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新理学

曾国藩思想成熟与活跃的时期是在洋务运动时期（1860-94年），这个时期是晚清社会在“中体西用”思维指导下头一次尝试将两种异质文化进行大规模嫁接实验的时期。当时，一些识时务者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下，开始兴学堂、办兵工厂、造枪炮船舰，他们说服社会大众的理论依据是“求（西方）形下之器，以卫（中国）形上之道”[1]。此种将中西文化判为道器之分的看法，除了暴露出当时士人对于西方文化了解得肤浅，同时更可反映出时人对于中国文化持续存在着的无上优越感。中国之道者何？儒家伦常名教是也。[2]大体上看，由于此期中西文化交涉在一般士大夫心目中，分属道器领域，可谓各行其道，互不干预，从而使得儒家伦理思想仍然是沿着内发的轨道滑行，但是，在此过程中，其中已有一些有识之士努力在利用旧有的思想资源进行新的整合。曾国藩作为“中兴名臣”、文坛领袖、理学名家，可说是这个时期儒家伦理思想变迁的代言人。

曾国藩（1811-1872），湖南湘乡人。进士出身。为军机大臣穆章阿门生，其学术渊源出自桐城派，又从倭仁、唐鉴讲习宋明理学。曾氏推崇桐城派尤其是理学派，并非承袭传统路数，而是有其因时制宜、更化创新之处。这需要将之放诸清代儒学发展脉络中，予以细细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