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陆游记》

《新大陆游记》

《新大陆游记·凡例》云：“兹编本游历时随笔所记”。其关于英属加拿大的一部分内容，曾以《海外殖民调查报告书》为题，发表于《新民丛报》。大概原来是打算随写随发表的，“丛稿盈尺”。梁氏“返日本后，以两旬之力重理之”，面目已和原稿颇有不同。

《游记》第一节，首叙四年前蓄志游美不成之经过，提到了“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腊月晦日之夜半，扁舟横渡太平洋”时所作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这首长歌《新大陆游记》并未收录，却可以从《饮冰室文集》中读到。诗中讲自己到新大陆去的目的，是“誓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讲到新大陆被发现以后，数世纪以来，“世界风潮至此忽大变，天地异色神鬼瞠；四大自由塞宙合，奴性销为日月光；悬岩转石欲止不得止，愈竞愈剧愈接愈厉卒使五洲同一堂。”讲到当前世界上的形势是：“物竞天择势必至，不优则劣兮不兴则亡。……尔来环球九万里上一砂一草皆有主，旗鼓相匹强加强；惟馀东西老大帝国一块肉，可取不取毋乃殃。”最后寄托自己的希望：“我有同胞兮四万五千万，岂其束手兮待僵？招国魂兮何方，大风泱泱兮大潮滂滂。吾闻海国民族思想高尚以活泼，吾欲我同胞兮御风以翔，吾欲我同胞兮破浪以飏。”

应该说，此时梁启超的情绪还是饱满的，思想也还是积极的。

但在写了这首长歌后不久，在自澳洲归日本的舟中，他又写了一首题为《举国皆我敌》的诗：

举国皆我敌，吾能勿悲？……众安混浊而我独否兮，是我先与众敌。……积千年旧脑之习惯兮，岂旦暮而可易？先知有责，觉后是任；后者终必觉，但其觉匪今。……眇躯独立世界上，挑战四万万群盲。

一方面“欲我同胞兮御风以翔”，一方面却又把四万万同胞看成是“四万万群盲”，这难道不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吗？正因为梁启超的思想上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所以他才会一面大声疾呼：“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一面又反对“内乱”，说“内乱”是“最不祥物”；一面痛骂专制政权的“数千万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一面又认为在中国实行改革，“一切事舍官莫属”；一面大力宣传“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一面又说“今日民义未讲，则无宁先借君权以转移之”；一面“日与人言西学”，一面又说“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

关于这一点，梁氏本人在给严复的一封信中有很坦率的自白：

启超于学本未尝有所专心肆力，……当其论此事也，每云必此事先办，然后他事可办；及其论彼事也，又云必彼事先办，然后馀事可办。比而观之，固已矛盾，……抚心自问，亦自笑其欺人矣。然总自持其前者椎轮土阶之言，因不复自束，徒纵其笔端之所至，以求振动已冻之脑官，故习焉于自欺而不觉也。

既承认了“自欺”，也承认了“欺人”，承认了自己的论点“固已矛盾”；但梁启超把它归因于“于学本未尝有所专心肆力”和“不复自束，徒纵其笔端之所至”，就未免仍旧在“自欺欺人”了。

梁启超的根本矛盾在于：他重视向西方学习，从西方理论武库里拿来了思想武器；可是他却没有掌握实际政治发展的方向，没有对准中国进步和改造的真正的靶子。他要“挑战”的不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而是“四万万群盲”；这就难怪他只能向皇上“激发天良”，而在心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种“举国皆我敌”的孤臣孽子的感觉了。

在专制蒙昧主义面前，梁启超是“一个革命家的代表”；在四万万人民群众面前，他却变成了一个害怕革命、害怕“内乱”的读书人。正跟明明对一切事情都很热中，偏偏要自号为“饮冰室”一样，梁启超一生都在以折中的态度掩盖思想的矛盾，又以过正的议论来求得态度的折中——这就是本文作者研究梁启超的一点心得。

