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民自任
对于落后的封建中国来说，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社会和文化是进步的。“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毛泽东）在这个意义上，日本的技术、社会和文化也是比较进步的。但是，资本主义国家要剥削落后民族，要侵占和掠夺殖民地，要扩张势力范围，它们的帝国主义政策和沙文主义思想，又是完全反动的。单士厘的可贵之处在于：她不仅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技术、社会和文化的进步性，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国外政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国内政策的反动性，并且以满腔爱国热情，对这种反动进行了口诛笔伐。
从长崎到海参崴的航程中，轮船曾在朝鲜釜山停泊避风。单士厘等上岸游观，见“密树一山，为日民万馀群居地。有驻兵约一大队，有临时宪兵队，有领事，有警察……一望而知为日本之殖民地，且已实行其殖民之政矣！”沦为殖民地的朝鲜的人民处境又如何呢？《癸卯旅行记》云：
朝鲜土人，除运木石重物及极劳极拙之事外，无他业。见土人运木者，横负长五六尺之大木于背，喘步市街，几不知市街尚有他人他物者。……船上佣彼苦力数十辈事搬运，事毕，以舟渡之归。舟小人多，不能容，日本人捽其发捺入舟底……
在海参崴登岸后，入境旅客必须接受世界上最严厉的检查，而“遇东方人尤严，盖无方寸之包不开视，甚至棉卧具亦拆视，一盆栽之花亦掀土验之”。铁道进入中国东北境时，“由俄入华，其关权应在华而不在俄；然今日关权，乃在俄不在华”，中国人在本国领土上仍须接受俄人检查。由满洲里车站经越国界进入俄境时，检查之严又“无异海参崴”。因为钱恂是外交官，单士厘等人得以免受检查。但目睹这些情形，她仍然十分气愤，写道：
中国妇女，笼闭一室，本不知有国。予从日本来，习闻彼妇女每以国民自任，且以为国本巩固，尤关妇女。予亦不禁勃然发爱国心，故于经越国界，不胜慨乎言之。
癸卯年正是日俄战争爆发的前一年，当时中国东北全境都是俄国的势力范围。单士厘记俄国侵占和经营哈尔滨的情形云：
旧哈尔宾，土名香坊，旧为田姓者“烧锅”所在。五年前，俄铁路公司欲占为中心起点，乃逐锅主而有其地。……续见（秦家冈）冈地爽垲，濒江而不患水，尤占形势，于是于冈建都会（即新哈尔宾）。今划入界内者一百三十二方华里，已建石屋三百所，尚兴筑不已，盖将以为东方之彼得堡也。……俄人在哈尔宾“购地”，固以己意划界，不顾土宜；以己意给价，不问产主……
至于俄人在东北的侵略罪行，单士厘写道：“自以海兰泡之杀我男妇老幼三千馀人于一日，为最著称。……辛、壬以来，被杀一二命，见公牍于三交涉局者以百数，不见公牍者不知数；至于毁居室、掠牲畜、夺种植，更‘小事’矣……”就在单士厘等到哈尔滨的前一日，又“有俄兵刃杀一解饷华官之仆于途，并伤二同行人”。而俄人肆虐，又往往有卖国的官吏、土豪为虎作伥。在哈尔滨，就有一个“满洲世职恩祥”：
恩祥恃其世官之焰，本鱼肉一方；自俄人来此，更加一层气焰。每霸占附近民地，以售于俄人，冀获微价。……俄人利用之，故土人畏之，官宦又媚之。
