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尝百草的“神农”
戊戌四月，光绪决定变法，二十三日下诏定国是，宣布嗣后：
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经济变通之才。
这是第一次以中国国家元首名义，正式宣布把学习西方、改行新政定为国策，可以明显地看得出康有为的影响。皇帝于诏定国是后，随即召见康有为于颐和园之仁寿殿，历时至九刻钟，为向来召见臣僚所未有。据《戊戌政变记》记载在召见中——
皇上曰：国事全误于守旧诸臣，朕岂不知？但朕之权不能去之，且盈廷皆是，势难尽去，当奈之何？
康曰：请皇上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摺奏事……彼守旧大臣，既无办事之劳，复无失位之惧，则怨谤自息矣……
上然其言。
可见康有为和光绪也曾经考虑用“赎买”的办法以照顾官僚阶级的既得利益，以求减少改革的阻力和困难。即使是这样温和、妥协性质的改革，也得不到顽固守旧派势力的允许和容忍。在光绪诏定国是、召见康有为的同时，老谋深算的慈禧已经命她的心腹荣禄为北洋大臣，总统三军，把兵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并将翁同龢开缺回籍，切断康有为的“天线”；又示意京官大肆攻击康“居心叵测”，使光绪不得不在重用他时有所顾忌。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只来得及将康有为上书（包括进呈各书）中的各项建议，草成几十道推行新政的上谕，陆续公布。到八月初六日，顽固派便发动了政变，幽光绪皇帝于瀛台，杀谭嗣同等六君子于菜市口，宣布旧法照旧施行，新政全部作废。
康有为没有被杀，是由于光绪的苦心保全。政变前四日，光绪交由林旭带出一道给康有为的密诏（康有为把它叫做“衣带诏”）：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按指前发上谕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特谕。
从“衣带诏”看出，光绪对康有为确有同志的感情和倚重的本意，他确实希望有朝一日，康有为和谭嗣同等人能够成为辅佐自己维新定霸的木户孝允和伊藤博文、玛志尼和加富尔。也许就是这一分“特达之知”，使得谭嗣同怀着“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的心情而慷慨就义；也使得康有为在六君子的血流过以后，还牢牢抱着“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今上的”这句话而不改初心的吧！
接诏后，由于弟弟广仁和梁启超的苦劝，康有为于五日晨出京，六日上午在天津乘英国“重庆号”轮船南下。是日凌晨，奉命逮捕康有为的军队便包围了他在京城的住处，结果只将广仁捕杀。接着便是大搜京津陆海，通电全国缉拿，谓“康有为进丸毒弑大行皇帝，着即行就地正法，钦此。”并谓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命“一体严拿惩办”。
因为英国和日本当时同情中国变法，康有为得英人保护逃往香港，梁启超则避入日本使馆设法东渡，两人都逃出了网罗。但在慈禧太后心目中，这两个“首恶”是非必办不可的，于是连续发布“上谕”，重赏购买两人的头颅。有一道“上谕”是这样宣布的：
……不论何项人等，如有能将康有为、梁启超缉获，送官验明实系该逆犯正身，立即赏银十万两。万一该逆犯等早伏天诛。只须呈验尸身确实无疑，亦即一体给赏。此项银两，并着先行提存上海道库。一面交犯，即一面验明交银，免致展转稽延。
……
于是，他们只能托足海外，过着政治流亡者的生活。
戊戌九月，康有为应日本友人之招往居东国。己亥（1899）二月，由于清廷多次提出交涉，反对让有为留居，日本外务省赠以旅费，劝请离境；遂横海赴加拿大，随即在温哥华华侨中开始组织“保皇会”。九月，康氏还香港；庚子（1900）正月，移居新加坡，领导南洋各地保皇活动；辛丑（1901）复移居槟榔屿；壬寅（1902）迁居印度大吉岭；癸卯（1903）秋再回香港；甲辰（1904）初夏，乘船经印度洋入地中海，作欧洲十一国之游。
从戊戌去国到始游欧洲的六年间，康有为主要是在英国的领地上度过的。他仍然寄希望于光绪皇帝重掌政权，时时刻刻在关心着国内的时局，等待着东山再起的机会。凭良心说，康有为确实是一个热爱祖国的人，是一个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的人；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大大的历史唯心主义者，是一个总是企图以个人意志代替历史规律的主观主义者，是一个把自己看成救世主而把群众看作群盲的自我中心主义者。这六年之中，康有为写了不少的诗，象《闻意（大利）索三门湾以兵轮三艘迫浙江有感》：
凄凉白马市中箫，梦入西湖数六桥；绝好江山谁看取？涛声怒断浙江潮。
表现了他对祖国的一片深情。而在听到义和团蜂起时所写的：
北京蛇豕乱纵横，南海风涛日夜惊；衣带小臣投万里，秋来绝岛听潮声。
则反映了他对群众斗争的恐惧和敌意。在癸卯初夏所作《生民二章》之二：
尧舜君民愿，艰难险阻身。明良思会合，肝胆尚轮囷。欲铸新中国，遥思迈大秦。吾能不拯溺？四万万生民！
虽然仍旧以拯救“四万万生民”的先知先觉自任，决心铸造出一个能够超迈“大秦”即欧洲的新中国，但是把希望完全放在“尧舜”身上，并且认为实现“尧舜之治”是君主和人民一致的愿望，这就站到跟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相对立的立场上去了。
在写《生民二章》的差不多同时，为了和孙中山的革命主张相对抗，康有为发表了他的《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宣传君主立宪制度，反对民族民主革命，遭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严正批判。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康有为开始了他的欧洲十一国之行。他的主要目的是“考政治”，想用欧洲各国的政治历史和现实，来说明“立宪有利进化、革命带来破坏”的道理，进一步和革命派进行论战，以求扩大保皇派的思想影响。《欧洲十一国游记》的序文，为他自己此行大作宣传：
夫中国之圆首方足，以四五万万计，才哲如林而闭处内地；若我之游踪者，殆未有焉。而独生康有为于不先不后之时，不贵不贱之地，巧纵其足迹、目力、心思，使遍大地，岂有所私而得天幸哉？天其或哀中国之病，而思有以药而寿之耶？其将令其揽万国之华实，考其性质色味，别其良楛，察其宜否，制以为方，采以为药，使中国服食之而不误于医耶？则必择一耐苦不死之神农，使之遍尝百草，而后神方大药可成，而沉疴乃可起耶？……
虽然，天既强使之为先觉以任斯民矣；虽不能胜，亦既二十年来昼夜负而戴之矣。万木森森，百果具繁，左捋右撷，大爵横吞，其安能不别良楛、察宜否、审方制药，以馈于我四万万同胞哉？方病之殷，当群医杂沓之时，我国民分甘而同味焉，其可以起死回生、补精益气，以延年增寿乎？
康有为认为自己二十年来“负戴”了“为先觉以任斯民”的责任，是一位“耐苦不死之神农”；说他的欧洲十一国之游是为了“遍尝百草”，寻找能够医治中国沉疴的“神方大药”；认为四万万同胞只要服下他在书中开出的药方，就“可以起死回生、补精益气，以延年增寿”。事实果真如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