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自序
这本《歌剧美学论纲》，曾以《歌剧艺术论纲》之名在上海一家歌剧专业杂志《歌剧艺术研究》1992年第1期至1999年第1期上连续刊载了整整7年之久。在刊物连载过程中，或在连载完毕之后的3年里，一直有同行认为本书所论对当代歌剧创作有些实际意义，而分散在杂志上的连载文字时间跨度大，刊物发行量又小，搜寻既难，保存亦相当不易，翻看起来更加不便，故而每每催促我尽快将本书结集出版；我本人也为此与一些出版社联系，均由于本书的学术性太强、不能为出版社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而屡遭婉言谢绝。
如此这般，不觉一晃就是数年；我也将出版之事渐渐撂在脑后，不存任何侥幸了。
令人感到侥幸的是，侥幸却还是有的。在我的新单位——南京艺术学院的领导和同事们的关心和支持下，本书终于得以结集出版。
本书之更为现名，主要是听取了歌剧界、尤其是音乐美学界一些前辈和同行的意见所致。他们普遍认为，这本书不同于一般的歌剧理论，而是从美学的角度探讨了歌剧综合美各个构成要素的基本特征、“歌剧综合美感”理论及其生成的途径、方法和一般规律，从其性质上看，有明显的歌剧美学特征；而本书的表述方式，又贯穿着美学著作所特有的思辨性和拍象性。这些特点，在第一编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即便第二、第三编对歌剧音乐和歌剧文学的论述，虽然其对象比较具体，论述也较为实在，但与歌剧综合美感的生成这一主题紧紧相扣，是其生成途径和方法的重要方面。如果说，第一编侧重于歌剧综合美感一般规律之美学探讨的话，那么，第二、第三编则偏重于“歌剧综合美感”实践命题和方法论的探讨，因此属于歌剧实践美学范畴。
经高手们这一番点拨，我也豁然开朗，觉得当初本书在连载过程中人们对它提出的一些问题，一经更名之后，大多也就迎刃而解了。为此，我要衷心感谢赵宋光、戴鹏海、茅原三位前辈和王安国、谢嘉幸等同行，正是得益于他们的建议，才使本书以《歌剧美学论纲》之名付梓。
从本书在《歌剧艺术研究》上连载开始，至今已有10年光景。其间世事移异，而今物是人非，令我感慨万分。我在读研时的指导老师、上海音乐学院的焦杰先生，在歌剧美学研究中曾提出过“歌剧艺术的综合美”命题，在20年前就已经鲜明地形成了歌剧中两大元素、两条线索、两种高潮的思想，并且已能用很明晰的概念将这个思想成熟地、有系统地表述出来。他认为，歌剧中的高潮，与一般戏剧理论中所讲的高潮在形态、内涵和职能上存在某些差别。戏剧理论中的高潮通常是指全剧的高潮，因此一部作品只有一个高潮。而在一部歌剧的整体结构中，最后势必出现一个音乐戏剧的总高潮（这一点与话剧、电影等是共同的），然而在达到总高潮之前，每一幕、每一场也都各有自己的高潮；甚至一首咏叹调也有自己的高潮点。因此，在歌剧中构筑着由两种（情感和戏剧冲突的）大小高潮交织而形成的“高潮点系列”。很显然，这些论述把人们对于歌剧内部结构及其表现规律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仅此一端，就足以把他推向当时我国歌剧美学建设的最前沿。
毫无疑问，焦杰先生的上述思想对我的歌剧观念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表现之一是我把他的两种高潮的思想作为我的学位论文的中心论点；表现之二则广泛得多也深刻得多：一方面，他的关于两大元素、两条线索、两种高潮的思想已经渗入到我的歌剧观念中，成为我此后的歌剧理论研究和批评活动的美学支点，另一方面，焦杰先生的歌剧美学思想理所当然地也是这本《歌剧美学论纲》写作的核心思想。如果说，这本《歌剧美学论纲》是一株还很幼稚的理论嫩芽的话，那么，它的种子却是焦杰先生播种的；如果说本书在歌剧美学构建中也作出了自己的创造和贡献的话，那么这些创造和贡献的重要来源之一便是焦杰先生的歌剧思想。指出这一点决不是故作谦虚，也不是基于感恩目的的吹捧，而是肯定一种早已存在的客观事实，肯定一种正常的、积极的学术传承的源流关系。
因此，当本书正式结集出版之时，我要再一次向焦杰老师表示我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谢意，并祝愿他老人家健康长寿！
令我终生难忘的另一个人是作曲家、《歌剧艺术研究》前任主编商易同志。正是他和编辑部司仁的关心和支持，本书才得以在《歌剧艺术研究》上连载达7年之久；在连载过程中，商易同志又不断对本书的有关章节提出自己或赞赏、或批评的意见，使我能够经常得到他的教诲，并根据他的意见时时调整自己的学术坐标，不断提高研究水平和表述水平。因此，如果说本书在刊物上连载的7年，也是我向商易同志学习的7年，是一点也不为过的。本书连载完毕之后，商易同志对它的尽早结集出版表示出殷切的期待和关爱。记得2001年，他已身染沉疴，卧床不起，我去医院探视之时，他仍问起此书的出版问题。可惜天不假年，他尚未看到本书出版便已驾鹤西归，令苟活者真有人生苦短之叹！而今本书终于正式出版了，也算是对商易同志在天之灵的一个小小告慰吧。
此外，本书连载完毕之后，我曾计划将来有机会出版时对有关章节再作修订，而当时因连载时考虑到《歌剧艺术研究》编辑部的经费困难而没有插入更多的谱例，想借结集出版之机弥补这个缺憾，同时对第三编“歌剧文学论”作重点的修改，并补写一些章节。不过，我的这些修订计划也因结集出版的遥遥无期而搁置下来。谁知随着我的工作调动突如其来，本书结集出版的机遇也突如其来，竟使我根本来不及完成这些修订安排。所以，目前除了增写的这篇《出版自序》之外，本书的其他部分，只改正了连载时出现的错别字，其余一字未易，完全保持当年连载时的原貌，让我也尝到了一次“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苦涩。
本书写作于1992年初，完成于1999年初。基于当时中国歌剧界的实际情况，其基本任务是要将流行的歌剧思维从过去漠视歌剧规律、从“《白毛女》传统”模式化的巢穴中解放出来，这也是本书在当时所强调的理论重点。10年来，中国歌剧艺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应该承认，中国歌剧家对歌剧艺术规律的认识和驾驭功夫，较之10年前，是更加清醒了，也大大增强了。但是，在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上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和问题。这些问题中的绝大多数在本书中均有详尽论述，有极少部分是新形势下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是笔者在写作本书的当初所无法预见的。因此，在本书行将出版之际，谨提醒读者和同行，要了解笔者对当前中国歌剧创作的基本估价和存在问题的意见，请参阅本人2000年前后发表在《人民音乐》、《音乐生活》、《今日艺术》等刊物上的相关文论。
本书的出版，在我绝对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其中存在的诸多遗憾，只有留待日后有机会再版时补充修订了。
我这样期待着，同期待同行们对它的批评一样急切。
居其宏 谨识
2002年8月14日于南京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