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游记》
《欧洲十一国游记》实际上只出版了《意大利游记》和《法兰西游记》两种。我们先介绍《意大利游记》。
康有为于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二月六日从香港出发到槟榔屿，以事小滞，四月十二日再从槟榔屿至锡兰，换船西行，五月二日夜抵达意大利的巴连的诗（布林的西），然后历游奈波里（那不勒斯）、邦渒（庞贝）古城、斐苏斐（维苏威）火山、罗马、佛罗练士（佛罗隆萨）、斐呢士（威尼斯）、美兰（米兰）等地，十四日离意入瑞士境，在意大利停留的时间不到两个星期。
康有为在意大利停的时间不长，看的东西却不少，发的议论尤其多。他的“游记”，实际上是借题发挥，充分运用他过去间接得到和现在直接得到的历史、地理知识，纵论外国尤其是中国的政俗；既继续宣传中国必须有选择地学习西方，在各方面实行变法，同时又着意宣传革命不如立宪的观点，推销他的保皇主张。
《意大利游记》中，有好几段长篇议论，都是精华与糟粕杂陈，真理与谬误互见。如《奥古士多官》一节，叙288年罗马皇帝地克里生裂国为四，导致罗马灭亡，“至今欧洲各国，尚自分裂争战无已”，云：
或谓人道必以竞争，乃能长进；中国之退化危弱，由于一统致然；西欧之政艺日新，由于竞争所致。是则诚然。然欧人经千年黑暗战争之世，苦亦甚矣。今读《五代史》；五十馀年之乱杀，尚为不忍，而忍受千年之黑暗乱争乎？今中国迟于欧洲之治强，亦不过让之先数十年耳。吾国方今大变，即可立取欧人之政艺而自有之。岂可以数十年之弱，而甘受千年之黑暗乎？……（且）中国号有文明，皆进于汉唐宋一统久安之世。即今西欧学艺之长进日新，亦在百年来弥兵息战之时。……竖儒乃不审时势，至欲分中国为十八国，以望竞争之效，……呜乎，其为罗马、印度哉！
肯定保持统一是中国国家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这是康有为正确的一面。认为中国只要下决心“大变”，“即可立取欧人之政艺而自有之”，也还是六次上皇帝书中一贯的观点。但是，离开欧洲各个民族国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机械地将欧洲和中国相提并论，抽象地去比较“分”与“合”究竟哪样好，却是不够科学的。当时有些主张推翻清朝的革命者，的确在宣传南方各省脱离清廷“独立”，宣传十八行省“自治”（这种主张的正确与否是另一问题，兹不具论），康有为的这番话，完全是针对革命派而发的，因此就更加不对了。
在《罗马宫室不如中国秦汉时》一节中，康有为说他以前听说古罗马建筑妙丽，倾仰甚至，“及此游也，亲至罗马而遍观之”，乃知古罗马之建筑，实不如《三辅黄图》和《汉书》所述秦汉盛时。惟其“石渠、剧场之伟大，亦自惊人；然比之万里长城，则又不足道矣”。接着又有一大段议论：
今欧人之文明皆本于罗马，大学皆学罗马之语言文字；不忘其祖，宜盛称之。若以我之文明较之，则渺乎在下矣！而我国人耳食而未尝亲游者，徒惊今日欧美之盛美，而误信其所出之罗马，乃亦同而尊仰之，则大谬矣。甚矣！吾国人今日之不自立，乃忘己而媚外也！故吾国人不可不读中国书，不可不游外国地，以互证而两较之，当不致为人所恐吓，而自退于野蛮也！
“不可不读中国书，不可不游外国地，以互证而两较之”，这确实是向外国学习的正确的态度。康有为不愧为老资格的维新领袖，他承认“今日欧美之盛美”，也承认今日中国之落后。比如在《意大利国民政治》一节中，他说：“意国二十年来，机器之进步亦大矣。同治十年时，其蒸汽力一百三十二万吨；至光绪二十年，已增五倍馀，为五百五十二万吨。此则过于我国者矣，吾国所宜最急务也。”但是他反对妄自菲薄，反对数典忘祖，却表现了一个中国人的尊严和自信，这是和那些“忘己而媚外”的人完全不同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在这里也颇有指桑骂槐的意思；而在《罗马四百馀寺之至精丽者》一节中，则讲得更加露骨。他从欧洲人信仰基督，论及中国应该尊崇孔子，奉孔为教，进而大肆攻击革命派，把革命派骂做少正卯。其言曰：
