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水猛兽——思想导师
距今九十年前，几乎中国所有赞成维新的人，都把康有为当作自己精神上的领袖和导师；也几乎所有主张守旧的人，都把他骂做洪水猛兽、乱臣贼子。
在当时南京“路矿学堂”里，有个瘦小的青年学生，如饥似渴地读着康有为一派人物著译的新书。有次翻开《天演论》，他立刻为“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这样一个新鲜世界所吸引，可是也立刻受到了“老辈”的呵斥：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了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骤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记不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鲁迅：《朝华夕拾》）
这个青年学生，就是鲁迅。
稍晚些时候，在偏僻的湖南湘乡乡下的“东山学校”，又有个年纪更轻、身材却很高大的学生，在油灯下一遍又一遍地诵读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文章。后来他在叙述自己这一段学生生活时说：
……我写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无心读古文。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本书，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据斯诺：《西行漫记》）
这个青年学生，就是毛泽东。
现在，再遵照鲁迅“本家的老辈”的训诲，把许应骙参康有为的“文章”“抄下来”一段：
……今之以西学自炫者，绝无心得，不过藉端牟利，借径弋名。……今康有为逞厥横议，广通声气，袭西报之陈说，轻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测。……
鲁迅和毛泽东是当时的新青年，许应骙则是地地道道的老顽固；双方都旗帜鲜明，观点明朗。——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之际，中国知识分子不同阶层和不同集团对康有为的评价，竟是如此的水火和冰炭！
鲁迅和毛泽东喜欢康有为，是喜欢康有为一派人物所介绍的“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的新世界里的新道理。许应骙“参”康有为，是“参”他“袭西报之陈说，轻中朝之典章”。由此可见，主张“向西方寻找真理”，坚持“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就是康有为既得到有志青年热烈拥护，又被守旧顽固分子切齿痛恨的主要原因。
康有为（1858—1927），名祖诒，广东南海人，出生于一个世代读书为官的大家庭。他五岁即从叔伯读唐诗，能诵数百首；六岁开始受四书五经；十一二岁起即广泛涉猎文史，并喜阅邸报，渐知朝廷政事，试为诗文，颇有“奇气”；唯不喜学做应科举考试的八股制艺，因而受到诸叔伯的诘责。康有为十四岁和十五岁时，两次考秀才，都没有考取，却“益好为纵横之文”。1874年，他始见《瀛寰志略》及从日本传入的《地球图》诸书，是为接触“西学”之始；因而更加厌弃八股，于1876年起从广东著名学者朱次琦研习经史典籍三年。熟读深思之后，他感到旧学无法解决现实政治问题和自己思想上的苦闷，遂于1878年辞朱氏归，入本乡西樵山中，钻研释老二氏之言，企图从佛教和道教的理论中求得解答，却仍然没有找到自己的归宿。1879年冬月初游香港，见“西人治国有法度”，一个不同于自己所熟悉而厌倦的环境的新天地，给了他以深刻的印象，从此开始访求西学之书，尝试找寻新的道路。这时，康有为年二十二（虚岁）。
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应“顺天乡试”，没有考上举人。已经有了“世界开新逢进化”（《苏村卧病写怀四首之二》）思想的他，对这一挫折并不十分在乎；而在归途经过上海时，发现了“江南制造局译书所”出版的各种西学书籍，却大喜欲狂，尽量购置。这些“西书”，不过是一些启蒙性质的读物，但毕竟是当时了解西方国情、政治，以及近代天文、物理、化学、生物各科知识的唯一津梁。康有为就是靠阅读这些书，开始研究西方的政治理论和社会科学的。
康有为的思想非常活跃，能够“举一反三”，悟出书本上没有写到的道理；同时他又十分大胆，能够“坐言起行”，有一分认识就试作一番实践。1883年，他在家乡组织“不裹足会”，首先从自己的女儿同薇、同璧做起，对封建陋俗发起冲击。
1884年爆发了中法战争，结果福建水师马江战败，清政府妥协求和，承认法国“保护”越南。康有为受到很大刺激，在诗中倾诉了自己满腔悲愤：“山河尺寸堪伤痛”，“贾生痛哭欲如何”，更加热切地探索救国之道。后来他在《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中，向光绪皇帝叙述自己在中法战争前后注意从日本接受变法图强的信息的情形道：
昔在……琉球被灭之际，臣有乡人，商于日本，携示书目。臣托购求，且读且骇，知其变政之勇猛，而成效之已著也。臣在民间，募开书局以译之；人皆不信，事不克成。及马江败后，臣告长吏，开局译日本书，亦不见信……
这时的康有为，在封建士大夫最重视的科第出身方面，简直还毫无资格。尽管他已经从译书所和日本所出的书上，知道了西方国家“变政之勇猛”和“成效之已著”，希望中国也能够如法试行；但“民间”和“长吏”都不相信他，使他不能够“有为”。
