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和变法
从丙申到戊戌三年（实际上是两年）中，梁启超宣传维新、宣传变法的本钱，主要是经康有为介绍入门后他自己广泛涉猎的“西学译书”。
丙申年开始发表的长篇政论《变法通议》的第一章《论不变法之害》，一开头就运用了他在“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以来所扩充的世界知识：
……印度，大地最古之国也，守旧不变，夷为英藩矣。突厥地跨三洲，立国历千年，而守旧不变，为六大国执其权分其地矣。非洲广袤三倍欧土，内地除沙漠一带外皆植物饶衍，畜牧繁盛，土人不能开化，拱手以让强敌矣。波兰为欧西名国，政事不休，内讧日起，俄、普、奥相约，择其肉而食之矣。……今夫日本，幕府专政，诸藩力征，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是故变之途有四：其一如日本，自变者也；其二如突厥，他人执其权而代变者也；其三如印度，见并于一国而代变者也；其四如波兰，见分于诸国而代变者也。吉凶之故，去就之间，其何择焉？……彼犹太之种，迫逐于欧东；非洲之奴，充斥于大地。呜呼！夫非犹是人类也欤？
梁启超对世界形势的认识，跟过去王韬、李圭、郭嵩焘、曾纪泽诸人比较起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最主要的有两点：第一，他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发展和进步的历史观，肯定了“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这个前提，认为“大地万国，上下百年间，强盛弱亡之故”，完全在于能否自觉地适应“变”的规律。“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第二，他已经不只是在日记里自语自言，和朋友们互相讨论；也不限于向朝廷陈述意见，对国事贡献方针；而是向整个知识阶级大声疾呼，让大家都来看清“大地万国”的历史和现状，从中得出中国必须变法才能自强的结论。
第一点是康有为首先做到的，在这一点上，康有为是梁启超的老师。第二点却是由梁启超最早开始做的，他是中国近代启蒙时期最大的宣传鼓动家，也是把世界（历史、地理、文化、思想）知识普及到一般知识分子中去的卓著成效的启蒙教育家。
《变法通议》第二章《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指出：中国自同治以来，“讲求洋务三十馀年，创行新政不一而足，然屡见败衄，莫克振救”，根本原因在于“变法不知本原”。接着举出一件事实以说明问题：
昔同治初年，德相毕士麻克语人曰：“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原，其在此乎？”
梁启超指出的“本原”，同郭嵩焘二十年前所谓“大本大原”是一个意思，亦即明谓西人政教当为学习仿效之根本，而不应该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搬运坚船利炮、制造技术上面。本章之结论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也就是要改革政治制度。文中引证了许多事实和外论，据梁氏原注，分别“见去年七八月间上海、香港各报所译西文报中”、“见七月上海某日报”、“见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所著《西铎》，以乙未年刻于京师”、“见去年《万国公报》”、“见《时务报》第八册”，都是当时介绍西学的新书新报，可见其浏览之广泛。
在《变法通议》中，梁启超提出了三条变法的总纲：“一曰教；二曰政；三曰艺”。“其分目十有八：一曰学堂；二曰（变）科举；三曰师范；四曰专门；五曰幼学；六曰女学；七曰藏书；八曰纂书；九曰译书；十曰文字；十一曰藏器；十二曰报馆；十三曰学会；十四曰教会；十五曰游历；十六曰义塾；十七曰训废疾；十八曰训罪人。”并且提出：“非尽取天下之学究而再教之不可，非尽取天下蒙学之书而再编之不可。”——这是一个大规模地全面地改革“政教”的纲领，其中心内容则是要引进西学、学习西方。《论译书》一章，论述至为精详，曰：
西人致强之道，条理万端，迭相牵引，互为本原；历时千百年以讲求之，聚众千百辈以讨论之，著书千百种以发挥之。……苟非通西文、肄西籍者，虽欲知之，其孰从而知之？……而欲参西法以救中国，又必非徒通西文、肄西籍遂可以从事也，必……深究其所谓迭相牵引、互为本原者，而得其立法之所自，通变之所由，而合之以吾中国古今政俗之异而会通之，以求其可行。
这就是说，需要让读通了中国书的成熟的人才兼通西学；因而必须在“使天下学子，自幼咸习西文”之外，再“取西人有用之书，悉译成华字”。本章开列现时“当译之本”，包括所谓“章程之书”、“学堂定课之书”、“律意之书”、各类史书、各国年鉴、“农书”、“矿书”、“工艺书”、“商务书”、“希腊罗马名理诸书”等等。事实上，当时已译之上列各类书籍，梁启超几乎无一不曾涉猎。
丙申年间，梁氏曾著《西学提要》，缺医学、兵政两门未成；“而门人陈高第、梁作霖、家弟启勋，以书问应读之西书，及其读法先后之序”，乃为《西学书目表》，将二十馀年来中国所译西书的书目，除去谈基督教义的以外，汇为三卷，附中国人言西学之书一卷、杂记一卷。其序例云：
……海禁既开，外侮日亟。曾文正开府江南，创制造局，首以译西书为第一义。数年之间，成者百种。而同时，同文馆及西士之设教会于中国者，相继译录。至今二十馀年，可读之书，略三百种。昔纪文达之撰《提要》，谓《职方外纪》、《坤舆图说》等书，为依仿中国邹衍之说，夸饰变幻，不可究诘。阮文达之作《畴人传》，谓第谷天学，上下易位，动静倒置，离经畔道，不可为训。今夫五洲万国之名，太阳地球之位，西人五尺童子皆能言之。若两公，固近今之通人也，而其智反出西人学童之下，何也？则书之备与不备也。……智愚之分，强弱之原也。今以西人声光化电农矿工商诸书，与吾中国考据词章括帖家言相较，其所知之简与繁，相去几何矣！……故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此三百种者，择其精要而读之，于世界蕃变之迹、国土迁异之原，可以粗有所闻矣！
丁酉春间，梁启超在上海主《时务报》笔政时，即计划联合同志，创办“大同译书局”，“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决定“首译各国变法之书，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译学堂各种功课，以便诵读；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国商学，挽回利权”；“中国人所著或编辑之书，有与政教艺学相关、切实有用者，皆随时印布”。
是年冬，梁启超到湖南后，翌年发表《论湖南应办之事》一文，又提出“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建议全省书院改课时务，“授以东西史志各书，使知维新之有功；授以内外公法各书，使明公理之足贵”；同时，还建议在全省绅士、官员中提倡西学，“各国约章、各国史志及政学、公法、农、工、商、兵、矿政之书，在所必读；多备报章，以资讲求”。如果说，译书是为了介绍西学，这些措施则是为了推广西学，二者正是相辅相成，梁启超视为当务之急的。
因此，在百日维新期间，梁启超被光绪皇帝破格起用，他别的官都不当，专拣起“办理大学堂译书局”这件事来干，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惜乎维新的幼芽不幸被守旧的石板压杀，梁启超的“译书局”计划就这样幻灭了；当然，同时幻灭了的，还有清朝复兴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