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后期传统家训衰落的原因

上文提到，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封建社会便走上了日益衰落的穷途末路。除了洋务派为中国传统家训教化带来一股“新风”之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和启蒙学者在批判封建纲常礼教、提倡西学的过程中，将西方的教育思想、家庭观念运用于对子弟家人的教育指导上，也给传统家训以局部的开新。然而，从总体上看，长达三千年之久的家训历史已由清前期的鼎盛逐渐呈现出衰落的趋势；而辛亥革命的爆发，则标志着中国传统家训已近尾声。导致这一发展趋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伴随着封建制度的日薄西山，封建官僚制度的败落，封建大家庭制度逐渐解体，代之而起的小家庭则逐渐增多，这就使得传统家训的规范和约束作用明显削弱。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封建统治者制订的法律中看得很清楚。比如，从《唐律》开始，规定父祖在而擅自分家析产或侵吞同居家庭的财产，要处以不孝罪，给以三年徒刑的严重惩罚。家训、家规中亦然，如《郑氏规范》中规定：“子孙倘私置田业，私积货泉，事迹显然彰著，众得言之家长，家长率众告于祠堂，击鼓声罪而榜于壁，更邀其所与亲朋告语之，所私便即拘纳公堂，有不服者，告官以不孝论。”但这种情况到了清代发生了很大变化。《大清民律草案》第七条中对分家析财仅规定为“父母在，欲别立户籍者，须经父母允许”，并不象以前法律那样明确规定父母若不同意可告官惩治的条文。清末，兄弟乃至父子分财别居已成为普遍现象，儿子赡养父母也带有了更多的功利色彩，亲属间的血缘关系淡化。据道光年间（1821—1850）张澍的《蜀典》记载，四川各州县兄弟分家之后，“其父母分食诸子，按月计日，不肯稍逾期”；兄弟间为争夺遗产，经常“争讼不已”[50]（卷五）。此外，大家庭、大家族的衰落，族人贫富分化悬殊等也使得不少地方宗法关系松驰，宗法伦理的神圣性已风光不再，宗祠、族长在调节族人关系、施行宗族教化中的作用也逐渐削弱。

其二，反封建思潮的兴起及其对封建纲常礼教的抨击，导致传统家训内容及教化方式的变革要求日渐强烈。清朝末期，封建王朝对外投降卖国、对内镇压的面目日益暴露在国人面前，一些放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顺历史潮流而动，对维护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以“三纲”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使得传统家训指导思想的神圣性发生了动摇。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反对封建专制和宋明理学的启蒙思想家就开始了对封建礼教的斗争。鸦片战争后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也对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道德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以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孙中山、章太炎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都一次次地展开了对封建伦理纲常的批判和斗争。这些批判和斗争，将封建纲常礼教之网冲撞得千疮百孔，大大地启发了民众觉悟。譬如，维新运动领袖谭嗣同认为“君为臣纲”的说教是毫无根据、本末倒置的愚民思想，他大声疾呼“冲决伦常之网罗”。维新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康有为更是在其著作《大同书》中公开宣扬“去家界”的思想，主张男女平等，各自独立。资产阶级革命派明确喊出了“家庭革命”的口号，呼吁变革传统家庭制度。这种观念的变革，尤其是随着清王朝的倒台和民国的成立，旧的家庭制度及其家庭管理制度、子女教育方式等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家庭的转型和新式教育的实行，都对家训内容、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尽管这一阶段载于民间家谱中的家训、族规数量还不少，但多数大同小异，基本上是旧内容的重复，象以前那样内容系统、教育与操作相结合的家训名篇已极为鲜见，不少家训的内容主要是关于祖先祭祀、祖宗坟墓的维护、祭田族产的安排等琐事的规定。这样，传统家训从内容到教化方式、方法都跟不上社会的进程，需要改革和发展。(https://www.daowen.com)

其三，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更是动摇了传统家训的根基，旧的家训为新型家训所取代已经成为必然。封建君主制度的灭亡，共和政体的建立，使得纲常礼教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正如当时反封建礼教斗士吴虞在《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说》一文中所说，“专制时代剩下的那些绅士遗老”，“觉得共和时代把他们信仰为天经地义的三纲五伦淘汰成了二纲四伦”。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过程中产生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以继承革命遗志、建立民国为目标的革命家家训，使得以培养忠臣孝子、贞女烈妇、保家全身为主要目的的传统家训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同时，用以维护封建秩序的道德规范体系的瓦解及其教化功能的逐步削弱，也使得旧式家训发展为新型家训具有了客观的依据。