文化可靠的年龄框架。二是在距今10000～8000年间形成以黍和粟为主导的旱作农业经济，成为世界农业起源地之一。三是口口相传的语言推论和大量古籍记载的伏羲文化，与大地湾文化在时间与空间的双双重合。大地湾成熟的农业生产力，为伏羲文化产生提供了经济基础。把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深度结合研究，是开拓中国史前历史研究的路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