今欧洲新理，多皆国争之具，其去孔子大道远矣。一二妄人，好持新说，以炫其博；……乃辄敢攻及孔子，以为媚外之倡。……吾昔者视欧美过高，以为可渐至大同；由今按之，则升平尚未至也。孔子于今日，犹为大医王，无有能易之者。……今若有人焉，言伪而辨，学非而博，日以非圣为事，必当正两观之诛，万无可赦者也。
矛头所指，就十分清楚了。
在游罗马元老院旧址后，康有为写了一节《议院之制必发生于西》的文字，企图从地形的不同来说明中西政体的区别。其中有云：
而中国亘古乃无议院政体、民举之司者，国民非不智也，地形实为之也。……欧洲数千年时之有国会者，则以地中海形势使然；以其海港汉沍纷歧，易于据险而分立国之故也。分立，故多小国寡民，而王权不尊，而后民会乃能发生焉。……广土众民，则必君权甚尊；而民权国会，皆无从孕育矣。况我中国之一统，已当黄帝尧舜之时。盖古号九州为中国者，在大江以北太行以南，旷野数千里，地皆平陆，无险可守。故为一统之早之远，在万国之先，……盖不待秦汉以后，万里山河，纯赖帝制；而君权之巩固，已自神农。黄帝来矣。……假令罗马而一统至今，则英伦三岛，亦中国之琼、台耳，滇、黔耳！为罗马之郡县，奉罗马之政法，何从而有国会？何从而与王争？何从而渐进渐精，而成今日之立宪政体乎？……物无两大，有其利者必有其害。中国万里数千年，已享一统之乐利。欧洲列国分立，经黑暗中世，千年战争，惨祸酷矣；乃得产此议院以先强，则有其害亦有其利。然中国苟移植之，则亦让欧人先获百年耳，何伤乎？天道后起者胜也。
“天道后起者胜”，应该说还是一种辩证的、进化的历史观。康有为的思想就是这样的驳杂，方法又是这样的出奇。他的历史眼光是锐利的，往往能够深入奥窍，发人所不能发。但是，他总要使学理的议论服从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常常凭着他所自傲的一条“广长之舌”，随意地“创造”出一些“历史规律”来，明明是牵强附会，却又说得头头是道。照他的“地形政治论”，虽然也承认世界大地必行议院政体，“英得伏流之先，故在大地最先强；欧美得其播种之先，故次强”，这是正确的一面；但又把中国的“君权必尊”，归之于天生之理，既然地形是“无可易”的，那么中国的君主制度也就是“无可易”的，只需要从欧洲把议院制度“移植”过来，就一切都美满了。——这就是他“馈于我四万万同胞”的“神方大药”。
康有为开始向西方寻找真理，远在他作欧洲十一国之游以前。他寻找真理，是因为“欲铸新中国”；但这个“新中国”，不过是他用自己的政治理想“铸”出来的虚幻的影子。在这个“新中国”里，应该有光绪皇帝这样的“尧舜之君”，有孔子（在当今就是康有为）这样的“大医王”、“大教主”。这个“新中国”需要“移植”西方的议院政体，但尤其需要发扬“孔子之大道”（实际上就是康有为自己的“通三统，张三世”等一套理论）。很显然，这和中国人民所追求的新中国是完全不同的。康有为从自己阶级的、个人的政治理想出发，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路上确实跨过大步，确实超过了王韬和郭嵩焘诸人，但是很快又走上了歧途，最后并且走到了与中国人民革命完全对立的地步。
《欧洲十一国游记》第一编《意大利游记》，是康有为已经走上歧途的作品。他想当“大医王”，当“耐苦不死之神农”，去遍游世界，遍尝百草，“审方制药，以馈于我四万万同胞”；其实他的“神方大药”，无非是《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一样的货色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