1888年，康有为再次赴京应顺天乡试，又不第。可是他却利用到京的机会，做了一件十分大胆的事：以“布衣”上书光绪帝，极陈外国相逼、中国危险之状，请取法泰西，实行改革，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点建议。他认为：“马江败后，国势日蹙，中国发愤，只有此数年闲暇”，“过此不治，后欲为之，外患日逼，势无及矣”。这就是他的“一上皇帝书”。
按照清朝体制，专摺奏事是高级官员的特权；地位较低的官员，只能呈请太吏、堂官代奏；“布衣”上书，等于庶民干政，虽然不算犯罪，也是冒险的事情。一上皇帝书，结果“九门深远，格不得达”，根本没有到达光绪帝左右。但这封书稿，却很快流传开来，使京师和全国各地关心时局的知识分子，都知道广东出了个不怕闯祸建言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和陈千秋，便是为康有为上书的名气所吸引，才相约到康氏门下献贽称弟子的。顺便说一句，这时的梁启超少年得志，已经成了举人；康有为却屡试不第，还没有中举。照《儒林外史》介绍的规矩，“老友不和小友序齿”，本应该是康有为称梁启超为师。他二人能够一反流俗，在万木草堂中师弟相称，确实显示了一种新的风貌。
第一次上书失败，康有为深感“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沉沉叫不得”，一度曾萌去国之志，想赴美洲讲学，或往巴西殖民；但终于还是“或劝蹈海未忍去，且歌《惜誓》留人间”，决定留在国内从事改革。他估量形势：“眼中战国成争鹿，海内人才孰卧龙？”打算先以讲学方式发现和积蓄人才，同时进一步进行理论的和舆论的准备。
1890年，康有为开始在广州讲学，陈千秋、梁启超先后及门。其明年，开学堂（万木草堂）于长兴里，“讲中外之政、救中国之法”，又有麦孟华、徐勤等人从学。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康氏的重要干部。1892—93年，讲堂学者更众。康氏讲学，杂糅经史，贯通中西，并和著书立说紧密结合。1891年，师弟协力刻成《新学伪经考》。据梁启超云：
此说一出，所生影响有二：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摇动；第二、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清代学术概论》）
1893年又编成《孔子改制考》，并在1885年所作《人类公理》一书的基础上，继续著他的《大同书》。
《新学伪经考》大旨谓：清代正统学派——“汉学”所依据的经典，大部分是为王莽“新”朝服务的刘歆所伪造，只能叫“新学伪经”。《孔子改制考》大旨谓：除掉刘歆伪经之外，真正的六经，也是孔子“托古改制”的创作，而“改制”则是一种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造。书中借用公羊家春秋“三世”之说，大言“通三统，张兰世”：“三统”者，谓夏、商、周三代随时因革，宣传变革的历史观；“三世”者，谓人类社会当由“据乱世”入“升平世”再入“太平世”，宣传进化的社会观。康氏以“三世”之说解释《礼运·大同篇》，谓“升平世”为小康，“太平世”为大同，著《大同书》描述自己理想的社会，如：“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入，自由享用”；“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梁启超谓：
若以《新学伪经考》比飓风，则此二书者，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同上书）
梁启超将康有为这几部著作对传统学说、传统观念的打击，比作飓风、火山、地震，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这几部书虽然没有打出“西学”的旗号，但明显看得出“西学”对康有为思想的影响。1890年“万木草堂”开学时，康有为为诗示诸门人，尾联云：
群龙无首谁知吉？自在乾元大统长。
《大同书》第三章《初设公议政府为大同之始》中，提出公政府不设总统、不立总理，只设并无实权的议长，并引《易经》：“见群龙无首，吉”，“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为证。后来康氏还在《中国不能逃中南美之形势》一文中说：“夫共和之义，欲人人之自治也；故见龙无首，实为乾元之上治”。又在《忧问》一文中说：“群龙无首之义，必如瑞士之公议内阁，立议长而不立总统，乃为至公。”这些话等于是《大同书》的注脚，说明康有为乙未（1895）前的著作，其思想和方法已经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观念。也就是说，康有为在他“公车上书”之前，就已经走上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道路。
有为虽著《大同书》，然秘不示人。谓今方“据乱”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正如梁启超所评：“自发明一种新理想，自认为至善至美，然不愿其实现，且竭全力以抗之遏之，人类秉性之奇诡，度无以过是者。”这一点暴露了康有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深刻矛盾。
1894年，康有为在广东讲学的影响越来越大，给事中余晋珊奏劾他“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同少正卯，圣世不容，请焚《新学伪经考》，而禁粤士从学”。这个封建官僚的政治嗅觉是比较灵的。他从康有为考伪经、谈改制的学术论文中，嗅到了政治火山即将爆发的气息，预感到了地震飓风、洪水猛兽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