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日为师，以法为鉴
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旗手。他打着奉戴光绪皇帝实行变法的旗帜，想效法日本，自上而下地革旧图新，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康有为的上皇帝书，一脱稿便举国传钞、人人传诵，实际上是一篇又一篇进行广泛宣传鼓动的文章。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二和第五两次上书。第五书更加发扬了康有为大声镗
、震聩发聋的风格，用极其尖锐的言辞，促使光绪皇帝和国人猛醒：
夫自东师辱后，泰西蔑视，以野蛮待我，以愚顽鄙我。昔视我为半教之国者，今等我于非洲黑奴矣！昔憎我为倨傲自尊者，今则侮我为聋瞽蠢冥矣！按其公法、均势、保护诸例，只为文明之国，不为野蛮；且谓剪灭无政教之野蛮，为救民水火。故十年前吾幸得无事者，泰西专以分非洲为事耳。今非洲剖讫，三年来泰西专以分中国为说，……胶警乃其借端，德国固其嚆矢耳！……甚则如土耳其之幽废国主，如高丽之祸及君后；又甚则如安南之尽取其土地人民而存其虚号，波兰之宰割均分而举其国土。马达加斯加以挑水起衅而国灭，安南以争道致命而社墟：蚁穴溃堤，衅不在大。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书中引《尚书·仲虺之诰》“兼弱攻昧，取乱侮亡”之言，列举国内外形势，以说明“吾既自居于弱昧，安能禁人之兼攻？吾既日即于乱亡，安能怨人之取侮？”通篇既体现了康有为对西方情形的了解，更表现了康有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用心。其说云：
欧洲大国，岁入数千万万；练兵数百万，铁船数百艘；新艺新器，岁出数千；新法新书，岁出数万；农工商兵，士皆专学；妇女童孺，人尽知书。而吾岁入七千万，偿款乃二万万，则财弱；练兵、铁舰无一，则兵弱；无新艺新器之出，则艺弱；兵不识字，士不知兵，商无学，农无术，则民智弱；人相偷安，士无侠气，则民心弱。以当东西十馀新造之强邻，其必不能禁其兼者，势也，此仲虺“兼弱”之说可畏也。
大地八十万里，中国有其一；列国五十馀，中国居其一。地球之通自明末，轮路之盛自嘉、道，皆百年前后之新事，四千年未有之变局也。……公卿台谏督抚，皆循资格而致，既已裹足未出外国游历，又以贵倨未近通人讲求，……夜行无烛，瞎马临池，今日大患，莫大于昧，……用是召攻，此仲虺“攻昧”之说可惧也。
自台事后，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即无强敌之逼，揭竿斩木，巳可忧危。况潢池盗弄之馀，彼西人且将借口兴师，为我“定乱”……此仲虺所谓“取乱”者可惧也。
有亡于一举之割裂者，各国之于非洲是也；有亡于屡举之割裂者，俄、德、奥之于波兰是也；有尽夺其政权而一旦亡之者，法之于安南是也；有遍据其海陆形胜之地而渐次亡之者，英之于印度是也。欧洲数强国，默操神算，纵横寰宇，以取各国……公卿士庶，偷生苟活，候为欧洲之奴隶，听其犬羊之刲缚……，此仲虺所谓“侮亡”之说尤可痛也。
……皇上远观晋、宋，近考突厥，上承宗庙，孝事皇太后，即不为天下计，独不计及宋世谢后签名降表、徽钦移徙五国之事耶？
接着，康有为向光绪列陈三策：上策是请光绪象彼得大帝那样痛下决心变更旧法，象明治天皇那样“武步泰西”实行新政；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他痛切地说道：
凡此三策，能行其上，则可以强；能行其中，则犹可以弱；仅行其下，则不至于尽亡。……否则沼吴之祸立见，裂晋之事即来，职诚不忍见煤山前事也！
面对“万寿无疆”的至尊天子，直言他会要亡国，会要落得徽钦二主和崇祯皇帝那样的下场，“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康有为确实表现了足够的勇气。
这封书交到工部，工部大臣害怕闯祸，不敢代奏。“然京师一时传钞，海上刊刻”。见到它的人，“莫不嗟悚”。给事中高燮曾抗疏荐之。光绪对康有为早有印象，此时即拟予召见，但被成例所阻（清朝成例，非四品官不能召见），只好命王大臣传有为到总署问话，并令如有所见及著述，可由总署进呈。于是，这封书才终于到了皇帝的面前。据说光绪览后，肃然动容，指篇中“不忍见煤山前事”等语，语军机大臣曰：“非忠肝义胆、不顾死生之人，安敢以此直言陈于朕前乎？”这时已是戊戌正月，光绪随即命令，自后康有为如有条陈，即日呈递，无许阻格。这使得康有为情绪异常高涨，他便于正月初八日第六次上书，再次吁请光绪效法明治，大举维新，起用新人，实施宪政，按照三权分立的精神改造国家机关，全面推行西法；此外如“广遣亲王大臣游历以通外情，大译西书、游学外国以得新学……皆宜先行者”。书中的警句是：
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今祖宗之地既不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夫使能守祖宗之法，而不能守祖宗之地；与稍变祖宗之法，而能守祖宗之地，孰得孰失，孰重孰轻，殆不待辨矣。
紧接着，康有为又把李提摩太所著《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和自己所编《日本明治变政考》、《法国革命记》等书，陆续送呈光绪阅览。这些介绍西学洋情的书，都有鲜明的政治目的；他是在用事实进行宣传：大清帝国必须以日本为榜样，以法国为鉴戒。在进呈《明治变政考》时，他写道：
彼与我同文，则转译辑其成书，比其译欧美之文，事一而功万矣。彼与我同俗，则考其变政之次第，鉴其行事之得失，去其弊误，取其精华，在一转移间，而欧美之新法，日本之良规，悉发现于我神州矣。
在进呈《法国革命记》时，又写道：
民愚不知公天下之义则已耳；既知之，……安有以一人而能敌亿兆国民者哉？则莫若立行乾断，不待民之请求迫胁，而与民公之，如英之威廉第三后诸主然，明定宪法，君臣各得其分。……而惜路易十六不能审时刚断也，徘徊迟疑，欲与不与，缓以岁月，靳以事权，遂至身死国亡，为天下戮笑，几没其贤也，岂不哀哉？
康有为向西方寻找真理，很少在纯粹学理上花费时间和笔墨，而总是和中国实际政治改革的需要密切结合在一起。他把法国大革命“君后同囚，并上断头之台”，“巴黎百日，而伏尸百廿九万”等情形描写得淋漓尽致，固然是为了敦促光绪皇帝“不待民之请求迫胁，而与民公之”，“明定宪法，君民各得其分”，同时也确实暴露了潜藏在他心里的对人民革命的恐惧。他说：“盖民性可静不可动也，一动之后，若转石于悬岩，不至于趾不止也”。“时势所趋，民风所动，大波翻澜，回易大地，深可畏也”。康有为在戊戌失败后，逐渐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潮流脱离，最后堕落成了保皇主义者和复辟主义者，于此已见其滥觞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