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上书
中国人要求变法自强，既是西方国家“带”出来的，也是西方国家“逼”出来的。
正如康有为自己所说的那样：琉球被灭，引起了他对日本的注意；马江战败，促使他“告长吏”译日本之书。但是，更强烈、更大的刺激还在后头：甲午（1894）之役，维新不过二十五年的小日本，居然打败了千年守旧的大中华；马关和约，中国被迫弃朝鲜、割台湾、赔款二万万两，等于国家三年的全部收入。胶州事起，德国强租青岛，瓜分危险更迫在眼前。正是在这种“山河已割国抢攘”的形势下，康有为连续二次、三次、四次、五次上皇帝书，同时创办《万国公报》，组织“强学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他的历次上皇帝书，以及所写《日本明治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考》、《突厥削弱记》、《波兰分灭记》、《法国革命记》、《德国变政考》、《英国变政考》等著作，充分利用对西方政治历史和现状的知识，利用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等西人提供的资料，提出了一个全面学习西方变法图强的纲领。
《戊戌履霜录》是一本彻头彻尾站在守旧立场，百般诋毁戊戌新政和康有为的书。它也承认新政之始萌芽，是由于“日难初平，德衅旋发于胶”，得以使康有为“托名忠爱，鼓煽公卿”的结果。其《康有为构乱始末》一节中写道：
……有为见四方无事，无所逞其阴谋，……益揣摩中外时局……丁酉十月，胶州事闻，有为拊掌喜曰：“外祸亟，吾策行矣。”……抵京不十日，即草疏数千言，求总署代奏……
这就是康有为的“二上皇帝书”，亦即有名的“公车上书”。有为于癸巳年（1893，三十六岁）终于考取举人以后，乙未（1895）年“公车”入都，参加会试。恰好“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各省举人群情激愤。有为立即派梁启超到广东籍举人中发动联名上书，并串联其他各省举人共一千二百馀人在松筠庵开会；自己用一天一夜时间，起草了这封长达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在上面签名的各省举人计六百零三人。夏历四月初八日，有为等投书都察院，请求代奏，实际上是一次集体请愿。都察院借口皇帝已在和约上盖印批准，拒不接受。但松筠庵大会的消息早已传遍全城，初九日美国驻京公使田贝（Charles Denby）向有为索去书稿，全书立刻不胫而走，“刻遍天下”。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所说，光绪皇帝事实上是看到了这封万言书的；“康有为之初承宸眷，实自此始”。
万言书首先尖锐地指出了国家大祸临头，“举人等栎折榱坏，同受倾压。故不避斧钺之诛，甘犯冒越之罪，统筹大局，为我皇上陈之”。接着提出四项请求，即是：“皇上下（罪己）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书中明言：前三项“皆权宜应敌之谋，非立国自强之策”；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度”已经完全腐朽败坏，“凡百积弊，难以遍举……即无外衅，精华已竭，将有他变”；欲谋挽救，只有从根本上弃旧图新，实行变法。“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书中语重心长地说：
方今当数十国之觊觎，值四千年之变局，盛夏已至而不释重裘，病症已变而犹用旧方，未有不暍死而重危者也！
对“四千年之变局”的认识，过去王韬、郭嵩焘、曾纪泽诸人早就有了。尤其是郭嵩焘，已经看到了“政教”为西洋富强之根本，舍本逐末地办一点洋务，搬运一点坚船利炮，引进一点制造工艺，并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但是，他们并没有看到“本朝”的“法度”即政治已经完全腐朽败坏到即使没有“外衅”也难于避免“他变”的程度，更没有也不敢提出从根本上（改）变法（度）的主张，没有也不敢提出把西方国家当作变法的榜样。历史的担子，于是便落到了康有为的肩头。
万言书详细列举了变法的内容：“富国之法有六，曰钱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并一一举泰西为例，如“德之克虏伯、英之黎姆斯，著于海内，皆民厂也——宜纵民为之，并加保护”。
“养民之法，一曰务农，二曰劝工，三曰惠商，四曰恤穷”。又一一举泰西为例，如“鸟粪可以肥培壅，电气可以速长成，沸汤可以暖地脉，玻璃罩可以御寒气，刈禾则一人可兼数百工，播种则一日可以三百亩……”。
为了富国养民，必须改革教育，不能再以八股取士，仍举泰西为例，云：
今地球既辟，轮路四通，外侮交侵，闭关未得，则万国所学，皆宜讲求……尝考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彼自七八岁人皆入学，有不学者，责其父母，故乡塾甚多；其各国读书识字者，百人中，率有七十人；其学塾经费，美国乃至八千万；其大学生徒，英国乃至一万馀；其每岁著书，美国乃至万馀种；其属郡县，各有书藏，英国乃至百馀万册……
万言书接着指出：“教、养之事，皆由国政”；归根结蒂，变法就是要变国政。“中国大病，首在壅塞”，就是政府脱离了人民，政治不顾及民意。康有为拿西洋和中国作比较：
同此兴作（按指上述富国、养民诸法），并为至法，外夷行之而致效，中国行之而益弊者，皆上下隔塞，民情不通所致也。
为了“谋及庶人”，书中建议国家设置“议郎”，“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不论已仕未仕，皆得充选”，“并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于太和门，三占从二，下部施行。所有人员，岁一更换”。——这显然就是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
万言书在最后给皇帝举了两个外国的例子：“近日土耳其为回教大国，不变旧法，遂为六大国割地废君，而柄其政。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能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
“公车上书”，是康有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第一份正式宣言。上书后数日，会试榜发，康有为中了进士，旋授工部主事。他不愿到职，于五月十一日三上皇帝书，“言变法之先后次第”，紧接着又于闰五月初八日第四次上书，正式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是时守旧大臣，已有妒嫉康之心，复阻格不为代奏”。由于同情维新观点的老臣、帝师翁同龢的推荐，光绪帝才非正式地见到康的上书。这个长期被慈禧太后压制、自己颇思有所作为的青年皇帝，开始接受了康有为的观点。
乙未六月，康有为在京师创办《万国公报》（旋改名《中外纪闻》），作为宣传变法的舆论机关。七月，又“开强学会于京师，以为政党嚆矢”，有文廷式、沈曾植、杨锐、袁世凯等数十人参加。这些活动，得到了英、美、日本驻京公使和在华人士的支持，同时也立即受到了守旧势力的打击。到十一月间，强学会就被政府封禁。康氏知事机尚不成熟，遂留梁启超在北京，自己经上海回广州，继续编写《日本变政记》等书。翌年秋，再到香港、澳门，在澳门筹办《知新报》。又明年（丁酉，1897），到广西筹开“圣学会”，撰成《日本书目志》。十一月，胶州事发，遂“万里浮海，再叩阙廷”，第五次上皇帝书，正式揭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
梁启超说得好：“吾国四千馀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我皇上赫然发愤，排群议，冒疑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实自失胶州、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以后始也。”中国人下决心拜西方做老师，是这个老师不断打学生，不断进行侵略的结果。康有为适逢其会，充当了“四千馀年大梦”的唤醒者，“变法自强之策”的创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