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闺房到广大的世界
中国知识妇女之前往泰西，不知始于谁何。1896年梁启超记江西康女士云：
女士名爱德，江西九江人，幼而丧父母，伶仃无以自养。昊格矩者，美国学士有宦籍者之女公子也，游历东方。过九江见之，爱其慧，怜其穷，挈而西行，时女士才九龄耳。既至美，入小学、中学，……最后乃入墨尔斯根省之大学。以发念救众生疾苦因缘故，于是专门医学。……女士之适美也，实母昊格矩。至是既卒字，复从其母归于中国，盖年仅二十有五云。康女士之适美，当在1870—1880之间，迟于容闳；而其得以至美，入小学、中学，最后大学卒业，情形与容闳颇相仿佛。惜其无另一《西学东渐记》传世，数及1911年以前身历远西而有亲笔记载的女子，便只能推单士厘了。（最近获知，还有一位金雅妹早期留美，但亦似无载记行世。）
单士厘（1856—1943），浙江萧山人，出身于一个文化教养程度很高的家庭。其外祖父家先人官至礼部尚书，舅父许壬伯的著作多达十馀种；父亲单思溥，字棣华，也有文名。她在《和张甥菊圃戊寅除夕诗原韵》诗中自称“家世馀黄卷”，注云：“余家世代清贫，而书籍不少。”这些书籍就成了她儿时最可记念的宝物。
单士厘幼年失母，随舅氏读书，受到了如同“母慈师严”般的照料，得以在闺中涉猎子史、玩习文词。后来她有“不能见母幸见舅”的诗句，表示对给自己提供了“读书灯下音四壁”的环境的舅父的感激。
大概是由于舅家钟爱、择配很严的关系，单士厘到二十九岁才结婚，这在当时的大家闺秀中是极为少见的。晚婚使她有了更多的读书和写作的机会，更幸运的是婚后的情况也仍然如此。
单士厘的丈夫为钱玄同的长兄（比玄同年长三十四岁）钱恂（1853—1927）。恂字念劬，自号积跬步主人，“好治小学暨韵学”，是一个思想开通、于旧学新知都有了解的人物。钱恂青年时即随薛福成等人出使欧洲，后来又到过日本，于1907—1908年先后做到出使荷兰和意大利的大臣（公使）。他身为清朝的外交官，思想上却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观念的影响，曾于清末秘密加入光复会，并实际参加辛亥革命，当了民国政府的顾问。就是到了晚年，钱恂的思想也还能与时俱进，对保守顽固势力持批评态度。这一点，在鲁迅日记里也能看出一点痕迹[1]。
婚后两人感情很好，单士厘曾在诗中怀念新婚远别的丈夫：“栏外几枝红芍药，怜他何事号将离。”丙申（1896）除夕又有寄外诗：“矍铄高堂健，嬉游稚子欢；遥怜游宦客，谁与话团圞。”钱恂对妻子耽娴卷帙、浸淫文史的习惯和趣味，也很表示理解和同情。单士厘后来在《马哥博罗事》一文中，回忆钱恂“二十年前初次从西欧归来，为予道元世祖时维尼斯人马哥博罗仕中国事”，因而使她“艳羡马哥之为人”，对远西山川文物不胜向往，终于在十九年后“亲履维尼斯之乡，访马哥之故居，瞻马哥之石像，既记游事，并记马哥父子叔侄来华之踪迹及行事大略”。从这件事情，即可见单士厘之所以能成为清季唯一有国外旅行记传世的妇女，盖亦不是偶然的了。
象单士厘这样有才学、有见识的女子，在中国历史上虽不数数见，毕竟还是有的。但因为她们不幸身为女子，每每只能在狭小的闺房里度过一生，最多留下几首“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诗词，让后人一洒同情之泪。即使如此，正统封建礼法的维护者们，还要不时对她们横加指摘，什么“与德、容、言、工四者何与焉”，什么“以妇人而自炫才学，其薄命也宜矣”……连蔡文姬、李易安等千年一遇的才女，也不能幸免。
但是，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坚冰毕竟开始融化了。单士厘虽然出身闺秀，又成为了“朝廷命妇”，却也能听到象“维尼斯人马哥博罗仕中国”之类的事情，在闺房里也多少能够呼吸到外边广阔天地的气息了。这既是单士厘个人的幸运，更重要的还是时代的推移所使然，谁说不是呢？
后来钱恂到了日本，见到日本向西方学习的成效，“知道德教育、精神教育、科学教育均无如日本之切实可法者”，于光绪丁酉（1897）首创留学日本之议，而以己弟幼楞为先导；并陆续将两个儿子、一个儿媳、一个女婿都带到日本留学，使自己的家庭成为中国第一个有女学生到日本留学的家庭。《癸卯旅行记·作者自叙》称：
回忆岁在己亥（光绪二十五年），外子驻日本，予率两子继往，是为予出疆之始。嗣是庚子、辛丑、壬寅间，无岁不行，或一航，或再航。往复既频，寄居又久，视东国如乡井。今癸卯，外子将蹈西伯利之长铁道而为欧俄之游，予喜相偕。十馀年来，予日有所记，未尝间断，顾琐细无足存者。惟此一段旅行日记，历日八十，行路逾二万，履国凡四，颇可以广见闻。录付并木[2]，名曰《癸卯旅行记》。我同胞妇女，或亦览此而起远征之羡乎？跂予望之。
钱恂的题记则云：
右日记三卷，为予妻单士厘所撰。以三万数千言，记二万数千里之行程，得中国妇女所未曾有。方今女学渐萌，女智渐开，必有乐于读此者。故稍为损益句读，以公于世。
这些文字，不仅道出了单士厘出国和写作的原委，也能告诉我们钱单夫妇志趣融合、相得益彰的仪型风范。
在国外，单士厘广泛接触了所在国的社会和文化，并和外国知识妇女交上了朋友，如东京学校女干事时任竹子、女教师河原操子、爱住女学校校长小具贞子等。她的日语学得很好，能会话，能笔译；对欧洲现代语文和拉丁、希腊古文，也多能通解。在《彼得寺》文中，她自称：“予两旅罗马，瞻游此寺无虑二、三十次。”此时的单士厘，已是孙儿绕膝，渐入老年，却依然对寺中“歌路刹埤”（Chorea chapelle，唱诗小教堂）的音乐极感兴趣，“恒率孙辈伫门外听之，不觉神往；孙辈侍听，亦自有一种静肃气”。这不禁使人联想起曾晳所向往的情景：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此种阔大自由、平等和谐的气象，在几千年封建礼法“尊卑长幼”观念笼罩下的家庭中，确实十分罕见。如果不是到了罗马城中，这位钦差大臣的二品夫人，恐怕也不便率孙辈久立寺门之外，听得如此“神往”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