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然舍去旧学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他生而颖异，四岁时即从祖父和母氏学读四书和诗经；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略史、五经卒业；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考取秀才；十七岁中举；随后又到广州学海堂肄业，专攻训诂词章。这时候的梁启超，“不知天地间，于括帖、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
然而，正当他在“少年科第”路上“春风得意马蹄疾”时，外部世界的信息却突然吸引了他的注意。1890年，梁启超会试下第归粤，道经上海，偶然在书坊见到一部《瀛寰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以无力不能购也”。这个聪明而敏感的十七岁少年从此知道了：在十三经、廿二史所说的“四夷八荒”之外，还有一个如此广大的、多样化的世界；知道了在世界上还有这样多的“西书”，还有所谓“西学”。他的思想立刻为之一变，决心要探求自己过去所不晓得的新知识和新道理。
启超回到广州，学海堂的同学陈千秋（通甫）告诉他：南海康先生上书请变法不达，新从京师归来，“其学乃为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两人立即修弟子礼，往谒有为。
关于“康梁”的初次见面，梁启超《三十自述》中有一段十分生动的叙述：
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
其实，当陈、梁二人联袂往谒时，康有为自己懂得的“西学”并不多，不外制造局及西教会所译各种，“皆初级普通学，及工艺、兵法、医学之书，否则耶稣经典论疏耳，于政治、哲学，毫无所及”。但康氏“以其天禀学识，别有会悟，能举一以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于其学力中，别开一境界”，而能使得梁启超、陈千秋“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共请康开馆讲学，则所谓‘万木草堂’是也”（见梁氏《南海康先生传》及《清代学术概论》）。
把康有为对青年的吸引力全部归之于他的“天禀”，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解释。但即使康有为所接触的西学“皆初级普通学及工艺、兵法、医学之书”，而这些书所介绍的新的知识、新的观念和新的方法，却确实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足以在学问范围和思想领域中“别开一境界”。
1891—1893，梁启超“学于草堂者凡三年”。在这三年中，他深入接触并且实际参加了康有为著书立说的活动。这既是一种学术活动，也是一种推动社会政治改革的宣传活动。康氏著《新学伪经考》，他协助校勘；康氏著《孔子改制考》，他担任分纂；康氏开始写《大同书》，秘不以示人，唯有他和陈千秋得读，“读则大乐，锐意欲宣传其一部分；有为弗善也，而亦不能禁”。在这三年中，梁启超把自己锻炼成了一个关心天下、关心世界的人才，成了一员宣传社会政治改革的健将。
1894年即有名的甲午年，梁启超作《戊戌政变记》，一开头就指出：“吾国四千馀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是年，梁氏在京师，战事起，惋愤时局，时有吐露，“顾益读译书，治算学、地理、历史等”，决心从“译书”中寻找救国的道路。1895年和议成，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接着在京师组织“强学会”，成为变法维新运动的机关。启超奔走宣传，并担任学会书记。会中于译出西书，购置颇为齐备。他“居会所数月，……得以馀日尽浏览之，尔后益斐然有述作之志”矣。
“强学会”开办不久，即被清政府封禁。在欧美日本看到报纸在维新开化事业中的巨大作用的黄遵宪，准备在上海开设报馆，把“强学会”的事业继续下去，请梁启超去专任撰述。启超有“训诂词章之学”的根柢，有从“万木草堂”学到的“史学、西学之梗概”，又有一支“笔锋常带情感”的笔杆子；于是，从丙申（1896）七月开始，一篇接着一篇新兴气锐、精彩有力的宣传变法维新的文章，就连续在上海《时务报》上发表出来了。这些文章，确实起到了郭沫若所说如“狂风扫败叶”的巨大作用，梁启超的名声也就很快地传遍了全中国。
丁酉（1897）十月，在湖南推行新政的维新派人士陈宝箴和江标，聘梁启超前往主讲“时务学堂”，唐才常为助教。是时，黄遵宪、谭嗣同也在湖南，“湘中同志称极盛”。梁氏欣然前往，每日主讲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这些批语，“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诸生归省，出札记示亲友，全湘大哗”。叶德辉等著《翼教丛编》数十万言，进行驳议。一时湖南辩论风气空前高涨，实际上成了戊戌前夜全国思想文化斗争的一个中心。
康有为上皇帝的万言书，在戊戌（1898）年春天得到了光绪的重视，中国的“百日维新”开始了。梁启超到北京，“多所赞画奔走”。四月，他破格得到皇帝召见。五月十五日，上命赏给六品衔、办理大学堂译书局事务。六月二十九日，所拟译书章程十条，得旨允行，并命拨给开办及常年经费。七月初十日，请设立编译学堂，给予学生“出身”，并书籍报纸免税，得旨允行。此时的北京城，似乎弥漫着同三十年前日本江户城差不多的空气，中国的“明治维新”似乎就要开始了。礼部主事王照，甚至上摺请皇帝亲自游历日本及各国。千百年来的“祖宗成法”，似乎会要彻底改变了。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政似乎推行得很顺利，维新派人士都似乎在入参机要各据要津时，梁启超却担负了“办大学堂译书局”这个看起来比较闲冷的工作。他是认真地把介绍西学看成救时救国的要务的。
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被囚。康有为事先得到皇帝的密诏，梁启超和康广仁等跪着请他离开，遂于初五日晓离京，卒得英国保护逃往香港。谭嗣同对启超道：“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于是启超避入日本使馆，嗣同则“横刀向天笑”，为中国的改革而献出了一腔热血。
戊戌九月，梁启超到了日本，开始了政治流亡生活。这个极力主张译读西书、效行西法的人，从此有了直接接触和研究西方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机会。同时，他也没有忘记自己担负着“程婴、西乡”的使命，仍然积极协助康有为进行反对慈禧复辟、保卫光绪皇位的宣传工作。后来他旅行北美、澳洲，都是为了这个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