最使单士厘对清政府卖国行为印象深刻的，是宁古塔副都统讷荫“率閤属官员铺商等建”献给“大俄国东海滨省巡抚迟公”的一座“功德碑”。这个迟怯苛夫，于庚子年间率兵侵占中国领土塔城（宁古塔），干尽了坏事。作为塔城地方长官的讷荫，不仅不抵抗侵略，反而以建碑的方式向敌人献媚乞怜。碑文无耻地恭维俄国军队镇压中国人民的“功绩”道：
……公乃统节制之师，琱戈电举；拥貔貅之众，铁骑风驰。竟以八月初旬据塔。……其始则军容甚盛，阚若雷霆；其终则恺泽旁流，沛如雨露。……欣此日干戈已戢，俾环海群登衽席之安；冀将来和睦恒修，幸吾辈共享升平之福也。
读了这座“丰碑”上的“新镌汉文”以后，单士厘愤极而出以冷嘲，曰：“讷荫满洲世仆，其忠顺服从，根于种性。见俄感俄，正其天德，但文字非其所长也！”数日后，车过牡丹江，迤南即宁古塔城。《癸卯旅行记》追述了顺治十一年俄兵犯宁古塔，为中国都统沙尔呼达所败，浙人吴兆骞侍亲荷戈，记宁古塔事颇为详尽这一段历史，无限感慨道：“今亦时异势殊矣！南望增叹。不知撰碑之讷荫，尚在塔城否也？”
在横过西伯利亚大陆时，单士厘清楚地感到，俄国在中亚和远东经营的铁路，正如巨蟹双螯，目的物是我北中国。她在海参崴遇见任中国驻海埠商务委员李兰舟，其人曾在未有铁路之时，“万里长途，三马敝车，冰雪奔驰”，旅行西伯利亚，“较缪君祐孙之仅至伊尔库次克者过之，盖中国一人而已”。李氏告诉钱恂，他曾于乙未岁（1895年）条陈总署，“言俄人志在接路中国地上”，请政府注意利害，及早对策，结果却是“可以无庸置论”，“一语扫空”。关于讷荫建献俄人的石碑，李氏也曾录告北京政府，“引为国民之大辱”，政府也不予置答。
钱恂的另一位旧友李佑轩，此时任哈尔滨俄国铁路公司的高级职员。某日休假，李乘马车入市至饭店进餐，并令车夫就食，“可谓毫无过失”。而擅作威福的俄国警察，“怒车之驻于肆门也，摔车夫殴之”；“李君闻声趋出，向警役用俄语申说”，该警察竟连李也打了一顿。“以铁路公司之高等华员，且善俄语，竟以一车夫就食之故，大受警辱”。
为了处理中俄交涉纠纷，“奉、吉、黑三省各设一交涉局于哈，例以候补道府司之”。这些中国官“惟恐失俄欢，仰达尼尔（俄国总监）鼻息惟恐不谨”。钱恂曾因事到交涉局，见门外用木笼囚禁着好几个荷校（即戴枷）的中国“犯人”，有一俄国车夫正在“用华语毒詈此荷校人，作极村辱语。一中国所谓‘二爷’者出，笑靥向车夫，怒目视荷囚”。钱恂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单士厘，单士厘说：“（此‘二爷’）真不愧为（交涉）局中人矣！”冷冷一句话，充分表现了她对卖国官员的失望和鄙视。
入俄以后，单士厘历述：“俄商之不得自由贸易”，“俄学生之不得自由读书”，西伯利亚大监狱“待遇囚徒之残忍举世无双”，西伯利亚的流放犯人多达五十万；俄国的新闻事业不发达，原因是“政府对报馆禁令苛细”，“执笔者既左顾右忌，无从着笔，阅者又以所载尽无精彩而生厌”；俄国的宗教气氛极浓，原因是专制政府“务欲使人迷信宗教，则一切社会不发达与蒙政治上之压迫损害，悉悉诿于天神之不佑，而不复生行政诉愿、行政改良之思想”。尤其使她感到可笑的是，明明情况不妙，偏要粉饰太平：
譬如水旱偏灾，发帑移粟，乃行政者分内事。而在俄国则必曰：“此朝廷加惠穷黎”，“此朝廷拯念民生”。一若百姓必应受种种损害，稍或不然，便是国政仁厚。此俄之所以异于文明国也！
从接受启蒙、追求进步开始，就必然产生对制造愚昧和不公正的专制政治的不满，产生对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政治的不满。单士厘虽然少谈政治，却能毅然“以国民自任”，在日记中留下了很多颇有政治意义的记载，值得后人仔细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