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时期的女性
单士厘到日本，比秋瑾早了五年，比何香凝也要早。这是中国妇女从启蒙运动中开始觉醒的时代，是何香凝深思冥想、秋瑾慷慨悲歌的时代。单士厘并没有被卷入革命的漩涡，却在走向世界的道路上，把整个身心投入了时代的潮流。这一点，从《癸卯旅行记》一开头就看得很清楚。她离开东京后，先赴大阪参观日本“第五回内国博览会”，于述及教育馆时发表了下面的议论：
日本之所以立于今日世界，由免亡而跻于列强者，惟有教育故。即所以能设此第五回之博览会，亦以有教育故。馆中陈列文部及各公立私立学校之种种教育用品与各种新学术需用器械，于医学一门尤夥。更列种种比较品，俾览者得考见其卅年来进步程度。……
……要之，教育之意，乃是为本国培育国民，…………故男女并重，女尤倍重于男。中国近亦论教育矣，但多从人材一边着想，而尚未注重国民，故谈女子教育者尤少。即男子教育，亦不过令多材多艺，大之备政府指使，小之为自谋生计，可叹！况无国民安得有人材？无国民且不成一社会！中国前途，晨鸡未唱。观彼教育馆，不胜感慨。
从大阪到京都，单士厘见到日本游览处所陈设朴素，不似欧美“动以千万金相夸，陈列品无非珠钻珍奇”，又“益知日本崇拜欧美，专务实用，不尚焜耀。入东京之市，所售西派物品，亦图籍为多。工艺为多，不如上海所谓‘洋行’者之尽时计（钟表）、指轮（戒指）以及玩品也”。她虽然自谦道：“予知家事经济而已。”但观察入微，议论中肯，固于维新时务具有真知灼见，远非以手表、戒指为时髦的夫人小姐可比矣。
类似这样赞美维新、批评守旧的言论，书中所在多有。如批评俄国不用“格勒阳历”（即通行的公历），实际上是批评了中国反对“改正朔”的守旧论调：
世界文明国，无不用格勒阳历；一岁之日有定数，一月之日有定数，岁整而月齐，于政治上得充分便利。关会计出入无论矣，凡学校、兵役、罪惩，均得齐一。故日本毅然改历，非好异也，欲得政治齐一，不得已也。予知家事经济而已，自履日本，于家中会计用阳历，便得无穷便利。闻外子述南皮张香涛之言曰：“世人误以‘改正朔’三字为易代之代名词，故相率讳言。不知此三代以前之事耳？汉兴，承用秦历，代易矣，而正朔未改也；太初更历，正朔改矣，而代未易也。……何讳之有？”诚确论也。
单士厘“用格勒阳历”的主张，在四十八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终于得到了实现。
但单士厘又不是一个数典忘祖的人。她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薰陶，深知中国的精神文明确有不可抹煞的优越性。比如在谈到“女学”即女子教育时，她认为中国女子看重性道德，这是为西方妇女所不及的；中国的缺点在于完全没有认识到女学的重要，以为“妇德”就是“一物不见、一事不知之谓”。她说：
论妇德，究以中国为胜，所恨无学耳。东国（日本）人能守妇德，又益以学，是以可贵。……西方妇女，固不乏德操，但逾闲者究多。在酬酢场中，谈论、风采、琴画、歌舞，亦何尝不表出优美？然表面优美，而内部反是，何足取乎？……
而女德云者，初非一物不见、一事不知之谓。……中国女学虽已灭绝，而女德尚流传于人人性质中。苟善于教育，开诱其智，以完全其德，当为地球无二之女教国；由女教以衍及子孙，即为地球无二之强国可也。
现在社会上有极少数男女青年，实际上并不懂多少“西学”，却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颓废派“性解放”、“性自由”的影响，追求“荡检逾闲”的生活方式。他们（或她们）连表面上“谈论风采”的优美也表不出来，内在的道德情操当然更谈不上优美。对于他们（或她们）来说，听听八十年前这位思想解放的老祖母的话，也许不无裨益。
思想认识如此，在家庭和社会实际生活中，单士厘也能够突破封建的藩篱，进行启蒙的工作。参观大阪博览会时，她携带子妇同行，大雨竟日，却步行参观不辍，至晚始归寓所。是日记云：
中国妇女，本罕出门，更无论冒大雨步行于稠人广众之场。予因告子妇曰：“今日之行，专为拓开知识起见；虽踯躅雨中，不为越礼，况尔侍舅姑而行乎？”
从日本准备赴俄期间，单士厘曾绕道回硖石乡间省视数日。这几天的日记，可见其处处以移风易俗为己任，亦可见国外生活对她的影响，如：
六日 晚乘月率朝日婢步行至东南湖母舅家，距予家不足三里。中国妇女，向以步行为艰。予幸不病此，当在东京，步行是常事。辛丑寓居镰仓，游建长寺则攀树陟巅，赏金泽牡丹则绕行湖壖，恒二三十里。……此硖石为幼年生长地，今已老（时单士厘四十七岁），乡党间尚不以予为非，故特以步行风同里妇女。
八日 伯宽之友顾、金二君，欲见予谈日本女学事。论乡曲旧见，妇女非至戚不相见。予固老矣，且恒与外国客相见；今本国青年，以予之略有所知，欲就谈女学，岂可不竭诚相告？乃偕伯宽接见……
十三日 李君兰舟家招饮，其太夫人率两女、一外孙女接待。席间谈卫生事，因谆戒缠足，群以为然。这些记载，生动地刻画了一位蔑视封建礼法、提倡文明开化的启蒙时期的知识妇女长辈可敬可亲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