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英雄剧
在歌剧发展史上，史诗英雄剧是最古老的歌剧体裁。
400年前，意大利佛罗伦萨小组所作的歌剧探索，大都选自古希腊的悲剧为目标：他们的题材取向，大都选自古希腊神话传说或圣经故事，作品中充满神奇幻想色彩和宗教精神。也许早期歌剧艺术尚处于幼年，同时也由于希腊神话和宗教故事自身的神奇性、神秘性的崇高气质，当古代歌剧艺术家处理这类体裁时，常常采用一种简朴的、粗放的、板块式的结构手法，追求气度的恢宏、场面壮阔、想像的浪漫奇谲，从中寄寓着现实的、此岸性的人生对幻想的、彼岸性的世界的精神追求和道德理想。
很显然，早期歌剧的这种题材取向、体裁处理和精神寄寓，在此后的发展历程中渐渐成为一种美学规范，一种风格定式，于是便形成了史诗英雄剧这种特定的体裁类型。
其实，早期的史诗英雄剧不过是一般戏剧史所说的宗教剧（道德剧、奇迹剧、神秘剧）和神话剧的总汇而已。我们之所以没有沿用一般戏剧史的通行概念而以史诗英雄剧名之，乃是因为：一、本书不是史学著作，不拟以纯粹戏剧史的角度来探讨宗教剧的来龙去脉，我们的任务是从歌剧体裁类型和特征这个角度出发，研究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轨迹，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二、宗教剧作为戏剧史上一个特定现象，它本身经历了一个从兴盛到衰亡的过程，而由宗教剧奠定的、并在此后逐渐成熟的史诗英雄剧，其间虽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仍作为最有魅力的歌剧体裁类型之一存活于当代歌剧创作和歌剧生活中。自然，宗教剧之后的史诗英雄剧无论在题材取向、体裁处理、精神寄寓诸方面都有了极大的发展变化，但其中一些基本艺术元素仍然是贯穿古今的。
这里所说的“基本艺术元素”，是一些什么东西呢？这就是史诗性和英雄性。
史诗性和英雄性是构成史诗英雄剧的两个最基本的艺术元素和精神母体，它的一切特征都是从这两个母体中孕育起来的。
史诗性既是一种题材取向，也是一种体裁处理和结构手法。
早期的史诗英雄剧一般均取材于圣经故事和希腊神话，这种题材取向带有浓重的彼岸性质。圣经故事和希腊神话是人类黎明时期对自身历史的一种幻想和解释，是人类在自己的主观意识中构筑起来的“史前史”，因此戏剧史家们常常把宗教剧也称为“圣史剧”便是一个例证。它的题材取向中无疑蕴含着一个极其鲜明的美学品格——史诗性。
史诗性对于取材于历史真实的史歌剧来说，就更带本真性质和典型意义。但这并不等于说，任何一部以历史事实为题材的歌剧作品部具有史诗性的美学品格，或者都必须把史诗性当作自己的美学目标去追求，例如我国歌剧《江姐》以真人真事为其题材依据，但它并不具有我们所说的史诗性；也不是任何一部作品只要它没有取材于历史事件就一定不具有史诗性。
但是，凡是取材于大的历史事件，表现历史人物在历史事件中的活动、业绩和精神生活的作品，就不能不把史诗性当作自己的美学规范来追求，因为离开了史诗性，就无法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全景式的展现和富有历史感的刻画。格林卡的歌剧《伊万·苏萨宁》、普罗科菲耶夫的歌剧《战争与和平》以及我国歌剧《长征》、《巴黎的火炬》、《天朝风云》，无一不把史诗性当作自己的美学目标来追求，只不过由于艺术家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把握力和表现力的差异，在史诗性的艺术呈现上显出不同的艺术品位而已。
歌剧对于史诗性的追求，在艺术处理上一般表现为：粗线条、大块面的结构原则，场面宏伟，人物众多，重条、块刻画而少细部描写，尚简洁而忌铺陈，风格多以凝重、雄迈、浓烈、豪壮见长，叙述方式常作跳跃式的进行。
英雄性与史诗性是相伴而生的一对美学范畴。歌剧史的全部实践都证明，史诗性歌剧必然又是英雄性的。一部歌剧的史诗性质，不论它的主人公最后命运归宿为何，也不论它所表现的历史事件最终怎样结局，总是导致英雄性的结论以及对于英雄主义的赞美与讴歌。
史诗性、英雄性歌剧，它所表现的事件人物可以是真实或者是虚构的，但艺术表现目光的焦点却必须集中于歌剧的主人公，集中于它所着力刻画的英雄人物身上。歌剧的英雄主义精神、英雄性主题的是否确立，是否真实可信，是否深刻感人，其全部奥秘就在于它对英雄人物的理解、把握和表现之中。回顾我国的一些史诗英雄剧，例如前面曾经提及的《长征》、《天国风云》、《巴黎的火炬》以及近来上演的《安重根》，虽然具有史诗性、英雄性的若干特征，但在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把握和表现方面，在体裁、风格、结构的艺术处理方面，尤其在歌剧英雄人物形象的刻画方面，都暴露出一系列致命弱点，这就不能不削弱了歌剧的深刻性和动人心弦的力量，冲淡了英雄性的崇高色调。
史诗英雄剧在当代歌剧创作和歌剧生活中仍然具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广阔的生存空间，它给当代人所提供的历史深度、独特的艺术美感和震撼人心的无穷魅力是任何其他歌剧体裁类型所无法取代的。只要我们充分了解这一体裁类型的艺术特征，写出真正成功的史诗英雄剧是可以预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