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游记》
《意大利游记》光绪三十一年（1905）出版后，保皇派和革命派的斗争更趋激烈。不仅“南北美洲诸华商”，在海内外广大阶层的群众中，倾向革命的人都越来越多。孙中山的革命组织，也在这一年扩大成了中国同盟会。因为斗争激烈，活动紧张，《欧洲十一国游记》的写作计划大受影响，原定接着写下去的瑞士、奥地利、匈牙利、德意志等国游记，事实上都搁浅未成。是年七月二十二夜，康有为由德赴法，二十三日晨到巴黎，再游法都。他的《法兰西游记》，初版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六日发行。全书共分四个部分：（一）法兰西游记；（二）法国之形势；（三）法国创兴沿革；（四）法国大革命记。实际上只有第一部分是游记；第二部分是法国概况；第三部分是法国小史；第四部分则是借叙述法国大革命，竭力宣传“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的理论，是康有为大开历史倒车的一次鲜明的表态。在此以后，原定的丹麦、瑞典、比利时、荷兰、英吉利等国游记，也就统统停笔了。《欧洲十一国游记》，实际上变成了“欧洲两国游记”。
《法兰西游记·法国大革命记》的主题思想，和九年前进呈给光绪阅览的《法国革命记》是完全一致的，很可能就是用九年前的旧稿补充改削而成。所不同的是，九年前的康有为，是用“大革命”这个怪物，去吓唬光绪皇帝，劝他“立行乾断，不待民之请求迫胁，而与民公之”；九年后的康有为，则是用“大革命”这个怪物，来吓唬全国人民，要大家不要听革命派的话，不要跟革命派走。同为一事，时隔九年；九年前还有一些积极因素，九年后却完全成了反面教材。
鲁迅毕竟是一位与时俱进的伟大人物，他对康有为的评价是画龙点睛、入木三分的：
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了。（《花边文学·趋时和复古》）
现在让我们对《法兰西游记》主要是《法国大革命记》略予剖析，以见康有为“拉车屁股向后”的姿势：
（一）书中大肆渲染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和破坏，如谓：
（西一七八九年）八月十九日，开革命法院，选酷吏主之。大索官商民家，有嫌疑于抗革命者皆捕杀。……自八月三十至九月一日，按户搜形迹可疑者囚至巴黎，日五千人。以屠者三百人为一团，每屠者杀百数十人。……尚以行刑迟烦，置囚于大漏舟而沉之，名曰“革命宣礼式”；或对缚合年男女投水中，名曰“革命结婚刑”。凡台刑、水刑死者一万八千馀，此外死者三万馀。河流皆臭，二百里间水赤。鸟雀集啄人尸。鱼含毒不能食。舟夫拔锚多获尸。尸投海者，沙鱼海兽食焉。
又谓：
异党屠尽，则同党相屠；疏者屠尽，则亲者相屠。人人互相猜忌，人人自图保卫；究则无同无异，无亲无疏，不保不卫，一无所得，只有尽上断头台以为结果而已。其究也，合数十百万革命者之流血，以成就罗伯卑尔（罗伯斯庇尔）之专制民主；合数千万良人之流血，以复归于一拿破仑之专制君主。然则所以大流血残忍无道者，果何为哉？
（二）书中也说到：“法国何为而起大革命也？法封建僧寺之贪横，税敛刑法之苛重，民困苦不聊生，其可骇可悲，实中国人所未梦想者也。”“此平等之会所由起，自由之说所由倡，革命之变所由生也。”甚至还说：“若使吾中国而有十万淫暴之诸侯，占国地三分有一；有一专横之僧寺，举中国平民不得任权要之职。——则鄙人必先奋笔焦舌而倡自由，攘臂荷戈而诛民贼。革命乃吾国自有之义，岂复待译书之入？已先卢骚、福禄特尔而力为之矣。”
但是，笔锋一转，康有为却竭力替中国的封建君主制度说起好话来，如说“全国数百年永免丁役，且定制后世不得加税”；“日本之税三十而一，美税二十二而一，英税二十而一，……而吾中国税千分而一”；“自亲王、宰相，不得妄杀一人”；“科举选补之用吏，多属汉人，将镇皆可起徒走而致，公卿皆可从科举而得”……因而得出结论：“我之大革命，盖在秦世；我之享自由，盖自汉时。”既然中国人民早就享受自由、平等了，中国也就当然不需要进行什么革命了。
（三）但康有为此时还不愿意公然站在和革命主张对垒的立场。他想把他和革命的分歧，说成只是一个方法问题，或者只是一个认识问题：
吾观今谈革命之人，非无至诚义热、救国为心者；亦颇有文学之士，不察知中外，从其煽动者。皆因目击国弱，积愤牝朝，无所发纾，郁极生变。盖中国甫当开关，未经阅历，盲者试步，非有真知，人云亦云，以为舍此无由，故不得已而出此也。其忧国之心，亦可原矣。
然后再用“先知先觉”的口吻，劝导别人：
