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情形大异于法
吾以法国封建情状，推之吾中国，无可比焉。当黄帝尧舜禹时，凡分万国；至汤三千国；及周武时千八百国。此皆如今土司，重税淫刑，当亦不可闻问；然未有大于吾四川一省，而封建十万国者。以禹会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计之，禹贡九州五倍于法国，则法封建五十倍于禹时，百六十倍于汤时。至周则通道于九夷百蛮，疆域益大，不止五倍于法境；法之封建，三四百倍于周时矣。春秋战国之大国，若晋、楚、齐、秦，则与全法等，益不类矣。即计春秋初年二百馀国，春秋之末数十国，法之封建，殆千馀倍于春秋时焉。然孔子生春秋时，已深恶封建之害民，日讥而去之。盖凡有封建，即有公卿士大夫千百数，皆食民而役民者也。虽以文王之号称仁圣，然灵台灵囿之筑，已取于民力，而不给工金。其他封君之淫用其民，视为固然，不待言矣。故筑城筑台，役兵争战，无国无岁不为之。故孔子深恶而力救之，凡有力役、兵役皆讥之；贵卑宫恶服，而戒峻宇雕墙。淫于原野，不得已而定制；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孟子亦频称“不违农时，穀不可胜用”，而讥时君“率兽食人”，言之如此其痛切也。若夫税敛苛重，尤痛言之；凡初税亩、作三军，皆以为大戒。哀公之时十税其二，有若犹令其行彻法，十税其一。当时民有井田，皆由官给，孔子犹恶其二十税一，税过重，乃定十一之税，与其徒大呼，而欲改革之。孟子告梁、齐、滕诸君，开口即言什一法，尤夥详矣，
饥荒
法民之可悯可怜
中国情形大异于法
汉既一统，听民买卖其田，乃行三十税一之法，然民犹有徭役任兵之苦。魏、周、隋、唐，复行口分授田之法，每夫授田五十亩，而分租、庸、调以征之。及中葉授田之制不行，杨炎行两税法，亦仍三十税一之制。其後世有仁主，代有减租。以元代混一宋金，而天下钱粮仅二百万两。明万历时，尚不过三百五十六万两，然尚地丁分征。是时吾邑庞尚鹏为福建巡抚，乃创定“一条鞭”法，将丁役应征之庸，摊于地税。至国朝康熙三十六年，圣祖乃命全国通行之。于是全国数百年永免丁役，且定制後世不得加税，其群臣有请加税者斩，後嗣帝有加税者不得入太庙。故至今二百年，中国田税不加分毫。自江浙承宋世官田之税，亩有三四钱银以上者，为至重矣。即吾南海之征，并地方官吏一切之折色火耗幾加数倍，然亩尚不过一钱八分耳。若天津等处，有亩仅收铜钱十三者，是仅当各国一仙耳！
孔子之非封建
孟子讥时君率兽食人
汉行三十税一之法
今以日本考之，每田百圆税五圆，地方税不得过五分之二，则每田百圆者收七圆。若吾国如新宁者，每亩价五百圆以上；照日本税，应每亩三十五圆矣。而今新宁税尚不及一毫八，是尚不及日本税二十之一也。夫日本之税三十而一，美税二十二而一，英税二十而一，德税十七而一，法税十六而一，意税十五而一，奥税十四而一，西班牙税十三而一，而吾中国税千分而一。盖以薄税而论，即今美国尚远远不及我国，况其他乎。此何以故？盖自孔孟以来，诸儒日讽其省刑罚薄税敛之言，以为至仁之政；而世主亦统计朝庙会同设官养兵之用已足，故听其说而赋税得日以薄也。