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真理再向前半步
在梁启超之前到西方去的人当中，容闳留学最久而未志于学，王韬助译汉籍而未译西书，只有郭嵩焘曾经接触比耕（培根）、戴嘎尔（笛卡儿）及希腊先贤的学说，但也只是个人有所认识，没有进行传布；能够“以其学术思想输入于中国”的，的确非梁启超和梁氏一再提到的严复莫属了。严复留学时亦写有日记，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曾予摘录，可惜至今尚未发现。
梁启超所最推崇也最着力介绍的西方思想家，是他所称的“十贤”——哥白尼、倍根、笛卡儿、孟德斯鸠、卢梭、富兰克令、瓦特、亚丹斯密、伯伦知理（Bluntschili，1808—1881）、达尔文。其述倍根实验派之学说有云：
倍根以为人欲求学，只能就造化自然之迹而按验之，不能凭空自有所创造；若恃其智慧以臆度事理，则智慧即为迷谬之根源。譬如戴青眼镜者，所见物一切皆青；戴黄眼镜者，所见物一切皆黄。一切物果青乎哉？果黄乎哉？常人妄思，以为五官所感触之外物，一与其物之原形相吻合；不知其相吻合者，吾之精神耳，非物之本质也。此种妄想，为人性所本有；百般误谬，由此生焉。
其述笛卡儿怀疑派之学说有云：
笛卡儿以前，宗教之焰极张；……古学复兴以来，学者视希腊先贤言论如金科玉律，莫敢出其范围，此皆束缚思想自由之原因也。笛卡儿起，谓凡学当以怀疑为首，以一扫前者之旧论，然后别出其所见；谓于疑中求信，其信乃真。此实为数千年学界当头棒喝，而放一大光明以待来哲者也。……
然则所恃以破疑之术奈何？曰：凡遇物皆疑之。而其中必有不容疑之一物存，曰“我”是也。当其怀疑也，而心口相商曰：“我疑之。”疑之者谁？我也。知我之疑者谁？亦我也。疑也者，思想之一端也。我自知我之思想，而当我思想之之时，即我自知我思想之时。我与思想为一体：此天下之最可信凭而为万理鹄者也。
笛卡儿乃立一案曰：“我能思故，是故有我。”以是为一切真理之基础。此事存于我精神中，与外物毫无所预。……
其述孟德斯鸠“三权分立”之政体论，则有云：
凡专制之国，必禁遏一切新奇议论，使国民隤然不动，如木偶然。其政府守一二陈腐之义，有倡他义者，则言为畔道、为逆谋。何也？彼其宗旨，固以偷一时之安为极则也。以故，务驯扰其民若禽兽然，时时鞭挞之，使习一二技艺，以效己用。民既冥顽如禽兽矣，则其中有一极狞恶而善威吓者，则足以统御之。不宁惟是，乃至不必以人为君，而治之有馀……
孟氏谓立法、行法二权，若同归于一人，或同归于一部，则国人心不能保其自由权。……如政府中一部有行法之权者，而欲夺国人之财产，乃先赖立法之权豫定法律，命各人财产皆可归之政府，再藉其行法之权以夺之。则为国人者，虽起而与之争论，而力不能敌，亦无可奈何。故国人当选举官吏之际，而以立法、行法二权归于一部，是犹自缚其手足而举其身以纳之政府也。又谓司法之权，若与立法权或与行法权同归于一人，或同归于一部，则亦有害于国人之自由权。盖司法权与立法权合，则国人之性命及自由权必致危殆，盖司法官吏得自定法律故也。……
这些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政治理论和哲学思想，介绍到开始变革的封建社会里来，应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梁启超也介绍了一些宣扬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甚至帝国主义的东西。如《霍布士学案》有云：
霍布士曰：人人本相仇视者也。各人皆求充己之愿欲，而他人之患，曾无所撄于其心。人人如是，欲其毋相斗焉，不可得也。故邦国未建、制度未设之前，人相吞噬如虎狼。然吞噬不已，胜捷必归于强者。强者之胜，乃自然之势，合于义理，而无容异议者也。由此论之，则谓强权为天下诸种权之基本可也。……众互相争，以强凌弱，是自然之势，即天定之法律也。
梁氏评称：“霍氏之哲学理论极密，前后呼应，几有盛水不漏之观。其功利主义，开辨端、斯宾塞等之先河；其民约新说，为洛克、卢梭之嚆矢。虽其持论有偏激，其方法有流弊，然不得不谓有功于政治学也。”虽不是毫无保留，赞许之情却跃然纸上。
在梁启超著书为文时，马克思主义已经出现于欧洲。梁氏在《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一文中，也介绍过“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云“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强者所压伏”。麦喀士者，马克思也。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不要说霍布士的功利主义，就是培根、笛卡儿、“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统统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不应该全部照抄、机械搬运的。但是，其时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传到东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还是二十年后的事情，这些自由资产阶级的观念，用来反对封建专制、迷信落后和闭塞保守，还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梁启超自己也看到了这个“时间差”，他在《十九世纪之欧洲与二十世纪之中国》一文中写道：
