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与创新
说到风格与个性的关系，西哲布封关于风格的一句流传极广的名言“风格即人”便跃然脑际。中国古代文论中也有类似的明训，“文如其人”便是明显一例。中外哲人这种言简意赅的概括，十分准确而形象地道出了风格与艺术家创作个性的辩证关系。
前已说过，构成歌剧风格的诸因素无不受到时代，地域、国家、民族诸多外界环境的影响，而歌剧艺术家对于这些外部信息刺激的反应、接受、消化、吸收和融汇，是同时受到艺术家自身的主体性因素的深刻影响的，是经过这些主体性因素的选择、过滤和浸染的。这些主体性因素，通常表现为社会地位、世界观、艺术观、审美趣味、教育水准、个人境遇、性格气质等等所凝聚成的个性特点。这些个性特点，往往影响着、决定着艺术家观察生活、表现生活的感性目光、审美评价、艺术趣味和表现手法，因此也同时影响着、决定着作品的风格面貌和个性特色。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歌剧艺术家自身的个性必定通过他的作品得到体现，并且必然表现为作品的个性，而作品的个性则成为这个艺术家及其创作之所以能够在历时性或共时性的比较中区别于别时代、别民族和别作家的最基本的风格标识。
这样的论述也许太过抽象和艰涩了，让我们征诸歌剧史上许许多多生动而丰富的事实，来说明作家的个性、作品的个性及歌剧风格这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我们首先想到了莫扎特。这位世界音乐史上的巨匠，其短暂一生和个人际遇是十分坎坷的。但在他的音乐中却向我们展现出另外一番景象：晴朗的天空，明丽的春天气息，抑制不住的乐观、放达，活泼轻松的幽默和率直纯洁的童贞。这些既是莫扎特个人性格的写照，也是他的作品个性的写照，同时也极为鲜明地体现为他的歌剧风格。《费加罗的婚礼》这部杰作典型地呈现出他的这一创作个性和歌剧风格。这一切在《魔笛》这部严肃正剧中也有相当出色的体现。其中的一系列喜剧性穿插（例如捕鸟人帕帕基诺和他的女友帕帕基娜的一些喜剧场面）无不时时透出作曲家那乐观的天性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女人心》、《唐·爵凡尼》等剧的风格特征大抵也是如此。难怪一位西方评论家从他的音乐中听出了“一个心地温厚而喜欢大声谈笑的艺术家的气息”（参见《西洋歌剧故事全集》第17页）。这就是从作品的风格中捕捉到了作家的创作个性。
威尔第和瓦格纳这两位世界级的歌剧大师是大家所熟悉的。威尔第自创作《阿伊达》开始抛弃了“板块形”结构，转而步瓦格纳的后尘，采用现代流线形的音乐戏剧结构写作。从纯粹结构角度来看，两人似乎在风格上无甚大的差别。实际上两人的风格差别是十分明显的，这种风格差别只能用创作个性不同来解释。作为一个意大利作曲家，他在告别“板块”结构转向“流线形”结构时，仍然在他的作品中保留着强烈的地中海气息。他在戏剧展开的进程中，在保持矛盾冲突的戏剧性张力和连贯发展的动力性的同时，仍然充满了丰富的旋律，充满了作曲家在中前期作品已经得到充分展示的歌唱性格，在一些重要的抒情场面中（如《奥赛罗》的爱情二重唱和《杨柳之歌》），绝不放弃大段咏叹调的使用。而瓦格纳则不同。大概同日尔曼民族崇尚理性有关，他的作品讲究构思雄伟、组织精密和逻辑严整，大量使用具有特定指代意义和隐喻功能的主导动机，并将它们组装成一架庞大而结构高度精密的机器，让它按着戏剧情节的轨道高速运转；他在贯彻自己的“流线形”结构原则时，是严格的，一丝不苟的，有时近乎过于死板和苛刻：即声乐部分的吟诵性质使他对歌唱性旋律的运用十分简约和经济，有时甚至到了吝啬的程度，以至于不十分熟悉其作品的人简直无法从中把握住明晰的旋律线条。瓦格纳也不允许声乐部分有任何凌驾于其他音乐形式之上的野心，它们只能老老实实在他的庞大而复杂的交响化构思中充当一个或几个声部的角色，瓦格纳这种对声乐家的冷酷态度曾经使他的好几部作品得不到及时上演。瓦格纳对“板块”结构、分曲形式、无休止的休止、不间断的间断十分厌恶，因而才有了“无终旋律”的创造，他不但在小的结构单元中废除了终止，而且在场面之间，甚至在幕与幕之间，也尽可能避免因终止而形成的停顿和气息中断……瓦格纳的这一系列创造，体现了他的歌剧理想，体现了他的创作个性，也体现了他的乐剧风格。
在20世纪的西方世界，严肃歌剧越来越向艰深、复杂的方向发展，但德国作曲家卡尔·奥尔夫（1895—1982）却反其道而行之，他的歌剧追求质朴、单纯、简洁之美，无论从题材选择、结构原则、风格面貌、音乐语言、表现手法等方面，都显出全方位“返朴归真”的创造意向。他的著名歌剧《聪明的女人》选用古代题材，类似“板块形”的静态结构，和声语言极其单纯，甚至近乎简陋，乐队规模很小，作曲手法上基本上弃绝了复调和奏鸣曲式的主题贯穿发展原则，歌剧旋律质朴动人，富于戏剧性表现力，他的节奏塑造功夫和打击乐音色的极具表现力的重复与变化，使他的歌剧在二十世纪西方歌剧舞台上独树一帜，闪耀出夺目的个性光芒和绚丽的风格色彩。(https://www.daowen.com)
总而言之，歌剧家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塑造了他的与众不同的创作风格，而这种艺术个性的形成和成熟，则是歌剧家艺术生涯中辉煌阶段来临的标志和个人创作风格确立的标志。
不过，对于歌剧艺术家来说，在古今中外歌剧舞台上大师辈出、杰作蜂起的局面中要真正达到与众不同、独树一帜的佳境，却是何其难啊！这不但需要与众不同的对生活的观察力和感悟力，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生活万花筒中发现、捕捉那些鲜活、独特和极具艺术潜能的事物来作为自己的艺术对象，不但需要敏锐的艺术悟性和深厚的历史文化素养，善于在大千艺术世界和大师杰作如林的歌剧天地中寻找到自己的独特的与众不同的位置；不但需要长期、艰苦、严格、系统的专业训练，从而获得全面而纯熟的专业技能和艺术手段，能够自如地驾驭歌剧这种高度复杂的综合艺术形式；而且更需要一种孜孜不倦、不断进取的开拓精神和创新欲求，永远不倦地追求新的空间、新的境界、新的创意，永远对生活、对艺术保持强烈的挚爱和敏感，敢为天下先，不因循，不守旧，不自私，不懈怠，不为传统所累，不畏大师盛名，不蹈前人旧路，不发过时陈言，标新立异，奇峰探险，语不惊人誓不休，艺非独创非好汉。唯有这种勇气，这种心态，才会有个性的确立，才会有新风格的诞生。
瓦格纳死了。威尔第死了。贝尔格死了。萧斯塔科维奇也死了。然而新一代的歌剧家们还活着。歌剧艺术仍在前进。
歌剧世界的上帝们留给我们的遗产不光是那些至今仍在我们心头闪光的不朽之作，更重要的是他们那种永不熄灭的创新意识。
是匐伏在他们脚下，还是站立在他们的肩头？
这是任何想有所作为、有所创新的艺术家都必须回答的问题——不是用宣言，而是用作品，用与众不同的个性，用独一无二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