然所以能若此者，以封建既废，一统一君，宫府之愿欲易给，设官甚少，养兵亦极少，故行极薄之税，而绰绰有馀裕。若圣祖薄税之制，尤为中国数千年所无，亦为地球万国古今所未有。而康雍乾百年间，用兵于准、回、青海、西藏者数四，拓地万馀里，而户部之库，尚常馀七千馀万两。此正当法路易十四、十五、十六三朝，我之一统薄敛而民安乐，文学咸兴，与法之封建厚征，而民困苦蠢愚，相去何如也，岂有道里可计，而巧历能算之欤？
田不加赋户不抽丁
中国之税天下最轻
法岂止不能如本朝，又岂止不能如汉、唐、宋、明？以比之吾三代封建之世。凡其封建十百千倍者，其仁暴亦十百千倍；民之苦于苛征暴刑者，亦十百千倍。当春秋之侯国，孔子已深恶其刑敛之苛暴，况之千倍苛暴于春秋时者乎？以唐、宋之征税，比今法税已甚轻；然阳城、道州民咏，杜工部三吏、三别，聂夷中卖新丝新穀之诗，郑侠流民图，其激切已如此。若如法封建制，征罚之繁苛，田税至十分之八，比之鲁哀公之二十而五过之四倍，民更何堪？况又有人头税、所得税、盐税及卖税豪家之纷耶？
观法封建征税之苛重，民敝衣败屋草食、饿莩相望若此，其孰能忍？此平等所由倡，自由之说所以起，革命所由生也。试问中国有之乎？中国既无二十佛郎之人头税，又无十一之所得税，又无夫家十圆之盐税，又无百之十五之侯税，又无百之十四之僧税、国税，又无百之五十二之苛征，而仅千分之一。民生惟有田者纳此区区之税，外此一切营业、筑室、蒸酒皆无税，荡荡然自由。若无田者，即营商千百万金，尚不须纳分毫于国。又无卖税豪家，听其苛重之事。直至咸丰时兵乱，始有征商税千分之一；民所怨苦者，即此千分之一之税而已。而或者昧昧不察本末，乃欲引法之革命自由，以行于中国，以为无病之剖割，其类否乎？其当否乎？
中国因苗旧制，刑虽重，然自汉文帝、隋文帝後，已改去肉刑。法律统一，举国相同，贵贱平等。虽帝者无道误杀，尚畏史书。其馀自亲王宰相，不得妄杀一人，有者科罪。讼事惟知县乃得决狱，佐杂官不许问焉，违者罪之。其知县不平者，可上控于知府；知府不平者，可上控于臬司；臬司不平者，可上控于督抚；仍不平者可上控于都察院，且叩阍焉。虽亲王宰相督抚，皆可控也。又有御史可风闻入告，以达民隐。天子杀罪人，须经秋审三次，必须三宥，不得已然後杀之。近同治後，督抚乃借军兴例杀人。安有以稍大于四川省之地，而有十万侯可操刑杀之权，令民无所诉者乎？
历史上之比较
中国又无其他苛税
夫以法当吾两省之地，吾问官仅二百知县、二十知府及臬道数人耳；近者多设谳局，派候补府州县为谳员，亦不过多数十人；计两省可讯民讼行刑威者，无过三百人。而法则十万侯之下，有无数之刑司、僧正皆操生杀之权；是一法不止三十万之作刑威者，是刑官千倍于吾也。其逞淫威，所不待言。况酷刑至毒，而法律不一，民无适从，惟法官之意。有以詈神小罪，而遭屈首足于车轮之酷刑者。夫以司刑者之多，而法律之无所适，民真无措手足之地矣。中国有司，非无妄施酷刑者，若企笼夹棍之类，固时有闻焉，然非法律所许也。只与私人相毒同科，则无可议也。故中国人苟非与人有讼，可终身不至公庭。只有教俗，乃所浃被，所谓道之以德，齐以礼也。有司之政，有终身不干及者，况于刑乎？即今万国文明，亦无能比，以视十万封建之法，其相去何如哉！
