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与中国事势之异同
何以谓路易结欧土霸主之局耶？凡物极则反、满则倾，消息盈虚，循环相寻，天之道也。欧洲之地形，既海岛交午，其治体复君师错杂，即无有能统一而成秦皇者。则威武奢淫，君权至于路易，无以加矣。夫凡列国并立，则君不极尊，民不甚卑。何者？以得罪则有邻国可逃，仕者则有异国可从，与一统之国民无可逃邻无可仕者异也。君处列国之世，既不能独尊；而路易乘累世之威，乃行独尊之权，此必不能久，亦必不能行也。有其才以持世，仅能护持其生前，而必决裂于其身後，秦政是矣。
结欧洲列国霸主之局
欧洲不能成一统
革命之事，陈涉最先；而共和不成者，则以中国仅一帝制，无十万贵族之暴压，故平等之说，不能出也。中国地大，无主则群雄争乱；异于法小，可以巴黎而控全国也。中国民之受害不甚，故民主之义亦不大光；故虽大革命而君主如故也。若法国贵族十万，压民既甚，大僧产业，占国民三分之二，此皆中国所无者也。压力既甚，则抗力因之而生；又有异国可容，以大发之。故福禄特尔攻教、卢骚攻君之说，大昌洋以转移国民焉。能攻教者，则承路德之後，旧教压力已除。能攻君者，则承倍根、笛卡儿之後，哲学渐昌。经此孕育而後诞生焉，故革命民权之事，不能在西十六纪以前，而生于西十七纪也。英克林威尔非不革命，未畿而王权旋复；则以英之大变，不根于学理而因于事势，与中国同也。
英民权之永定，王权之永削，实在彼西千八百三十二年，亦承法馀波所鼓动也。革命共和之事，不始于他国而必出于法者，以欧洲各国侯权甚大，群侯并强，民能小动其一二，不能全动之也。惟法国削侯权夺侯土久矣，自路易十四後百馀年，诸侯未闻有称兵作乱者，皆奔走後宫以希王宠。其小侯食邑，不满千户，幾致饥寒，故尔时惟一王独尊耳。巴黎乱民，一夫夜呼，乱者四应，围王宫，撤卫兵，而迁王于市。王权一失，诸侯无力以救之，只有遁逃，故罗伯卑尔等得恣行焉。假令法不尽收侯权，强侯四布，则一有内乱反兵，定之至易。故革命共和所以独出于法者，即缘法尽收侯权之故也。
中法历史之比较
福禄特尔卢骚
革命独出于法之故
及革事已成，拿破仑以民权之公理布于欧洲，欲收人心以得其地也。不意根萌日深，故始则日、意诸小国，为民所迫而变；奥、普国大君尊，犹未及也。及法第三次革命，全欧幾动，民心全易，而奥、普从之。故革命共和之不起于奥、普者，即以强侯犹多故也。今俄民变数十年矣、所以未成，以俄公爵尚多而强故也。凡物之患，常出于所备之外。法累世英君哲相，专志于削侯权，而不知民变即从此而生。犹宋艺祖专削藩权，而狄祸由此而盛。得失相寻，阴阳互根，故君子不可不知阴阳消息之盈虚也。
然民权共和，公理也，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孔子之为《春秋》，张三世也；于据乱世去大夫，于升平世去诸侯，于太平世贬天子。《诗》主文王拨乱，存君主也。《书》称尧舜升平，明民主也。《易》曰：见群龙无首，天下治也，太平也。孔子立义广大，但未至其时而妄行之，则不可也。君主、民主之法度，譬犹方药也。方药当对其病，治法当视其时。中国未至其时，而或者妄欲师法，是大谬也。近人以民权革命共和之事始于法，多美法人。岂知侯权既削，而贵族尚压，大僧占产，又承哲学开明之後，事势迫人致然，非法人之独能卓立慓悍而取民权也，是故孟子贵于论其世也。
强侯多则革命难兴
民权共和未至其时则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