《新大陆游记》（以下简称《游记》）这本书正好反映了梁启超思想上的深刻矛盾。这是一本精华与糟粕互见的书。所谓精华，是作者仍然在以下三个方面宣传了有积极意义的东西：

（一）宣传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于封建专制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宣传了美国革命独立后短短一百馀年中的突飞猛进，这就等于用事实继续宣传了在中国实行变革的必要性。

美国是一个后来居上的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梁启超第一次从东方来到美国，于美国建国一百馀年来所取得的巨大进步深有所感。《游记》第八节叙述：

纽约当美国独立时，人口不过二万馀（其时美国中一万人以上之都市仅五处耳）。迨十九世纪之中叶，骤进至七十馀万。至今二十世纪之初，更骤进至三百五十馀万，……今欲语其庞大其壮丽其繁盛，则目眩于视察，耳疲于听闻，口吃于演述，手穷于摹写，吾亦不知从何处说起。

《游记》第九节记美国各大公司，资本总额合“上海、香港通用银九十万万元有奇，……其气象之伟大，真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第十节记美国工业进步，“1860年英国所产工业品之金额每人平均九十五元，其年美国所产之工业品之金额每人平均不过五十九元”，而“1900年美国每人平均百七十一元有奇，英国则每人平均百二十元耳”。第十五节记大企业家摩尔根，其所控制之铁路“足以绕地球四周而有馀”，其资本“当中国政府二十年之岁入”。第二十八节记太平洋海底电线告成，有线通信十二分钟即可环绕地球一周，莎士比亚在三百年前的梦想已经成为现实。第三十四节记横贯美洲大陆的“大北铁路”修成后，“数千里之荒原，不十年间，而千数之大村落、百数之大城市弹指涌现，岁岁产七千万石以上之小麦供给世界市场，其馀物产亦称是。至今全世界农业制度最完美之区，惟此为称首。”

梁启超兴致勃勃地介绍了美国的建设成就，他的结论很明确：

成功自是人权贵，创业终由道力强。（第二十七节《独立纪念日》）

主观上不赞成革命、共和的梁启超，客观上却不能不承认革命、共和是“创业”“成功”的根本保证，而为之大唱赞歌，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革命、共和的强大生命力的明证。

（二）继续介绍了资产阶级的一些主义和理论，以及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对当时闭目塞听的国人继续起了启蒙的作用。

八十年前的“新大陆”，对于正在经历戊戌政变后黑暗时期的中国人来说，确实是一个新的世界。《游记》介绍的那里的情况，有许多是足以使人们深思猛省的。

游华盛顿时，作者见到“全都中公家之建筑，最宏敞者为国会（即喀别德儿），次为兵房，次为邮局，最湫隘者为大统领官邸”。“观此，不得不叹羡平民政治质素之风，其所谓平等者真乃实行，而所谓国民公仆者真丝忽不敢自侈也。於戏，倜乎远矣！”

作者在论述美国政治时，着重介绍了美国的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权，并引卢梭、波伦哈克的话，说这种不同于中央集权的政体，是实行民主共和的要素之一。接着又介绍了美国的两党政治，结论是“美国卒以此两者之相竞争相节制相调和，遂以成今日之治。”同时《游记》又愤慨地提到“现时中国政府”（指戊戌政变后的清政府）之“摧锄新党”。一贬一褒，用意十分明显。

《游记》以整整一节叙述了“前世纪与今世纪之交”新出现的一大“怪物”——托辣斯，列举了它的十二利和十弊。作者既看到了托辣斯对于劳动者和小生产者的危害，也指出了企业联合、资本集中对于发展生产的巨大作用，是现代经济的不可避免的趋势。在这里，梁启超的出发点，仍然是要“冲破”阻碍资本主义大生产发展的封建专制制度。

在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等地，作者访问了美国独立战争和建国时期的历史遗迹。他在记述“新世界石”时，歌颂了初到美洲的101位英国人追求自由独立的精神。在游览1775年4月北美民兵和英军交战的古战场时，又作诗云：

生命固所爱，不以易自由。国殇鬼亦雄，奴颜生逾羞。当其奋起时，磊落宁他求。……谓是实天幸，人谋与鬼谋？谓是某英雄，只手回横流？岂识潜势力，乃在丘民丘。

这里仍然强调了人民群众（丘民）的“潜势力”作用。作者和从根本上敌视人民群众的封建顽固派，毕竟是完全不同的。

（三）从一定的角度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弊病。

《游记》对美国的许多方面提出了批评，有一部分批评接触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即使到今天也依然是正确的。