鄙人八年于外，列国周游，小住巴黎，深观法俗，熟考中外之故，明辨欧华之风，鉴观得失之由，讲求变革之事，乃益信吾国经三代之政、孔子之教，文明美备，万法精深，升平久期，自由已极，诚不敢妄饮狂泉，甘服毒药也。凡万国政俗之初更，志士学人，阅历必浅，既寡书传，又未亲游。但愤于积弊，耻于国弱，发愤太过，张脉怒兴，故未及深思，轻为举发。故皆欲先行破坏，而后徐图建设之功。即法之卢骚、福禄特尔诸人，亦不无阅历短浅、轻于言论之咎。……我中国平等自由已甚，与法全反。立宪之后，恐更有加重征税、密增法律之事。吾恐革夙昔自由之命，而国人一切举动，益不得自由耳！有慕法之革命自由者其深思明辨之。
（四）康有为认为，中国的君主制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但于物质、民权二者少缺耳。但知所缺在物质、民权，则急急补此二者可也。”
在物质方面，康有为完全承认欧洲比中国进步。书中写道：“自华忒（瓦特）之后，机器日新；汽船铁路之交通，电、光、化、重之日出；机器一日一人之力，可代三十馀人，或者可代百许人。于是器物宫室之精奇，礼乐歌舞之妙，盖突出大地万国数千年之所无，而驾而上之。”
在民权方面，康有为十分推崇欧洲的议院制度政教修明。书中说：欧洲各国“立法出自议院公众之论；民讼皆有陪审辩护之人。人民皆预闻国政，有选举议员之特权；国王皆隶于宪法，无以国土人民为私有。医院、公园、聋盲哑校、博物院、藏书馆都邑相望，公馆壮丽，狱舍精洁，道路广净，为民之仁政备举周悉。”
康有为认为，欧美在这两方面确实可以为中国之师，“此新世之文明乎，诚我国所未逮矣！今且当舍己从人，折节而师之矣！”只要“取其长技，择其政律，斟之酌之，损之益之，断之续之，去短取长，一反掌间，而欧美之新文明皆在我矣”。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康有为从追求真理到走向谬误的悲剧。
康有为犯了一个根本性质的错误，他从不肯反躬自问地想一想：他自己和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人，不是早就想向欧美日本“取其长技，择其政律，斟之酌之，损之益之，断之续之，去短取长……”，并且还在戊戌年间，确实这样做过一阵子的吗？但结果并不是他们“一反掌间”，把“欧美之新文明”都拿了过来；而是顽固派“一反掌间”，把“六君子”连同他们的整个计划，全都送上了菜市口。既然如此，想把“欧美之新文明”“移植”于中国的志士仁人，除了走上革命的道路，用暴力“破坏”主要由顽固派掌握的政权，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孙中山原来不也曾上书李鸿章，希望这位“中堂”能够在中国引进“欧美之新文明”，而是戊戌六君子的血教育了他，才使他下决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吗？
历史的车轮，在中国大地上迅猛前进。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被开放的潮流“带”上或者“逼”上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道路。这是一条艰难的、曲折的、有时颇容易使人迷失方向的道路。康有为在这条路上大显过身手。他在戊戌前的言论，影响了举国上下整整一代人。但是，“民者，冥也”（《意大利游记·斐苏斐士火山》）的思想害了他，“为帝王师”的思想害了他，使他在戊戌后选择了错误的方向。他仍然以西学老前辈自诩，但他只准人向西方学一点“物质”文明，学一点“民权”初步，不准人学习“平等自由”的学说，尤其不准人学习革命的道理。在这些方面，他变成了向西方学习的反对者。这一点，在《法兰西游记》中看得格外清楚。他想拉转历史的车轮，改走君主立宪的道路；结果却是历史的车轮把他推倒，“康有为的时代”很快就过去了。
1905年以后，康有为继续游历欧美各国，其纪游诗，时有佳作，但思想越来越反动，谈不到任何积极的影响了。后来他反对辛亥革命，参与张勋复辟，“觐见”废帝溥仪，一直是“拉车屁股向后”了。他最后的论著《共和平议》序云：
吾两年居美、墨、加，七游法；吾居瑞士，一游葡，八游英，频游意、比、丹、那，久居瑞典。十六年于外，无所事事；考政治，乃吾专业也。于世所谓共和，于中国宜否，思之烂熟矣！
当共和制度已经在中国建立起上十年之后，康有为却还要大家来考虑“共和于中国宜否”的问题，所得到的反应当然只有寂寞，于是他就在寂寞中“呜呼哀哉，尚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