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歌剧中的重唱创作

第五节 我国歌剧中的重唱创作

无论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去考察,重唱历来是我国歌剧音乐创作中的弱项,而且至今仍无较大突破出现。

其实,我国歌剧艺术家对于重唱的探索历史,至今也有数十年之久了。抗战时期黄源洛的歌剧《秋子》,其中便用了五首二重唱和一首三重唱,可能是较早运用重唱的一部歌剧。其后,《白毛女》《刘胡兰》《小二黑结婚》《草原之歌》《江姐》等歌剧中也都程度不等地运用重唱形式来刻画人物、抒发情感。《洪湖赤卫队》中著名的《洪湖水浪打浪》就是一首抒情性女声二重唱,由韩英和秋菊在中段和再现段构成复调交织,明朗清澈的声部进行,而鲜明浓郁的民族风格,使这首优美动人的歌曲更美更动人了。

新时期以来,随着歌剧创作的繁荣,歌剧重唱的运用也有了新的发展。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作曲家已经不满足于只是运用二部和声手法写作主调性的二重唱了;面对复杂繁难的创作课题,他们在勇敢地、努力地探索运用复调音乐成果写作异步型重唱,冲突性重唱去揭示戏剧冲突的种种可能性。如歌剧《情人》中男女主人公在藏历节的二重唱,以娜梅琴措深情的思念和呼唤的悠长歌调构成先现部,随即多吉桑声部沉思的、好似内心独白的旋律舒缓地进入,与娜梅琴措的无词歌构成异步发展,具有较强的对比和一定的戏剧性。

歌剧《启明星》在另一方面作了探索。下面这首重唱同时运用和声及复调手法,主题先在阿珠声部出现,齐齐格声部在下方作旋律性衬托;随即道尔清声部在下属调上对主题作赋格式的回答,再由三重唱与合唱两个音层构成对位交织,不但在综合音响上加强了重唱的厚度,而且把描写群众共同心理状态的合唱纳入重唱结构中来,扩大了重唱的表现范围:

在施光南的歌剧《伤逝》里,作曲家在更广阔的背景和更高的规格上运用重唱来展开戏剧冲突,从而增强了重唱的戏剧性表现力。请看下面这首爱情二重唱:

涓生充满激情的奔放的歌调与子君内省的短促不安的朗诵式旋律交织在一起,求婚者火一般的热情与少女内心激动、纷乱和惊喜之情仿佛可见。

下面这首二重唱正面描写了男女主人公的悲剧性冲突:

生活的重压使涓生的声部失去了温暖的旋律气息,短暂的“紫藤花主题”片断一闪即逝,立即淹没在冷峻无奈的宣叙调陈述之中;子君的声部起先本能地发出一声抗议的呼喊,转而陷入了无力的祈求与绝望。整个重唱笼罩着阴郁的悲剧气氛。在我国歌剧中,这是一首较为少见的冲突性重唱。

歌剧《第一百个新娘》中有一个真假阿凡提与三个姑娘的喜剧场面,就是用重唱来表现的。重唱共包含了阿凡提、假冒阿凡提的丞相和三个姑娘这三个全然不同的层次,生动地揭示了登场人物几种不同的心理活动,构思新奇,组织严密,把鲜明的动作性和较强的戏剧性寓于立体交织的重唱结构之中,既情趣盎然地推进了剧情发展,又展现了歌剧重唱特有的音乐魅力。

我们在充分评价我国歌剧中重唱创作已有成绩的同时,还应当十分冷静地指出其中所存在的问题:

第一,采用主调写法的和声性重唱占据了太大的比重。这类重唱是以衬托声部对旋律声部的从属和依附关系为特征的,缺乏应有的独立性,一般来说是着眼于人物间情感状态共同性的描绘。不能否认这类重唱有其不可取代的戏剧功能,但在一部大型歌剧的整体结构中过多地运用这类重唱,势必会大大削弱歌剧音乐的戏剧性。

第二,与上述问题相联系,在我国歌剧创作中异步型的冲突性重唱还很少得到运用,大量的是同步型的抒情性重唱。像被世人称道的《弄臣》四重唱、《托斯卡》审讯三重唱、《卡门》终场二重唱这类具有强烈对比、表现扣人心弦的戏剧冲突的重唱,至今在我国歌剧中尚未出现。

第三,由于作曲家缺乏在歌剧中运用重唱的自觉意识和足够的创作冲动,因此对于重唱的运用大多还停留在装饰和点缀的初级阶段。这类重唱是零散的,贫弱的,常常没有明确的戏剧使命,因而显得可有可无。显然,它们不是作曲家严密的戏剧性音乐构思的产物,它们在歌剧中出现往往带有偶然性。作曲家们有时仅仅是从某个极小局部色彩对比或演唱形式变化的需要着眼而加上某个重唱段落。

第四,即使在一些较优秀的当代歌剧中,对于重唱的运用得到了重视,上述装饰性、点缀性的弊端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就重唱的数量和质量而言,依然不能令人满意。比如,我们还没有见到把一组性能和色彩各异的重唱串联起来构成完整的重唱场面来表现复杂的戏剧冲突的歌剧作品。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是一部有口皆碑的经典作品。它的第二幕终场便是一个庞大的重唱场面,篇幅长达900多小节,历时20余分钟,随着登场人物的逐渐增多,声部构成愈趋复杂,戏剧冲突更加尖锐紧张,其中有二重唱、三重唱、四重唱、七重唱等五首异步型乃至冲突性重唱的联缀使用,正面描写了各个登场人物纵横交错的戏剧矛盾及其微妙的心理活动。我国作曲家能否从这里得到某些有益的启示呢?可以预言,如果我国作曲家能够如此娴熟地运用一系列重唱来正面刻画人物的性格冲突和情感纠葛,就有可能将某些作品中大段话剧场面从我们的歌剧中清除出去了,歌剧音乐的戏剧性必将达到一个全新的水平。

我认为,就我国歌剧创作的整体状况而言,重唱创作至今仍是我们音乐创作的两大弱项(另一弱项为乐队音乐)之一。要使我国歌剧音乐从根本上解决音乐戏剧性问题,就必须以重唱创作为主要突破口,全方位地发挥歌剧重唱的戏剧性功能,尤其要加强重唱各声部与人物性格、与戏剧冲突的直接对应关系和内在联系,提高重唱在歌剧音乐整体布局中的地位,写好冲突性重唱,才能使当代歌剧成为真正的用音乐展开的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