西人有言：“十八世纪者，十九世纪之母也。”（原注：专指欧洲言）故吾愿今日自命维新党者，勿遽求为欧洲十九世纪之人物，而先求为欧洲十八世纪之人物，吾亚其将有瘳。
他是这样想的，他也是这样做的。
但是，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拿到二十世纪初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来，就未免显得陈旧和无力了。这在康梁1898年以后的实际政治活动和政治言论中，看得尤其清楚。
试以梁启超壬寅（1902）年发表的长篇政论《新民说》为例来略加剖析。本文之主旨在说明：“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在“新民”，而“新民”的涵义则在提高“民德、民智、民力”；必须先使中国人民取得“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然后才能使中国自立于今日之世界。在本文《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一节中，梁氏写道：
凡地球民族之大别五，闻其最有势力与今世者谁乎？白色种人是也。……
白人之优于他种人者，何也？他种人好静，白种人好动；他种人狃于和平，白种人不辞竞争；他种人保守，白种人进取。以故，他种人只能发生文明，白种人则能传播文明。……其勇猛果敢、活泼宏伟之气，比诸印度人何如？比诸中国人何如？……白种人所以雄飞于全球者，非天幸也，其民族之优胜使然也。
这完全是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的白人优越论。文中以白人优越论的观点，“举吾国民所当自新之大纲小目，条分缕析，于次节详论之”。这些纲目，按照梁启超的次序和说法是：
一、中国人缺乏公德心。“享权利而不尽义务，人人视其所负于群者如无有焉。人虽多，曾不能为群之利，而反为群之累”。
二、中国人无国家思想。“其下焉者，惟一身一家之荣瘁是问”。“其贤者，亦仅以尧、跖为主，而自为其狗”。“联军入北京，而顺民之旗户户高悬，德政之伞署衔千百”。
三、中国人无进取冒险之性质。一部十七史之列传，无有如哥仑布、马丁路德、克林威尔之人，“藉有一二，则将为一世之所戮辱而非笑”。
四、中国人无权利思想。“有权利而不识有之之为尊荣，失权利而不知失之之为痛苦”。
五、中国人缺乏“不自由毋宁死”之精神，习为古人之奴隶、世俗之奴隶、境遇之奴隶、情欲之奴隶。
六、中国人缺乏自治之能力。
七、中国人保守性质太强。其原因一曰大一统而竞争绝；二曰环蛮族而交通难；三曰言文分而人智局；四曰专制久而民性漓；五曰学说隘而思想窒。
八、中国人无自尊心。“我中国人格所以日趋于卑贱，其病源皆坐于是。”
九、中国人不能群。其原因：一曰公共观念之缺乏；二曰对外之界说不分明；三曰无规则；四曰忌嫉。
十、中国分利之人多，生利之人少。
十一、中国人无毅力。“义和团之起也，吾党虽怜其愚，犹惊其勇。……而何以联军一至，其在下者惟有顺民旗，不复有一义和团；其在上者惟有二毛子，不复有一义和团也？”
十二、中国人无义务思想。
十三、中国人缺乏尚武精神。
就这样，梁启超开列了中国人民的一大堆缺点。他用西方的真理标准和价值观念，来衡量中国的“民德、民智、民力”，结论是中国人根本不行。虽然他的本意在唤起国人自觉，怀着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情；但是他把专制统治在人民身上造成的恶果，说成是人民群众不争气，甚至把这些说成是专制统治得以长期存在的原因，这就把是非弄颠倒，使自己的立场滑到历史唯心主义方面去了。在本文《论合群》一节结束时，梁启超万分感慨地说：
吾闻彼顽固者流，既聒有辞矣，曰：“今日之中国，必不可以言共和，必不可以言议院，必不可以言自治。以是畀之，徒使混杂纷扰、倾轧残杀，以犹太我中华，不如仍因数千年专制之治，长此束缚焉，驰骤焉，犹可以免滔天之祸。”吾恶其言，虽然，吾且悲其言，吾且惭其言。呜呼！吾党其犹不自省不自戒乎？
于是，梁启超又“脑质为之改易”了。他仍然主张改革，主张变法；然而他所设想的改变，已经不是依靠四万万人民起来打碎封建专制枷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是由少数象他这样的“先知先觉”，自上而下地来改造和教育四万万人成为“新民”。这当然是一个根本的错误，但这却是康有为、梁启超壬寅、癸卯以后组织保皇会的指导思想。
从真理再向前跨半步，就会变为谬误。梁启超在学习西方、改造中国问题上的表现，最生动、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