中国刑法较轻较平
法之刑官千倍于吾
若夫一侯出猎，熨足二人；民女将嫁，领主先宿。此野蛮之俗，尤中国有史数千年所未闻。间有豪强夺民妻者，虽在亲王，刑诛无赦。昔徵贝勒以恭亲王议政之尊，身为其子，而以幽禁民妻囚禁。若在督抚卿贰，有娶部民女为妾者，立行革职；以吾所亲见，若陕西巡抚冯誉骥是矣。而安有民女将嫁领主先宿之蛮行若是者哉？地方官有妄杀一人，法皆徒死。夫以吾督抚之尊，国仅二十馀人；守令亦少，仅二千馀人，而不能少肆。若蕞尔之法国，即其国王，亦与吾督抚等耳。而下有十万诸侯，可先宿民女，而行猎杀人，淫用非刑，淫暴压制如此。此平等所以倡，自由之说所以起，革命之乱所由生也。试问中国有此十万诸侯淫暴压制否乎？而或者不察本末，妄欲以法国革命自由之说施之中国，以为无病之呻，其类否乎？其当否乎？
法之大僧数万，贪暴专横，奸淫妇女，占夺民地，无所不至。当其十八纪之时，占法国田地三分之一，皆免税役。而权要之官，乃至中职及兵官将校以上，皆为贵族所充领，平民不得一官半职焉。夫同是国民，而以门族限人，此尤压制不平之事也。贵胄据高，英俊沉下；苗生山上，松屈涧底；不平则鸣，此岂能久忍者乎？
况复蕞尔法国之王，而微赊喇之宫，费至二百兆，别苑二十九，离宫十二，宫人万六，宫马四千，卤簿二千，厩舍御厨各费数百万，猎巡无数，侍从宫禁佞倖十万。岁费无谓之俸数千万。侈泰若此，尤足贾怨。以秦始、隋炀之一统，犹以骄侈之故，以数年之间，大召革命之变，以亡其国。况如法者，众恶兼备，过于秦始、隋炀远甚者乎？此平等所由起，自由之说所由倡，革命之变所由生也！
法国诸侯之淫虐
法以阶级门第限人
王室骄侈若此
夫晋室之贵族清谈，则石勒倚啸；咸阳之宫殿嵯峨，则项羽焚烧。此王衍所以遭排墙之祸，而杨广更先上断头之台也。孟子曰：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师旷曰：天岂使一人肆于民上。故首悬太白之旗，组系轵道之旁，革命之变，乃义所在。汤武豹变，应天顺人。刘邦、李世民应运而兴，除暴拯民，君子所与。此吾国故事，最古而最多，不烦远引之于法国者也。若使吾中国而有十万淫暴之诸侯，占国地三分有一；专横之僧寺，举中国平民不得任权要之职；则鄙人必先奋笔焦唇而倡自由，攘臂荷戈而诛民贼。革命吾国自有之义，岂待译书之入，先卢骚、福禄特尔而力为之矣！然试问中国有此否乎？
国朝礼乐文教，皆述周公、孔子之馀。政治法度，皆循汉、唐、宋、明之旧、八股、弓石之愚民，因乎明制。科举选补之用吏，多属汉人。将镇皆可起徒走而致，公卿皆可从科举而得。尚虑宗室亲王之恃势凌民，至禁不得出京三十里。封爵极少，间以大功得爵，只有禄位而无土地。亦无僧寺之能纵横，虽乾隆之世，帝权最尊，压制最甚，时有焚书禁论之苛忌，而亦多蠲租兴学之仁政。我中国乎，凡法压制之苛害，盖皆无之。我之大革命，盖在秦世；我之享自由，盖自汉时。凡法政之苛暴，大约在我中国三四千年前各土司之世，或间有之。而有书传以来，侯国已大灭，神权不甚迷，已无有如法之十万淫暴侯者矣！
君王暴虐则不能免革命
中国平民皆可致公侯将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