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之学
1898年秋，梁启超逃脱守旧派的屠刀，“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流亡到了日本。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以国事东渡，居于亚洲创立行宪政体之第一先进国”，“是为生平游他国之始”。
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样，出国完全是因为政治原因，出了国也还要继续进行政治活动。初到日本一年多时间内，“师友弟子眷属来相见者，前后共五十六人”，绝大多数都是他的同志；横滨侨商“同志相亲爱者亦数十人，其少年子弟来及门者以十数”。戊戌十月，他取得侨商资助，创办《清议报》，作为宣传机关。己亥七月，复与同人共设高等“大同学校”于东京，吸收国内留学生，培养预备干部。梁启超自己也抓紧学习日文，努力通过日文继续接受西学。己亥年（1899）他作《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云：
既旅日本数月，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乃大声疾呼，以告同志曰：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吾中国之治西学者固微矣，其译出各书，偏重于兵学、艺学，而政治、资生等本原之学，几无一书焉！夫兵学艺学等专门之学，非舍弃百学而习之不能名家；即学成矣，而于国民之全部无甚大益；故习之者希，而风气难开焉。使多有政治学等类之书，尽人而能读之，以中国人之聪明才力，其所成就，岂可量哉！……学英文者，经五六年而始成。……而学日本文者，数日而小成，数月而大成，日本之学已尽为我有矣。……夫日本于最新最精之学虽不无欠缺，然其大端固已粗具矣。中国人而得此，则其智慧固可以骤增，而人才固可以骤出。如久餍糟糠之人，享以鸡豚亦已足果腹矣，岂必太牢然后为礼哉？且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先通日文，以读日本所有之书；而更肄英文，以读欧洲之书，不亦可乎？
这一段话，把他自己藉学日文以通西学的目的和手段都介绍得很清楚了。同年冬作《汗漫录》，又自述云：
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每日阅日本报纸，于日本政界学界之事，相习相忘，几于如己国然。……
在这里，梁启超承认自己到日本以后，思想上发生了极深刻的变化。这个变化，一言以蔽之，就是进一步西化——资产阶级化。由于这个变化，梁启超对西方社会、政治、文化的了解大大加深了，进一步接受了西方的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念。在向西方学习的意义上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大的进步。但是，他在接受西方观念的同时，也无批判、无分析地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对中国、对中国人、对中国革命，以及一般对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错误看法，这就不能不使他开始走上背离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
这一年，他在《清议报》上发表的《商会议》、《论商业会议所之益》等论文，提倡在华侨社会中“采泰西地方自治之政体”，欲使戊戌年功败垂成的政治理想行之于海外。文中引“西方天演家之言曰：世界以竞争而进化，竞争之极，优者必胜，劣者必败”。又云：
我华民所至各国，动见驱逐，不以平等之人类相待。虽各国私意苛政，深可愤恨，然亦我民有以自取焉。彼其言曰：“支那人贪鄙龌龊，风俗败坏；倘来者日多，则其恶俗将如传染之病，遍于国中，悉成秽土。”彼之厄我，盖有词矣！
而在代神户侨商致日本公众的一封信件中，更公然承认：
一曰：支那下等社会之人，多未经教育，若行杂居，恐害于日本之风俗及卫生也。……以上所据，虽非无一理，然大抵有此诸弊者，惟劳动工人为然耳。若商业之人，其实情与此相反，……即使间有恶习，然以日本法律之严明，警察之整肃，以法治之，何难之有？
这里流露的鄙视“劳动工人”的思想，当然和梁启超“少年科第”的出身有关，但也是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西方“商业之人”的观点的结果。
1899—1902（己亥、庚子、辛丑、壬寅）四年间，梁启超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继续介绍西学，宣传康有为派的政见。在抨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和以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时，他的文锋仍然是那样的锐利。但是，他的文章的积极意义，已经逐渐由鼓动国内的政治改革，转移到宣传西方的学术文化这方面来了。吾人固不能因梁氏政治态度之渐趋保守，而否定其在近代启蒙运动中的巨大功绩；亦不能因为他在文化思想史上的贡献，而讳言其政治上的“退坡”。梁氏所作《康南海先生传》后，曾略缀数语，谓：
英国名相克林威尔，尝呵某画工曰：“Paint me as I am！”盖恶画师之谀己，而告以勿失吾真相也，世传为美谈。吾为康南海传，无他长，惟自信不至为克林威尔所呵。
吾人之于梁氏，亦宜尔也。
梁启超在这四年中所发表的重要论文，差不多都从标题即可看出强烈的倾向性，即是主张将西方的学说移植于东方，藉世界的潮流以推动中国。诸如：
《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
《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以上1899年）
《立宪法议》
《立法权论》
《论今日各国待中国之善法》（以上1900年）
《十九世纪之欧洲与二十世纪之中国》
《霍布士（Hobbes）学案》
《斯片挪莎（Spinoxa）学案》
《卢梭（Roussean）学案》（以上1901年）
《近世文明初祖倍根、笛卡儿之学说》
《天演学初祖达尔文学说及其事略》
《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
《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
《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未完）
《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
《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
《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
《格致学沿革志略》
《政治学学理摭言》
《地理与文明之关系》
《历史与人种之关系》
《斯巴达小志》
《雅典小志》
《匈加利爱国者噶苏士传》
《意大利建国三杰传》
《世界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
《论民族竞争之大势》
《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
《新民说》（以上1902年）
这些文章，纵论世界时局和潮流，评述西方史事和人物，有的仍然针对中国现状，有所为而发；更多的却是以“开民智”为目的，意不在直接进行鼓动，而是通过介绍西方近代思潮、政治理论、历史哲学和价值观念，以“陶铸国人之精神，冶炼国人之灵魂”。因为他讲的道理为“当时人人所欲言而迄未能言”（郑振铎语），而又“笔锋常带感情”，“很能打动一般青年人的心”（周启明语），这些文章，在当时确实拥有最众多的读者和最广泛的影响。
梁启超对西方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及其他学问的了解，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完全要归功于读日本书。在《乐利主义者泰斗边沁之学说》文后，梁氏列举之参考书目，除边氏原著外，还有陆奥宗光译《利学正宗》、中江笃介译《理学沿革史》、纲岛荣一郎著《西洋伦理学史》、《主乐派之伦理说》、山边知春译《伦理学说批判》、竹内楠三著《伦理学》、田中泰麿译《西洋哲学者略传》、杉山藤次郎著《泰西政治学者列传》、小野梓著《国宪泛论》、冈村司著《法学通论》、有贺长雄著《政体论》，共十一种，全都是日本人的著译。
当时日本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译介，真可以说是不遗馀力。英人颉德（Ben Jaman Ridd）之《泰西文明原理》一书，于1902年4月出版；当年冬天，梁启超就根据日文译文，撰写并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未完）。他还撰述了《东籍月旦》长文，系统介绍日本关于西学的译著，仅在已发表的“伦理学”和“历史”（未完）二章中，即介绍了书籍七十二种。其叙论云：
我中国英文英语之见重既数十年，学而通之者不下数千辈；而除严又陵外，曾无一人能以其学术思想输入于中国。……直至通商数十年后之今日，此事尚不得不有待于读东籍之人，是中国之不幸也；然犹有东籍以为之前驱，使今之治东学者得以幹前此治西学者之蛊，是又不幸中之幸也。
我们也可以说，梁启超“割慈忍泪出国门”，是中国之不幸也；而他“掉头不顾吾其东”，使“日本之学尽为我有”，促进了整整一代中国知识青年思想上的启蒙，是又不幸中之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