在纽约，梁氏写道：“天下最繁盛者宜莫如纽约，天下最黑暗者殆亦莫如纽约”。他罗列了纽约贫民窟脏乱、死亡率高、犯罪者多、性关系乱等黑暗面，归结到一点：美国的贫富过度悬殊，“譬之有百金于此，四百人分之，一人得七十元；所馀三十元以分诸三百九十九人，每人不能满一角，但七分有奇耳。”

梁氏在研究美国资本主义的同时，还接触了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第十五节称：“余在美洲，社会党员来谒者凡四次，……其来意皆甚殷殷，大率相劝以中国若行改革，必须从社会主义着手云云。”极力鼓吹资本主义的梁启超，当然不可能对社会主义有真正的认识。他以为这些意见“太不达于中国之内情，不能与之深辩”。但是，他并没有把社会主义当成洪水猛兽，而说：“吾所见社会主义党员，其热诚苦心，真有令人起敬者。”“若近来所谓国家社会主义者，其思想日趋于健全，中国可采用者甚多。”

《游记》继续向中国读者介绍了马克思的学说，第十五节说社会主义者“于麦克士（德国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之著书，崇拜之，信奉之，如耶稣教人之崇信新旧约然”。梁氏把社会主义当成一种“迷信”，又说社会主义“以极专制之组织，行极平等之精神，于中国历史之性质，颇有奇异之契合”，这些看法当然只能是错误的。但他意识到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观于纽约之贫民窟，而深叹社会主义之万不可已也”，又不能不使人佩服他毕竟是很有远见的。

上述三方面，可算是《游记》的精华。但是，《游记》也确有一些糟粕：

（一）作者在批判资产阶级民主和共和制的弊病时，没有首先肯定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总的说来要比君主制进步得多这个前提。第二十二节批评美国总统选举不一定能选出优秀人物，说什么：“共和政体，实不如君主立宪者之流弊少而运用灵也。”当然，他讲的君主立宪制，是英国那样的政体，也是资产阶级民主制。但英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怎么能比美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流弊少而运用灵”呢？梁启超纵有生花妙笔，也写不出一个道理来。

（二）作者总是牵强附会地攻击暴力革命，吹嘘英国式的“和平过渡”。第七节云：“以名义论，则加拿大者，君主国之一附庸也；中南美诸国者，则独立之共和民主国也。以实际论，则加拿大人所获之自由、所享之幸福，以视中南美诸国如何？”第四十三节又云：“彼法兰西以革命求自由者也，乃一变而为暴民专制，……彼南美诸国皆以革命求自由者也，而六、七十年来未尝有经四年无暴动者，始终为蛮酋专制政体，求如美国之自由者，更无望也。”其实，当时中南美诸国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制，法兰西共和国内的自由也并不比美国的少。而前面所引梁氏咏民兵战地的诗，恰好证明美国的自由也是美国人民奋起为独立而战所得来的果实。在这里，作者又一次犯了他向严复坦白承认过的那种错误。

（三）《游记》以很大篇幅叙述美国的华人社会，作为史料，弥足珍贵。但在批评自己同胞的缺点时，却颠倒是非因果，不把责任归之于封建统治、帝国主义，而一味谴责群众“愚昧落后”。第四十节列举所谓“中国人性质不及西人者多端”，如“西人行路，身无不直者，头无不昂者；吾中国则一命而伛，再命而偻，三命而俯，相对之下，真自惭形秽”之类。在作者的心中，也许正因为爱之深，所以才恨之切；但叙述的态度显得那样超然、冷静，就难免使人反感。其实，这也不过是《新民说》中发表的理论的“具体化”罢了。

梁启超“自美洲归来后，言论大变，前所深信（按：其实也不怎么深信）之破坏主义与革命的排满主义，至是完全放弃”（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到乙巳（1950）年发表《开明专制论》以后，他就完全站到反对民族民主革命上的立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